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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文馆开始引进洋教习的时候，更早地雇用了洋员的中国海关，正在被一步步地移到洋员的管理之下。相比于制器、练兵和同文馆、广方言馆延请来的工匠、兵头与教习之各处客位，海关雇用的洋员则从一开始就身在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内，并由此而成了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外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他们也由此而成了非常独特的外国人。由于洋员的管理是一种西式管理，所以曾导致了中国海关制度脱胎换骨的变化。时人论之曰：“及赫德为总税务司，将任用税务司之权归于总税务司，监督不能去取。各口监督又因随时换任，情形不熟，多有将税务事宜专委之于税务司者，因而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27]这些话从海关监督与税务司之间的此消彼长着眼，以雇来的西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坐大为异样，其不能受用是非常明白的。但在同一个过程里，脱胎换骨的变化又筑成了一种富有效率的海关制度，并因之而能够以其增长的关税，年复一年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而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28]比之由文字作表达的非议，用银子计量的洋税化为岁入显然会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西式的海关制度最终融入了晚清国家制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一个一个增设的新关从沿海沿江一路直入，被带到了内地和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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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受雇用的洋人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多。在这个过程里，作为个人的海关洋员会与中国人相互往还于洋务和时务之中，由相识而相熟，其中还会有沿着这种往还更深一层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者。例如，本是浙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后来随左宗棠入闽，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人和船政局里的“监督”。在他之后，还有供职于总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受李鸿章指派入轮船招商局，在两年时间里“协助总、会办处理外务，包括该局的外籍雇员和与该局有联系的洋行”。[29]同海关税务相比，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里的事，都更直接地连结着中国人意中的自强和富强。因此，在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眼里，日意格与马士显然都是可以另眼相看的外国人。然而，就日意格和马士而言，他们之能够与中国人的洋务由远而近地深入其中，却是以海关为源头而一脉衍生过来的。在海关之外，当日还有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受聘作李鸿章的翻译和顾问。[30]从领事馆一步走到北洋大臣的幕府，其间越过的距离无疑比日意格和马士又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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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这些和平地走入了中国事务之中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为中国人所做的示范，咸同之间士大夫笔下被称作“夷智”和“西法”的那种模糊而缺乏确定性的东西，才会一点一点地变得具体，并因其具体而成为可以区分和把握的东西。所以，这些外国人虽然非我族类，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则是被委用者和被器重者，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被中国士人称作“西儒”，器重之外，又多了一层敬重的意思。当这种被委用和被器重移入了疆吏的奏议和朝旨的褒奖之后，便产生了成批拥有中国官衔和顶戴的西洋人。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奏请“将英国人马格里赏给三品顶戴”，说是该兵官“仿造西洋火器”能致远而摧坚，“厥功甚伟”。二年之后，又因其“制造益精”，再请“将三品顶戴马格里赏加道员虚衔”。[31]有此一赏再赏，马格里遂最早地成了由制器一途获得功名的西方人。而同治七年（1868），鄂抚郭伯荫请旨“奖叙”在湖北“教练先锋营及汉阳协营洋枪炮队”的法国人“马定”、“巴尔伯”等“十一员”，分别赏给“参将衔”、“都司衔”、“守备衔”，也是事属同类。他们获得功名是因为“在楚教练辛勤”。[32]至光绪年间奕劻“保奏”同文馆里的洋教习，身任总教习的丁韪良遂以“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而得“三品衔”。[33]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与洋务相关涉的西人多，因洋务得顶戴的西人也多。于是“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总监工达士博著赏加三品衔”、[34]“四品衔英弁葛雷森”、[35]“德国副将哈孙克赖乏”、[36]四品衔“同文馆化学教习毕利干”、[37]“副监督德克碑著赏戴花翎”[38]等等，便成了那个时候常常可以看到的指述和指称。其间还有过“四品花翎德商福克”这样不能归类的名目，由商人而得顶戴，则显然是出自当日中西之间的军火生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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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多次为闽局里的外国人请奖叙的沈葆桢奏论曰：“西人虽惟利是视，然皆以得天朝锡命为荣。”[40]所以，三品衔、四品衔和蓝翎、花翎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左宗棠在一封信里也曾说过同样的意思，而引用的则是真人真事：“布国嗲哩屺前奉恩旨赏给四品蓝翎，奉到行知时，大张贺筵”，而后是一个人的兴奋化为许多人的兴奋，“各国官商均来道贺，计数十席”。[41]自西方人一面而言，能使许多人兴奋的东西总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得到的那些官衔顶戴便成了一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物事，在三品衔、四品衔和蓝翎、花翎的五光十色之间，折射出来的正是彼时中外交往里曾经有过的种种情态和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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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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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西方人因被雇用而与中国的人和事发生了联结，但作为具体的个人，他们之间又常常显得非常不同。