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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49 这种“通司”、买办和信教的中国人都可以借治外法权而别成一类的局面，说明了西方人已把中国人的一部分划入了自己保护的范围之内。然则，中国的法律不仅管制不了外国人，而且也管制不了全部的中国人。但以“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25]作对照，则西方人在条约名义下的行事和主张显见得是以不受条约束缚为前提的。他们始终在用条约表达和实现单面的意志，就条约的本义而言，单面的意志恰恰是一种悖逆了条约精神的意志，而中国政府本有的司法权却因此而不得不蜷缩，由一种完整的权力变成了不完整的权力，由一种普遍的权力变成了局限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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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51 当治外法权被西人在滥用的时候，由条约规定的子口税也在西方人手里变作可以滥用的东西。与中国商人相比，当日的外国商人“在口岸完纳了固定而又较轻的子口半税后把货品运至目的地，就可以免纳较重的内地税”。[26]这种逼出来的条约特权，时论称为“格外通融之法，体恤洋商，已无微不至”。[27]然而子口税和“内地税”既已形成差额，则对于无须交内地税的外国商人和必须交内地税的中国商人来说，差额都成了物利之所在。而后是子口税单在“日见滥用”中变作“中外商人之间的一项交易品”。同治中叶宁波海关的报告说：“外商每月为几千件棉花请领子口单，每件棉花取费5角，华商尚求之不得，因为他们能够藉以逃避许多地方税课。”同时的上海、福州、九江、宜昌、汉口，中外商人之间都在从事这样的交易。旁观的西人说：“那些靠说谎为生，靠作伪谋利的人们，以货物所有者名义为华商申请子口税单，从而得到一笔小款作为报酬。”但小款之累积自能变成厚利，所以这样的生意才一直做得下去。后来的记述，已是说“彼领事衙门及洋行，转可收费每张四五元不等”，[28]显然是税单越来越值钱了。因此光绪前期英国驻汉口领事报告商务，曾总计说，当地专门以出售子口税单为业的洋行就有六家，以规模而论也算是一种大生意了。[29]而在中国人一面则是，“华商之巧者，不免与洋商狼狈相倚，诪张为幻”，终致“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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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53 在这种以欺诈为生意的过程里，原来被看作“格外通融之法”的子口税经洋人的滥用和操弄而面目全非，已经从数量有限的东西变成了大量制作的东西。当这种买来的子口税单带着大批假洋货绕过了地方税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便应声而落。光绪元年（1875），两江总督刘坤一说：“自有洋票以来，中国奸商，辄借此为护符，厘金已因之减色。”[31]十多年之后，浙江巡抚刘秉璋说：“近岁洋单盛行，商人趋利若鹜”，多用之以“免内地之厘金”，直接造成“常税短绌，无从挽回”。同时的湖广总督卞宝第说：“光绪初年，洋单盛行，富商大贾均愿呈缴子口税银”，近则“小贩亦借洋票避厘趋税”。[32]在原本没有窟窿的地方，洋票挖开了一个窟窿，而后税利不停地在漏掉。若以中外商人之间不相平等的利权为背景以说事理，则被称作“奸商”的中国生意人热衷于借用子口税单，也算是在自谋一种别样的公平。但洋商之倒卖税单，用意不是在公平而是在逐利。而他们在逐利的过程里没有限度地渡让的条约权利，又是一种可以颉颃国家权力的物事。因此，从购买中获得了子口税单的中国人，便能够因其所握有的买来的条约权利而等同于高鼻深目之属，使管地方的国家权力不得不让出一条路来。作为对比，则是刘坤一、刘秉璋、卞宝第虽然身为总督巡抚，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奸商”以及“小贩”用“洋票”侵蚀常税，一面言之痛恶，一面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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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55 子口税产生和存在于对外贸易之中，其终点和止境也在对外贸易之中。产生、存在、终点、止境都是为了把外国人和中国人分开来。但经洋商的刻意滥用与反复滥用之后，这种设定于国内贸易之外的东西已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内贸易，从而进入了中国社会经济过程的里面。而由此形成的“华商之巧者”乐与“洋商狼狈相倚”，以及华商常常“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则不仅写照了西人冲击之下世路里的道德敌不过物利，而且写照了西人借助于条约权利的扩张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主导性。比之漏掉的厘金，西人的主导性内含着更富深度的历史变迁，也因此而更逼人。这是一种由外凿入的主导性，然而，它们一经凿入便会盘结于中国人的社会经济之中而不可剥离，在世人眼中，是“流弊遂不可究诘”。