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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25 因此，当日总署与西国公使往还交涉，便常常会见到“坚词拒绝”、[121]“驳回法国照会”[122]以及照会英国公使，责以“竟视条约为具文、置和好于不顾，殊出情理之外”[123]等以条约法则力守中外界限的具体情节。稍后，绾洋务的南北洋大臣和众多疆吏也先后学会了这一套路数，渐知“抱定约章”可以驳阻西人。张之洞总督湖广之日曾奏报，“湖北利川县教堂买地一案，法领事悻悻来见，词气暴横，经臣接引指出，法国条约法文并无准其买地之语，明白揭破，严词驳斥，该领事竟无词以对，气焰立沮，默然而去”。[124]西人持之以诈吓中国多年的东西，一经中国人弄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后，则诈吓不复再能借用条约名义以成其沛然莫禦。由“词气暴横”到“默然而去”，是逼来的西人又被条约法则逼了回去。在这个过程里，中西之间的条约交往，又一路联带地引入了被时人当作“筹边之一助”[125]的《万国公法》。比之一个一个的条约，公法在更高的层次上包纳了更大的范围。中国人接受“万国公法”，是“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尤喜“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126]，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办理“外国事务”，从而都在于引公法为手段。然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董恂为《万国公法》的中译本作序文，则感叹“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127]他所注目而视的，其实已是与公法相对应的那个世界秩序了。这是一种由西方人建立的世界秩序，但中国人引公法为手段，同时是中国人也在进入这种与公法相对应的世界秩序之中。同治三年（1864），曾有“布（路斯）[128]国（公使）坐来兵船，在大沽拦江沙外，将丹（麦）国商船扣留三只”。彼时“布国”与“丹国”为仇，但这种此夷和彼夷之间的事发生在“中国洋面”而且“惊中国地方”，因此，此夷与彼夷之间的事便成了与中国有关系的事和不得不管的事。当时总署与“布国使臣”交涉，即用“外国持论”作理据，以区分“海洋距岸十数里外，凡系枪炮之所不及，即为各国公共之地”与“此次扣（丹国）船处所，乃中国专辖之内洋”的不同，从“万国律例”里引出“我国家定夺”之权，而后责其“任意妄为”和“首先违约”，并“饬令释放”被扣的丹麦船。这件事屡经照会往来相辩驳，最后以“布国使臣”敛手后退为了结；[129]而中国人“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的同时，也由此知道了二千多年来一直被看成混沌一片的浩瀚洋面，已被“万国律例”分成了“公共之地”和“专辖之内洋”。总理衙门既执之以为理据，则此后中国沿海七省所面对的水域便一定会随之而立领海和公海之界，并一定会沿着这种界限深入，从“万国公法”中寻找自己在这个海洋世界里的位置、责任和事权。总署印行《万国公法》之日，奕在奏疏里称之为“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30]，显见得不能算是真心喜欢而又不能不“采”来补苴罅漏。然则像这样的依样而变未必都是自愿的，却不会不是自觉的。后数年李鸿章说，彼族“要求之事，无非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盖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若使内地百姓不能自养，中国财赋不能自理，岂惟非与国和好之义，抑实背‘万国公法’之例”。[131]他在“万国公法”里寻找一种更普遍的法意，用来抵拒西方人的“侵”与“夺”。比之“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的持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段论说把中国人的“利权”和“生计”托付给“万国公法”，是已信公法之理可以与中国的利益对接，从而相信公法能够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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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27 然而，以“万国公法”为轨辙“与众国往来”的过程，同时又是“皆默认诸国往来之通例”的过程。[132]这种“通例”所写照的都是形成于欧西历史之中，并已在向中国移来的那种规则、法度、条理、典制。当中国的利益与公法之理相对接的时候，则中国人已不能不把这些原来陌生的规则、法度、条理、典制与自己接起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而又逐层深入的趋跄与走势。相对于此前总署与“布国使臣”以海权作争持，并因之而引“专辖之内洋”为名目与大沽口的海域相匹配，则此日李鸿章所说的“利权”和“生计”已代表了一个牵涉更广大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与公法之理作对接，显然要用更多的规则、法度、条理、典制来匹配对应，并且循名责实地随这种“原不尽合”的东西而今时不同往昔。之后是古老的中国在抵御侵逼的过程里，一步一步地走入了由这些东西构筑起来的世界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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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29 以“必重条约”对付“必重条约”，并因中西之间的条约交往而自觉地接纳了“万国公法”，反照出与西人直接相折冲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办理“外国事务”中所发生的变化。奕曾概言之曰，“第办外国事，与办中国事不同”。[133]这种“办外国事”的“不同”，使身在局中的人们能够在中国人的秩序与法则之外，又识得了西方人的秩序与法则，并因之而最先从缺乏条约意识和缺乏条约知识的状态里走出来，而后是以条约法则与公法之理为主导的中西交涉一层一层嬗蜕，在由古而今的变化里越来越多地取得了一种近代外交的形态。接受了条约法则和公法之理的中国人，仍然是在为自己这个民族守护边界与利益的中国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同当时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瞋目排拒在精神上相去并不太远。但在近代外交的形态里为自己这个民族守护边界与利益，已是“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34]。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非常明显地处身于另一种不同的观念、逻辑和场景之中，并不能不随这种不同的观念、逻辑和场景一路转移，从一种法理进入另一种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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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31 在这个过程中，“窥知中国情事”的西方人，一面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是非立条约以囿制和范围中国，一面又“协以谋我”，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是非不断打破条约，“与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应，绳之以约而不尽遵”，[135]遂使中国人一面苦于条约，一面苦于不断地打破条约。然而，与西方人交涉于这种既苦于条约，又苦于不断打破条约的困境之中，困境本身便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启蒙，促成中国人从自己的磨难里具体而又切入地领会西洋法系中的“主权”意识。