沈葆桢作船政大臣之日，已熟知闽局的洋员里“负气凌人”者与“实心实力”者各成一类。[42]后来张荫桓记叙在天津做教习的德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纵酒任性，至于讹赖”，然后以“徒采虚声之无益”为叹。[43]“凌人”、“任性”、“讹赖”当然都不会讨人喜欢。而其中最出格的，要算英国人李泰国。他以总税务司的身份受总理衙门之托到欧洲购买船炮，结果是船炮之外，一同从欧洲带回来的还有不容易调度和节制的“英国总兵阿思本”，以及以他为“总统”的六百余名操船操炮的“弁兵”。其间，李泰国以一己之独断“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皆以李泰国指挥阿思本为要旨。[44]这些不在料想之中的东西造成了一种被奕比作“太阿倒持”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所要的船遂成了当时人笔下的“李泰国霸踞之船”。[45]此事最后由中国一方的破财以“撤退轮船”为了结，而李泰国也因其“狂妄”、“桀骜”、“刁诈”和“野性难驯”而换来中国人意在“驱逐”的“革退”，[46]并就此退出了中外之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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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日与中国人共事的西方人里，李泰国的出格和独断都是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和傲兀自用。他“一味过分地依仗英国公使，动不动就用公使不高兴来吓唬他们（总署官员）。他对他们说，他丝毫也不相信他们，而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毫不置疑地信任他”。[47]他接受了中国的职事和俸禄，但在精神上又始终与中国人的世界相隔窎远而不屑沟通。两者之间的不相榫合，使他最终不能不成了一个失败者。但李泰国之外，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还有过被中国人称作“勤劳懋著”[48]的西方人。以中国文化作背景，则“勤劳懋著”不仅评估了这些洋员的技艺，而且评估了这些洋员的德性。他们不同于李泰国的地方，在于用心和敬业，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人并由此而深度地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中国人的事务之中。同治六年（1867），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为接受中国政府的委用而向美国政府辞职，成了奉旨出使“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49]正是这样一种自愿的卷入。在此后的二年多时间里，他领着使团先到美国、后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北欧诸国和俄国，一路远行，一路演说，用热切而且浪漫的乐观主义对北美和欧洲的听众宣述“这个伟大民族”正在发生的进步，并向整个西方世界呼唤对于中国的“公平合理”。[50]这些描述中国的演说未必都有细节上十足的准确性，但由此表达的热情和善意则是明白可见的。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后者能够消融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远看中国不知不识而造成的偏狭，无疑是一种更难得的东西。在这段历聘欧美的过程里，蒲安臣曾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51]并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奏告里曾总括而谓之“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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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累受重创的经验里，蒲安臣做到了一个使臣不容易做到的事，因此当他最后染肺炎病故于彼得堡之时，朝旨举其“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引为“殊堪悯恻”。[53]虽说帝王的褒扬本来各依程式，但这些话里应当不会没有一点感动。蒲安臣是一个美国人，因此当他“为我国（美国）和文明的利益计”[54]而向美国政府请辞公使之职的时候，其心中用来作判断的价值观念之中，显然地有着一种深远的美国意识和自觉的美国意识。但他又以“遇有各国不平之事”自“必十分出力”[55]立心愿而为中国出使，并以其“不辞劳瘁”表现了一时共睹的诚意和努力。他身在两者之间而以沟通两者为职志和事业，并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合理的世界而执着于以“公平合理”为中西交往的理想。所以，虽然这一场历聘欧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中西之间已有的格局，但作为一个致力于传播沟通的人物，在美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杰出的人；[56]在中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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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蒲安臣比李泰国，则显见得西方文化生成的个人各有面相而品类悬殊，由此反照出来的正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六年后，马格里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由造炮一行改做公使馆里的参赞，也成了从事“中外交涉事务”的外国人。在郭嵩焘的记述里，他是一个常常跟在身后走来走去的人。跟了走说明有用，所以此后三十年里他一直在伦敦做中国使馆的参赞。直到20世纪初年，汪大燮出使英国之日追叙在他之前历任中英交涉之职者，犹以为“英馆数十年来之使者”，大率皆“专靠洋员马格里一人”，并举“马去春病时，尚须派人就马枕边请其口述之，而后能行文”为例，以说明马格里虽是“洋员”，实一身常系馆事之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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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马格里之后，还有美国人麦嘉缔（McCartee，Divie Bethune）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参赞，法国人雷乐石（Rocher，Louis）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馆的参赞，美国人科士达（Foster，John Watson）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谘议，挪威人佘德（Schjǒth，Fredrik）出任中国驻挪威的总领事，以及俄国人柯乐德（Grot，Victor von）和美国人杜德维（Drew，Edward Bangs）分别以参赞和随员的身份随李鸿章出使，[58]等等。这些人大半都不能算作各有声光，但作为身入出使之列的外国人，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他们已不仅是受中国的雇用，而且在做中国的代表。就这个意义而言，相比于技师、工匠、兵头、教习之各以器物和知识为专业范围，他们一定会更直接而且更深入地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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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做了中国政府雇员的西方人相比，法国人毕乃尔自同治初年投效淮军之后，由教练枪炮而管带洋炮营，五年之间以军功自见，次第得花翎、“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和记名总兵。