[33]在当日的中国，除了被滥用的子口税，像这种西人凿入中国社会的经济过程而致“流弊遂不可究诘”的事，还有沿海贸易、长江航运等等。这些古老的行业曾经与滨海之区和东南社会的生产和生计久相依连，而当西人的轮船进入了这些古老的行业之后，其犁浪而过的地方，获取条约利益的过程，便成为一种放手“垄断罔利”的过程和留下一地残破的过程。时人说是“胥见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34]，然则“利柄”之所归，说的也是条约权利催化出来的主宰性和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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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5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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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59 由于纸上的条约权利最终都是在一个一个地方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因此，地方官便成为那个时候最直接地面对条约，从而最直接地面对“流弊遂不可究诘”的中国人。他们目睹西人以行使条约权利和滥用条约权利掀动地方，常常要岌岌乎起而回应，然而就地方官的多数而言，他们在面对条约的时候，是既缺乏条约意识，也缺乏条约知识的。咸丰末年，英国人在厦门“执据照会”索地造屋，而福建布政使张集馨归之于“遇事寻衅”一类，并以“夷性犬羊，非情理所能劝谕”为叹。[35]至同治初年，则有“贵阳府知府多文声称，和约文件乃恭亲王愚弄外洋之举”。他以这些话回绝西人执条约以索取利权，但这些话被西人所引述，一路告到总理衙门，又一路牵出重重波澜。在相近的时间里，管北方三口的崇厚也说：“每遇中外交涉案件，该地方官或有意延搁，或含混了事，甚有任意妄断，因小事而激生他事。推原其故，皆因不明条约，且有未经目见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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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61 二千多年里中国的吏治从来不关中外交涉，与彼族之来往本非题中应有之义。然则自多文这样的地方官看去，条约实在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在晚清中国，这种陌生是常态，不仅普通，而且经久。因此，张之洞督两广之日“札司道讲求洋务”，切责司、道、府、县“约章全不究心，成案直未寓目”，以致“引约章则多舛，援成案则多歧”，视为骇异。[37]而十多年之后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其奏议里还要说到这个题目：“特各直省州县，能知条约者无几。前数年山东德国教案，教士持条约求保护，该县怒掷于地，以足踏之，德使臣因而来臣衙门诉说。”[38]若由地方官而及大众，则更多的中国人对条约更陌生。久居中国的赫德在晚年曾说过，“很少有中国人懂得条约为何物，懂得条约威力的人就更少了”[39]，正是熟视之后的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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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63 然而与中国地方官缺乏条约意识的“怒掷”之和“足踏之”相对比并且相对峙的，则是西方使节坚执不移的条约意识。光绪中叶，驻华美国公使田贝（Denby，Charles）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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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65 指引着外国代表的航行图是条约。他只问条约的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如果那些规定对中国造成损害，他是无能为力的。中国必须寻找她自己解决的办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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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67 他不是不知道条约里包含着不合理和不公平，但他并不把这一面列入“航行图”里。于是，不合理和不公平既已化为条约，便成了中国人不得不付出的东西。这些话表达了西方世界共有的立场和主张，因此，这些话也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西方使节坚执不移的条约意识同时又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条约意识。由是，当西方人以其坚执冷酷的条约意识与滥用条约的肆无忌惮相舛杂，同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中国人直面相迎于口岸和内地，而致地方利益与条约利权冲撞纠结的时候，中西之间的矛盾便首先会在地方激化，并且持续地在地方激化。