随后，由同治朝而光绪朝，是“自主之权”、“固有之权”、[136]“一国之私权”[137]等等命题先后进入照会和策论，化作立说的谛义。在天朝体制和夷夏之辨分崩离析之后，中国人同世界相交往，不得不由“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的不识条约而变为“坚守条约”。[138]其间与“隐忍”、“含容”、“信义”、“辨论”、“申斥”、“驳回”相表里的，是西方人越来越懂“大清律例”而中国人越来越懂“万国律例”。[139]主权成为自觉的意识正是沿着这个过程而来，并且在这个过程的累积之中形成的。然而，与“隐忍”、“含容”、“信义”、“辨论”、“申斥”、“驳回”之牵萝补屋和就事论事相比，“自主之权”、“固有之权”和“一国之私权”的本色在于拥有旨理和阐述旨理，旨理是一种普遍性，因此它们能够概括和贯通多样性、具体性和个别性，并以“万国”共奉的道理和道义立根本，为久处于被动和退守的中国人构筑起面对西人而足以自立的精神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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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33 于是，在天朝体制分崩离析之后，主权观念所提供的这种旨理，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天朝体制的东西，引此以入中外交涉，便成为“凡有国者自主之权”，即“不应听命他人”和中国自有法度，“非外国所应干预”[140]的不可渡让与不肯渡让。光绪中叶之后，关税权成为一个大题目，正是直接由主权之说衍申出来的，于是，在西方人以单面的道理主张修约之后，又有了中国人以自己的道理主张修约。后来的岁月里，同一种东西又会催生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夷夏之辨支离破碎之后，民族主义的产生，则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夷夏之辨而用以动员社会的力量。由此形成的变迁说明，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西方人在中国用条约连接条约和条约派生条约构成了异样的制度，又以这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和改造了中国。而当古老的中国为条约所牵，一步一步走入西方人主宰的那个世界秩序之中的时候，与中国人的窒迫困苦相表里的，是中国人从西方世界获得的种种旨理又在促成古老中国的新旧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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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35 [1]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00卷，1868年10月12日哈蒙德的备忘录。转引自《中国通与外交部》，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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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37 [2] 《洋务运动》（一），第9页。

1706703638

1706703639 [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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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41 [4]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

1706703642

1706703643 [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1页，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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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45 [6] 《美国人在东亚》，第96—97页。

1706703646

1706703647 [7]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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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49 [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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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51 [9]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76页。

1706703652

1706703653 [10] 《美国人在东亚》，第165页。

1706703654

1706703655 [11] 《美国人在东亚》，第270—271页。

1706703656

1706703657 [1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41页。

1706703658

1706703659 [13] 《美国人在东亚》，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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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61 [14] 《王韬日记》，第112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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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63 [15] 《薛福成选集》，第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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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65 [16] 《美国人在东亚》，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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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67 [17]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15—1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1854—1863）》，第67页。

1706703668

1706703669 [18] 《春冰室野乘》，第17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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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3671 [19] 《美国人在东亚》，第146页。

1706703672

1706703673 [20] 《镜湖自撰年谱》，第64—66页，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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