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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由暴力催发的“义愤”和“忍痛”大半随中西冲突的具体事件而起落相比,西方人通商化为冲突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的分解和重组,则相伴着万千人长久的生计窒苦。光绪十八年(1892),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自发逆扫平后,地方乂安,而散勇惰民,思欲借端为乱,辄假西人传教为言”煽惑一方,“甚或酿成巨案”。[126]其间被称作“散勇惰民”的人口,在刘坤一的奏报里被称作“游勇会匪”,当日的两江地面里,这些人也在“潜谋构煽”并“焚抢教堂”。[127]在他们之前,川督丁宝桢居长江上游,已说是“嘓匪、会匪、枭匪无处无之,而游勇散练又复时虞勾结。且地方贫民极多,失业之人遍地皆是,名为无事,实则可忧”。[128]张之洞用“散”作指称,刘坤一用“游”作指称,说的都是这些人以流动为常态而不同于地方社会里的编户齐民。而丁宝桢以“勇”、“匪”与“失业之人”并举,则说明了三者可以相互转化,从而说明了“散勇惰民”和“游勇会匪”,其实都是在经济变动中被抛出了生产过程而不能归田和归业的人口。所以,朝旨总归而言之曰:“游手之徒相率附和。”[129]在当日的长江流域,这些人曾一群一群的卷入打洋教。虽说疆吏的奏报多渲染其“抢劫”和“焚烧”,但以财利而计,则教堂终究不是店铺和银库,他们之一再以教堂为目标作“抢劫”和“焚烧”,本在于教堂其实也是一种象征,“掠”和“烧”,深处都会内含着他们在生计失路之后群体渲泄的怨恨。因此,七十年代反洋教的告白里以“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为讨伐之辞,至九十年代,反洋教的告白已直言西人的“海船通商”以“夺小民农桑之生计”[130]为滔天罪恶。其前后的变化是随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外力牵引下的节节变迁而来的。光绪中叶美国公使田贝报告长江流域的教案,曾以“很难找到这类闹事爆发的任何真正原因”为诧异。[131]显见得因生计摧折而造成的困苦,以及由这种困苦发为“散勇”、“会匪”、“惰民”一群一群地打洋教,已经超出了西教中具体的教派、具体的教堂和一个个具体的洋教士。西人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正说明了此中的原因体现了更深一层的普遍性。在19世纪后期中国人反洋教的历史过程里,这是一种后起的趋势,而身在外力的久扼之下,这种趋势又会日趋而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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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期英国人宓克(Michie,Alexander)作《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 in China),曾言之明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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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力强迫中国弛禁基督教,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的国耻相连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痛仍深。[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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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立场反思了基督教借武力入华,又在中国人的创痛里流布的事实。这个过程使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地方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不停地冲撞交缠,于是在晚清中国,传教的历史同时便成了教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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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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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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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8、95、97、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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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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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李思危:《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5—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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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74、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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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李思危:《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6页。这一类事当日甚多,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册,第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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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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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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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第3131—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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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清末教案》第六册,附录四,第707—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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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76—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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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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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吕实强:《扬州教案与天津教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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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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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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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82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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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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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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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2—13、2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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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26页;《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77—7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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