其间，通商、传教、游历都曾引出暴力对抗，对抗的极端则是杀人放火。同治八年（1869），曾有英国人到潮州乡间打鸟，引来小儿聚观嬉笑。由于“彼此言语不通，洋人疑其有意揶揄，因而生怒”。作为洋人之怒的呼应，而后“有乡民抛砖掷石者”，导致洋人捉人和乡民夺救，遂演为“互相击斗，乡人伤毙十名，重伤十余名，洋人受伤四名”。以死伤的人数作对比，当日乡民显然已是吃了大亏的一方，然而用其意中的条约利权作“航行图”，则英国的“领事官”和“带兵官”还意犹未足。九天之后，又有“水师提督统带兵船多只，水陆各兵六百余名”拥入同一个地方，“开炮放枪，四面攻击”，实施了一场军队对付平民的屠戮。当其终了的时候，已“杀毙乡人六十五人”，“因伤续毙四名”，而且“烧毁民房四百四十五间”，并“掳获男妇及受伤者甚多”。[41]在这种“开枪放炮”血火交映的过程中，英国人用血与火残酷地向中国人灌输了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而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中国人则因“抛砖掷石”而付出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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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69 但与这种西人的残暴与霸道相对应的另外一头，是身在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之中，中国人挟着一腔怨愤打洋人的事也常常发生。光绪八年（1882），美国公使何天爵（Holcombe，Chester）照会奕，说是“天津苏领事及本馆德翻译”至山东查案，在德州遭“民人”的“欺凌”，以至“一点半钟时内，被人打骂，从城南直到城北”。使他尤为不平的是，被打的美国人“面请州官拿办”，而“该州官仍弗礼貌”。[42]德州的民人显然没有把“苏领事”看成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以追打了一个半小时；德州的州官显然也没有把“苏领事”看成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以“仍弗礼貌”，以不了了之。与此相近似的，还有此后四年重庆民教冲突里的英国领事班德瑞（Bourne，Frederick Samuel Augustus），他所遇到的中国人积忿更深，因此，不仅财产被“捣毁”，而且“轿子被砸烂，人们向他扔石头，要不是知县伸出双臂将他抱住，恐怕已经一命呜呼了”。[43]比起德州的民人来，重庆的老百姓无疑下手要更重一些。这种打领事的场面虽然典型，却不会到处有和经常有。在当日中西之间的公文往来里，多见的大半是武昌士子打洋人致“骨破”、“齿落”，[44]延平民众打洋人致鼻青眼肿[45]一类。而这些地方的地方官则多数不愿立在“遵睦谊”以“礼待洋人”一面，[46]自洋人看去，使成了无动于衷的漠漠然视之。而后是洋人诉于领事，领事禀告公使，公使照会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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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71 作为一种对于西人的群体回应和自发回应，中国的民众和士子由动口到动手虽有各不相同的情节，但在其各不相同的情节深处，则都含结着西人进入各地所造成的震荡和窒抑，以及中西之间的不合理与不公平造成的多难和悲怆。他们都置身于历史的因果之中，又在以各自的方式表现这种历史因果。然而，当中国政府在炮口的逼迫下接受了条约之日，同时是中国政府已经进入了条约之内，而民众和士人表达愤怒的种种情节却始终还在条约的限度之外。因此，中西之间的矛盾虽然激化于地方，而激化了的矛盾经一路呈诉，最终都会成为各国公使用连结起来的条约罩住总理衙门的罗网。赫德曾正告总署，“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兵费，约外加保方止”，并举“中国初次与外国定约，并未以条约为重，不过聊作退敌之策”的旧事，以证明“未知违约之害”。[47]因此，在罗网的后面，是当日深忧的“设令愤愤而去，即兵端所自起”，[48]然则已在罗网之下的中国政府便不能不“以守约为主，以践言为先”。[49]于是，德州、重庆、武昌、延平那一类地方的人物和事端，都要被放到条约尺度的面前作衡量和裁断。其间，西人所痛恨的尤其是不知条约和不怕条约的地方官，并因之而执着地以这些人为对象，一路呈诉，一路嘶咬。而后是发生过中西冲突的地方，地方官总是先被列入西国公使的照会之中，而为他们始终揪住而不肯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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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73 举同光两朝的事实而言之，则先后有过法国公使哥士耆（Kleczkowski，Michel Alexandre Comte）指湖南“衡永道冯昆情性乖张”，以“一人起意酿祸”而成“湖南毒扰之由”；[50]伯洛内（Bellonnet，Claude Henri Marie）指河南“鹿邑县郑令居然拿办在县居住之传教士”，于“天津和约之第十三款显然违背”；[51]指“直隶赵州宁晋县”县令收贿枉法。