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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陈炽集》，第96页，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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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82页，中华书局1993年。威妥吗即威妥玛，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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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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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洋务运动》，一，第17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论海防》（光绪五年八月十八日）；《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432页，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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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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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56页；《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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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海关密档》，第一卷，第434页，中华书局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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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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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19、322、419—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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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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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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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414页，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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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七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20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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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51、179页分别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90、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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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885年8月26日赫德致英外相信，见《中国海关关于总税务司起源、发展及活动文件集》卷6，第543页。转引自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第1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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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067页，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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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11—212页，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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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082页，中华书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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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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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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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的政府与使节以“协商和合作”为方式同中国人交往的时候，“协商”和“合作”都是以条约为前提的。由西方看中国，其全神贯注皆在于“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有责任履行各项条约”。[1]而由此带来的，正是一个比战争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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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岁末，英法联军之役初息，奕已作奏议专门论说“办理外国事务”[2]—他以这种新立的名词表述了刚刚萌生的外交意识。但作为一种既有的事实，存在于中国人初生的外交意识四周，并已经为初生的外交意识预设了历史起点的，则是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已经留下的一连串条约。它们都与“外国事务”连结在一起，因此“办理外国事务”便不能不从一开始就直面西方人全神贯注的“履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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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中国人初生的外交意识来说，这些既存的条约又是一种榫接起来的桎梏和编连而成的网罩。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精刻的英国人藉“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为由头，从懵懂的中国人手里取得了“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3]一款，之后，是法国、美国以及瑞典、挪威踵而效之，遂使一国之所得同时化为各国之共有成了中外关系里无须论证的法则。薛福成后来说：“西人始来不过一二国，中国不知其牵率而至者，如是其众也。”[4]这显然是一种以后来说从前的扼腕追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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