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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天朝体制分崩离析之后，主权观念所提供的这种旨理，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天朝体制的东西，引此以入中外交涉，便成为“凡有国者自主之权”，即“不应听命他人”和中国自有法度，“非外国所应干预”[140]的不可渡让与不肯渡让。光绪中叶之后，关税权成为一个大题目，正是直接由主权之说衍申出来的，于是，在西方人以单面的道理主张修约之后，又有了中国人以自己的道理主张修约。后来的岁月里，同一种东西又会催生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夷夏之辨支离破碎之后，民族主义的产生，则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夷夏之辨而用以动员社会的力量。由此形成的变迁说明，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西方人在中国用条约连接条约和条约派生条约构成了异样的制度，又以这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和改造了中国。而当古老的中国为条约所牵，一步一步走入西方人主宰的那个世界秩序之中的时候，与中国人的窒迫困苦相表里的，是中国人从西方世界获得的种种旨理又在促成古老中国的新旧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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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00卷，1868年10月12日哈蒙德的备忘录。转引自《中国通与外交部》，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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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洋务运动》（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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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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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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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1页，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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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人在东亚》，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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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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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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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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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国人在东亚》，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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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人在东亚》，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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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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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国人在东亚》，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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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韬日记》，第112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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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薛福成选集》，第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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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国人在东亚》，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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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15—1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1854—1863）》，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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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春冰室野乘》，第17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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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国人在东亚》，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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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镜湖自撰年谱》，第64—66页，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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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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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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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81页，中华书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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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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