[52]英国公使阿礼国指浙江萧山知县“开言辱骂”并强迫迁徙“外国人”；[53]指江苏扬州“秀才等唆使匪民肆扰（洋人），地方官不行禁止，明系有意纵容”；[54]指福建“台湾府打鼓地方”地方官“毫无禁戒”，致“匪民等竟将礼拜堂糟踏”。[55]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指江西九江“刘道明系违拗宪令”；[56]法国公使热福哩（Geofroy，Francois Louis Henride）指四川“黔江知县桂衢亨主谋戕教”；[57]英国公使傅磊斯（Fraser，Hugh）指洋人被“群殴”，而武昌“地方官员袖手旁观”；[58]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指福建龙岩州“毁辱洋人”之“揭帖”一时“肆行广布”而“岩龙州牧”视若罔闻，“初未置办”；[59]美国公使何天爵指山东济南教士房屋被拆损，而地方官复“无礼欺辱”；[60]杨约翰（Young，John Russell）指广东大埔“县官”不准境内店主“留寓洋人”，[61]等等，都是在着力于将地方官当作罪人牵到朝廷里受审。其中罗织更广的，则州、县、府、道之外还要攀连总督、巡抚。因此，江西巡抚沈葆桢、贵州巡抚韩超、云贵总督藩铎、贵州巡抚张亮基、署两江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骆秉璋、河南巡抚李鹤年以及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先后都曾被西人看成需要用条约作校正的人物。其中，法国公使伯洛内特别不喜欢李鸿章，指其以排外“误国”，并“有跋扈之势，欲于南方自雄焉”。[62]对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说，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和长久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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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75 在这些被照会所列举的人与事之中，一部分与真相相去不算太远，一部分与真相相去实在太远。然而，时当西国公使以一州一县的中西冲突为起因而不肯放手地苦苦追究条约责任，则管州县的地方官不得不一身为尤愆所丛集，成了无所逃于罗网之间的人。同治初年，湖南的湘潭、衡阳、清泉三个地方的知县已因“不能禁止乌合之众”而同时“摘去顶戴”。[63]稍后又有贵州提督“革职拿问”、贵阳知府革职“永不叙用”，[64]两者都是名籍列入了西国照会的人物。此后，洋人一群一群进入内地的州县，在他们往来游走的过程中和空间里，像这样因条约责任而被朝廷处分的地方官，便随之而分布愈广并且数量更多。其间，四川的酉阳知州、大足知县、永宁知州、绥阳知县、独山知县、黔江知县、巴县知县、川东道；[65]贵州的贵定知县；[66]直隶的天津知府、天津知县、朝阳知县、建昌知县、平泉知州；[67]安徽的建平知县、宣城知县；[68]山东的德州知州、巨野知县、寿张知县、曹州知府、曹济道；[69]云南的浪穹知县；[70]陕西的候补道；[71]江苏的阳湖知县、无锡知县、江阴知县、金匮知县、如皋知县[72]，等等，都曾经因所管地方的洋人受伤害而致“撤任”、“革职”、“摘去顶戴”、“严加议处”、“勒令致休”以及“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风波更大一点的，还要一路远走去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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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77 这些人做朝廷的命官而祸起于远来的洋人，其仕途里的猝然跌仆大半都在寻常的前因后果之外，往往以“未能立时弹压，咎亦难辞”或“未能防范保护，咎无可辞”[73]为来由。而事涉华洋之间，引“未能立时弹压”和“未能防范保护”立尺度来推导是非和致人以罪，则用的显然都是条约里的单面理路。这是一种西方人的理路，但在条约责任的累年穷究之后，已日深一日地印入了庙堂里和官场中，并非常畸态地正在成为中国人的理路。所以，即使像刘秉璋那样以军功起家而位至方面的大吏，一旦卷入漩涡而为西人指名问罪，也会一头栽倒，被上谕指斥为“督率无方，厥咎甚重”，由四川总督而落入“革职，永不叙用”一类，[74]没有一点可以申辩的余地。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撤任、革职、摘去顶戴和严加议处等，都是个人的灾难和痛楚，因此是非常具体的灾难和痛楚。惟其如此，这种不在意料之内的遭遇，又会非常直接而且非常深入地影响与改变当事人和旁观者，使原本不知条约和不怕条约的中国人一遍一遍地“受教”，在自己的灾难与痛楚里以及别人的灾难与痛楚里感知条约，而后懂得了这类东西的极端可怕和不可渺视。所以，光绪元年（1875）曾因马嘉理案闯过祸的云南巡抚岑毓英此后一路蜕变，至光绪九年（1883）署云贵总署之日遇到事涉中外民教的浪穹一案已切知利害，遂能够不俟朝命而用全副精神出手压平民间的骚动，随后以“妥速了事，俾免枝节横生”为宗旨，使大事化小而西人“乐从”，[75]为自己和总理衙门省掉了不少麻烦。以后来比从前，显然是多了一重条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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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79 在这种洋人施教而中国人受教的过程里，是朝廷被西人压出了条约意识，而地方官被朝廷压出了条约意识。