而后“愿隶版图”，不再做法国人而改做中国人，“庶冀世世子孙长为圣朝赤子”。李鸿章奏报朝廷为之请命，历叙毕乃尔“仓猝遇合，投袂从戎”的始末，称其“向慕华风，实出至诚不贰”，力主应其所请，以“坚其毕生效命之忱”。遂使一个来自西国的彼族落籍于安徽合肥而得“归依圣朝”。[59]这种事不会多见，但作为真实的故事，这种事又为当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曾经有过的具体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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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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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人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同时是一种外来人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比之清代早期历史中钦天监里的汤若望和行走于内廷作供奉的郎世宁之畴，这个时候聘来的西人则全不相侔而另成一类。他们在被雇用的同时，又会自觉地用自己的眼界、意见、推理和判断一节一节地影响雇用者，并由此造成一种累积的变化。其中像赫德那样一身掌管中国的海关税务四十多年的人物，便在四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枢府中的大佬和疆吏里的强人相往还，并以种种事关军国的题目作进讲而引出庙堂议论的群鸣和回响。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他曾因此而被称作中国政府“几乎不可或缺的顾问”。[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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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之能够长久地影响当权的中国人，是因为他用独裁的办法管海关税务，具体地因之而醒目地演示了，洋税的年收入总额在他手里由8556476库平两增加到34968046库平两的过程。[61]这些数目字与赫德连在一起，而与这些数目字连在一起的，则是数十年里持久地用洋税来支撑的“边防经费”、“筹备饷需”、“海防经费”、“造船经费”、“军备制造经费”、“各省协饷”、“淮军协饷”，以及“还神机营怡和借款”、“还郑工借款”、“解拨皇室经费”、“解拨内务府经费”、“解拨陵工经费”、“解拨江南织造经费”等等“国用”。[62]在一个财政窘迫的时代里，洋税为朝廷维持了从国防、兵工到内廷与河工的庞大开支，从而为朝廷维持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国家治理。所以，洋税的可靠便非常自然地会在总署的意中转化为赫德的可靠。而后是海关的总税务司与当权的中国人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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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作实录，在赫德的日记里便多见“今日去总理衙门”；“整个下午均在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见到亲王也在该处”；“昨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一点钟时被召去总理衙门”，[63]还有“文祥今日午间叫我去”；“应文祥召往，中午董恂来访”；“宝鋆和徐继畬日前来访”[64]等等，记述的都是与总署里的达官互相对话和一起共事的情节。在这种越走越近的往来里，本以海关税务为职业范围的赫德便常常要越界，用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为中国人办洋务，并因之而广泛地牵动和影响同光两朝的财政、外债、海防、外交、海军、邮政、教育、铁路、币制，以及器械的采购和洋员的引入。当时人谓之“阴持朝议，显绾邦交”，“阴”和“显”说的都是一种由越界而获得的牵动力和影响力。[65]但作为一个出自基督教世界的外来人，为中国人办洋务而致一身广涉多端，牵动八方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缠绕于种种矛盾之中的过程。光绪二年（1876）初，翁同龢在日记里评说十个外国人，而以“威妥吗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66]为总结之辞。虽然其时赫德做的是中国官，但以种族分彼己，在翁同龢心里仍然是和英国公使归为一类的。与恭亲王和文祥之借重赫德比，翁同龢表达的是一种猜度和疑虑。同一年，郭嵩焘奉旨出使，在临行之前的觐见中与西太后作问答，也有一段话专门说到这个题目：“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67]其评说与翁同龢的不谋而合的，都是把赫德等同于英国，并以此猜度和疑虑他在中英之间的损此益彼和心不可测。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是一种容易引发共鸣的推论，所以，前后数十年之间，赫德的主张曾不时地受到身为疆吏的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的排抵。[68]除了是个“彼族”之外，还因为赫德的主张常常以弱枝强干和内重外轻为立场，从而常常想要改变十多年内战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的既成之局。他卷入得太深，所以疆吏大半都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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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德来说，身在中西各立界限之日而由此及彼，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仅是重重扞格里的一面，与之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对映的，还有西方人的不喜欢。六十年代末期的《北华捷报》曾以“非常带有贬意”的用心评论赫德，深信“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一类报章文字代表的是“通商口岸商人们的尖锐批评”。[69]而文字之外还有诉讼，曾使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与英国人交涉争执，至少三次当过英国法庭里的被告和原告。[70]而比这种因商人和商务而起的官司更深一层的扞格，则是“马嘉理案”引发中英外交冲突之际，赫德曾受托协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议约于烟台，而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化作不同的是非之界和激烈的口舌之辨，直接地导致了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之间私人关系的恶化，于是英国公使也不喜欢赫德。[71]而排比年份时序，则威妥玛恼怒赫德之日，也正是郭嵩焘非议赫德之日。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和西方人的不喜欢交集于一人一身，构成了一个外来人为中国办洋务特有的复杂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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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类矛盾犹属被动的和外在的，与之同样真实的，还有发生于为中国办洋务的外来人精神世界里的扞格—这种扞格是内在的，因此常常要自己面对自己。