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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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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能行，特尽我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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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里仍然有着对于法国和俄国的排拒。但他总论“四十余年”里自己“极思助中国自强”的往事与心路，则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感染力。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称赫德的翁同龢为之枨触，把这些话都写入当天的日记之中，并特为注明其“语极沉痛”。[82]这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动了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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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流露的苍凉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系的复杂和矛盾，具体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外来人在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的过程里变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还有在同文馆里做了二十五年总教习的丁韪良，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的林乐知（Allen，Young John），既办学又译书的傅兰雅（Fryer，John），以及虽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赈济、编报、办学、游说与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等等。他们同赫德一样，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同赫德一样，大半都有过各自的苍凉、沉痛与复杂、矛盾。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这些人促成了中国的改变，同时其自身也在为中国所改变。因此，他们的个人历史便成了近代中国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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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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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第四页，光绪戊申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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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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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洋务运动》（一），第323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1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总）2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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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国使馆来文》卷34，1857年4月3日（国务院），转引自《美国人在东亚》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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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72卷，阿礼国致史丹雷1868年1月1日之密件。转引自《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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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国人在东亚》，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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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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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人在东亚》，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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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第4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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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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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洋务运动》，五，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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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洋务运动》，三，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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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洋务运动》，一，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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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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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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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洋务运动》，四，第128、141、265、278—279、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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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洋务运动》，五，第68、181、205、208、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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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洋务运动》，三，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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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洋务运动》，三，第446、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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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洋务运动》，三，第464—465、478、482、492、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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