是以光绪三年（1877）的一道上谕里曾专门说到，“地方官务将条约详研熟悉，融会贯通，以期深明窽要遇事办理妥协”。[76]从公使勒迫总署到朝廷处分地方官，西方人始终是执条约以范围和究诘中国人的一方，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中国人正视条约的意识与畏惧洋人的意识便成了同时产生并分剥不开的东西。而相比于约章款目以“本极细密”为辨读之苦，[77]由洋人之喜怒揣摩中西之事理似乎更加容易一点。因此，当日的地方官一旦由旧时的不识条约和不怕条约回头转身，则畏惧洋人的意识，又常常会比正视条约的意识更先地显露出来和更多地显露出来。同治初年在贵州做巡抚的张亮基曾经久作疆吏而惯见世路风波，本非惫驽一流，但治黔之日一面困于法国主教无休无止的齮龁，一面困于朝旨“维持大局”的督责，弄得动辄得咎，手足无措，不知章法之所在。而后是一腔伉直化作“投鼠忌器”之小心翼翼，自谓与驻黔的天主教头目“酬酢往来，事事致敬尽礼，凡其请托之件，臣亦未尝不降心以从”。其文字叙述之中尽见身心俱疲。然则“投鼠忌器”正是一种畏惧。而当他不肯甘心久在贵州坐看洋人的脸色，抚黔四年之后奏请“召还京师赏给闲散差使”，朝旨又斥之为“更复成何事体”。[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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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81 对于张亮基来说，这种不知章法之所在的畏惧无疑是与痛苦和无奈连在一起的。而在缺少了这样一层痛苦和无奈的地方官里，畏惧便会非常容易地变成畏葸。同治八年（1869），曾有福建管洋务的盐法道因“曲事洋人，极意卑顺”被弹劾。比较而论，在他那里显然是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和无奈，因此“正月间邀请领事筵宴，传戏至四班之多”，至二月间又“忽请省中教士筵宴”，功夫所在，都是一厢情愿的巴结。而尤其不能为当日士论所容忍的，是“往拜领事，用小字衔名，如部属之见堂官帖式”。[79]其时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员相敌体，本以对等为中西之间的礼数，但畏葸使人糊涂，遂致其不知不觉中已是把外国人当成了上司。这种因“曲事洋人，极意卑顺”而被弹劾的实例，说明了以本源而论，世间的人心和士林之清议不喜欢地方官的畏葸。由此划出来的是一种德性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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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83 然而德性之外，与地方官的“曲事”和“卑顺”更直接地连在一起的，还有一重一重的形格势禁，以及形格势禁之下的祸福之念常常淹没德性之知。时人曾概括其间之层层曲折，而总论之曰：“且夫地方官非畏夷人也，畏督抚之制压耳；督抚亦非畏夷人也，畏通商衙门之诘责耳；通商衙门亦非畏夷人也，恐一旦失和，肇启兵端，而己将蒙首祸之罪耳。”[80]在条约构成的中外关系里，西人的压力已内在地转化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压力。这是一种在累积里日趋固化的东西，从而是一种弹劾所改变不了的东西。因此，弹劾之后还会有不断出现于压力下的曲屈和变形。光绪中叶四川反洋教，成都将军奏报说：“各该地方官将洋人迎入衙署，外虑不逞之徒乘间伺隙，昼夜提防；内慰洋人之心，曲意供给，积受磨折，其情亦不无可悯。”[81]与这种抱畏惧之心徊徨于中西之间的“可悯”相比，则三年后川东道办江北教案已是手法出格而不在“可悯”之列，时论指为“挟私偏执，一意取媚美国领事”。他用“锐意株连”以“见好洋人”而成为中西之间的一面倒，最终把原本不大的事情弄得不可收拾。[82]比之同治年间福建的盐法道，其“曲事”和“卑顺”的程度显然随时势之走向更深了一层。以三十多年之前的地方官为原本，则这样的人都应当是异类。因此，当这样的人物出现和多见于南北的州、县、府、道之中时，他们同时又以自己的存在，具体地写照了三十多年之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节节嬗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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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8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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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87 从不知条约和不怕条约到“曲事洋人”和“见好洋人”，是西方人用他们那个世界里的条约规则来改造中国的结果。这个过程的本质，用英国人戈登的话来说，便是“我们所做的是强加给他们一种生活方式，并强迫他们为这种生活方式付出很高的代价”。