作为英国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总税务司生涯里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身受俸禄”的“中国政府的臣仆”，[72]而且用心于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与中国的公事议论”。这个过程使他能够比同时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国文明，并从中文频频出现而西人普遍憎恶的“体制”一词中读出“国家的尊严“的含义，并常常自我归类为“站在中国一方”。[73]由此形成的精神联系里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当他在同治五年（1866）请假回国之际，日记中写的是：“全部行李装上马车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湿，一时觉得难以再见到（同文馆里的）学生，同他们告别了。”[74]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赫德身上的这一面称作“中国化”。[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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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化”了的赫德又始终维系着一种守护英国利益的自觉。他在为中国政府作“臣仆”的时候，曾自述“我现在执行的，只是1861年英国外交部付托给我的任务”，其要义所归的“使中国强起来足以保卫自己”，[76]正直接地联结着“合作政策”下的英国利益。英国利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因此，身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国人的地域里和事务中，提防“反英”的俄国和法国，[77]提防后起的“德国势力和权益”，以及“为了她（英国）的资本，她的子孙，为了威望，为了稳住自己，防备所有的外来者”。[78]总括而言之，是“我们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很广，目的是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确是改革各地海关管理制度以及改革中国一切生产事业的一个适当的核心组织，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79]然则“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国的利益为尺度。在赫德为中国人办洋务的过程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用来影响和导引中国人的取向。是以李鸿章晚年使俄而赫德引为深忧，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将要在各方面经常跟着俄国走”。[80]与他身上的“中国化”相比，这些显然都是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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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之间，赫德身上的这两面构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中国意识和英国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四十多年之间赫德又在年复一年地带着这两种东西劳劳碌碌，自以为在致力于“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的利益”，[81]并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8），他与翁同龢对话论时局，曾言之苍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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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子五千万磅，除还日本外尚余一千……百磅，中国可办他事，而俄法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失孰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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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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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能行，特尽我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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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里仍然有着对于法国和俄国的排拒。但他总论“四十余年”里自己“极思助中国自强”的往事与心路，则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感染力。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称赫德的翁同龢为之枨触，把这些话都写入当天的日记之中，并特为注明其“语极沉痛”。[82]这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动了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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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流露的苍凉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系的复杂和矛盾，具体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外来人在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的过程里变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还有在同文馆里做了二十五年总教习的丁韪良，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的林乐知（Allen，Young John），既办学又译书的傅兰雅（Fryer，John），以及虽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赈济、编报、办学、游说与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等等。他们同赫德一样，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同赫德一样，大半都有过各自的苍凉、沉痛与复杂、矛盾。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这些人促成了中国的改变，同时其自身也在为中国所改变。因此，他们的个人历史便成了近代中国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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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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