[83]在这种“强加”和“强迫”的历史里，条约既是捆绑的绳索，也是牵引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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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89 晚清中国的中外约章肇端于中国在战争中被打败，并且以中国人的不识条约为起点。所以李鸿章后来说，“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朦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84]而同时的奕以总理各国事务为职分，久与西国公使折冲角牴于约章之间，“吃亏”的滋味尤熟知之而备尝之，曾直言其间种种情状“皆非所愿，恨不得一齐斥绝，无奈条约先已订定”。[85]然则中国人的“被其胁迫，兼受蒙蔽”，以及由此激生的“恨不得一起斥绝”都说明，中西之间的约章，是以西方人的利益为利益、西方人的意志为意志、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的。其中的一个实例，是美国在《天津条约》里为本国的商人向中国索取商业赔偿，而直接导致了美国人的商业损失的，则是咸丰六年（1856）英军进攻广州的那场战争。因此，立条约的美国公使列卫廉（Reed，William Bradford）回国之后对商界作演讲，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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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91 我们所要为你们索取的损害赔偿，大部分是出诸最近的事故，是在中国人捍卫他们本国领土时（美国）商馆中的财产损失，而对于这种损失，中国人只有依照英、美公法上那项永远由受害方给付损害赔偿的非基督教原则，才会担负责任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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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93 由一个基督教世界里的外交官承认自己所代表的一方出手便是“非基督教原则”，已明言美国向中国勒取的这些赔偿，既不合上帝的道理，也不合人间的道理。然而不合道理的赔偿能够列入约章，正说明中西之间由议约而立约的苦逼和研磨里，上帝的道理和人间的道理都被已经分出来的强弱踏在了脚下。随后是西方人的准则化作条约的准则，中国人则同时成了“受害”的一方和“担负责任”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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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95 美国人沿着这种“非基督教原则”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典型事实，其间所贯穿的单面制宰，又非常明白地显示了西方世界对待中国共有的和共用的通则。因此，西国的政府和公使以勒迫之心追究中国人的条约责任，便一定会成为一个西方人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是非立法则，来制约中国、摆布中国和改变中国的过程。西方人的利益、西方人的意志与西方人的是非本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和异己的东西，但时当管总署的中国人力竭于“洋人性情执拗，拒之愈坚，则持之愈力”[87]，而管地方的中国人被压得曲屈变形，由不识条约和不怕条约变为“曲事洋人”和“见好洋人”之日，则这种原本外在的东西便已经填入和正在填入中国社会的构架之中，从而是异己的东西已经化为和正在化为内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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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597 而后，西方人从条约中获取的利权，以及这种利权在运用中的扩张遂沛然莫之能御，成了与中国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同时存在并常相扞格的另外一种支配力量。这是一种由外交官来代表，并且由外交官所掌握的力量。与个体的洋人之搅动民间相比，外交官手里的这种力量常常会导致他们在交涉之外还要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干预之不同于交涉，盖在于后者立在中国政府的对面，而前者则立在中国政府的上面。在这个过程里，是领事更恣肆而公使更深鸷。薛福成曾说“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守土官”即管理民政的地方官，以公法引此比彼，实为不可思议。[88]这种不可思议的权力本在外交官的正常职责之外，从而自始便没有对应的章法来管制和约束。因此，西国的领事官多了一重不受管制和约束的权力，大半都有一派汹汹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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