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463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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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1 洋纱和洋布都出自机器生产。而当耕与织的结合因洋纱和洋布的冲击开始脱榫之际，中外通商过程里运来的其他各色机器制造出来的“洋货”，同时又在冲击中国人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从而冲击中国人传统的手工业。就晚清经济的历史嬗蜕而言，这是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五口通商之后的三十年之间，被称作洋货的进口商品曾长久地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大端。两项合计，常占进口洋货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42]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外国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市场都在发生变化，自一面言之，是进口货值的总数由六千七百多万两大幅度地增加到一亿六千二百多万两；自另一面言之，是鸦片与棉制品的比值在这个过程里逐渐降落，而其他工业产品和矿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不断扩张并且迅速扩张，至甲午年间，这些后起的东西已据有洋货总量的一半以上。[43]与之对应的是外来物事的五光十色。其时郑观应在一段文字里曾以“杂货”为总称，枚举其间的各种名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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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3 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伙。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伙。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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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5 这段文字之外，散见于当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记述之中的同一类东西，还有“洋烛”、“洋袜”、“橡皮鞋”、“炼乳”、“手套”、“缝纫机”、“沙拉油”、“瓶盎”、“牛肉精”、“肉汁”、“窗玻璃”、“罐头牛奶”、“陶器”，以及“扶手椅”、“沙发”、“弹簧床”等等。[45]二十年里，这些本来的异样之物正在变成中国社会中的熟见之物。当时人说是“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射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46]这些东西品类杂多，并且还在越来越多之中。而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被替代的中国手工业产品不得不失去了原本属于它们的市场，随后是一个一个制作行业的衰落。光绪中叶，赣抚奏报“近来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江西]糖油各行，诸多亏本歇业”；粤督奏报广东“土产之货”本以“花生油花生枯为大宗”，而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使“榨制”之“消路愈滞”。他们说的都是外国货所到的地方手工业随之而今昔大异。这一类因“洋糖”太盛而致土糖“折阅”的事当日曾广及“东南各省”，而因“洋油”流行造成榨油业难以为继的事则东南之外还遍及西南、中原、华北。此外，“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遂致相关行业“渐歇”；“洋煤洋铁阑入内地”，遂致浙江、湖南、广东、山西、安徽的旧式铁业皆先后“退缩”而“渐就消灭”；还有“洋面盛行”致“土面营业日微”，以及“佛山针行向称大宗”，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等等。[47]在这些衰落的制造行业里，是触目可见的“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48]但当洋货冲击导致了被替代的手工业产品及其行业节节后退，再而衰三而竭之日，不曾被洋货所替代，或不能被洋货完全替代的那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及其行业，则始终立于这种冲击所能直接摧折的范围之外，并因此而可以长期地和洋货一起存在于晚清的经济之中。时人说纸业曰：“国人写字向用毛笔，非此不称挥洒，赖以行销耳。”且“印刷事业发达”之后，“（土产）纸之用度最繁者，首推报纸及包皮纸”。因此四川、安徽、福建、广西、江西等地出产的多种纸品皆能长久远销。[49]在同一个时间里，各邑之“铁器作铺”，则多取“外洋船厂拆下之车盘锅炉”以及“轮车马蹄等废铁”为原料，以“改造家用器物”和“锻制犁锄锹铲”之类而延续旧业。[50]同它们相类似的，还有四川的制扇业，湘西和湖南的爆竹业，山东的粉丝业，武进、琼州和梧州的雨伞业，武进和宁波的锡器业，福州的篦梳业和剪刀业，北京的玉器业，山西的制毛业，天津的制盐业，景德镇的瓷业，江西、浙江、福建、安徽的锡箔业，四川和云南的制盐业，以及各成流派的制墨业、中药业、陶器业、刺绣业，[51]等等，都在洋货之外依然自成其无异于往日的生产和销售。即使是洋糖盛行的日子里，洋糖所不能替代的冰糖和红糖也仍然在继续产出于粤、闽、川、湘之间。[52]时至19世纪后期，中国人既有的种种手工业大半都已历时长远而各成渊源。它们与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民间风俗、地方习惯和历史传统已长久地处在胶连之中和依存之中。由此形成的供和求各有各的范围，显然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洋货可以一时笼罩和一手笼罩的。因此这些行业里的经营者和从业者多半还在旧时模样之中。在洋货造成的市路搅动里，这种旧时模样为冲击下的手工业维持了一种不随冲击而动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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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7 与这种旧时模样不同的，是手工制作中的另一部分行业因中外通商而有过异乎常规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农产品出口相关的加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一则海关报告说：“早年两湖之茶，均由造茶之人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苞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近今数年，皆在栈房雇佣女工入拣”，而后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作工人众”的场面。其中湖北的羊楼峒一地，“山西茶商每年常设立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大都推销于俄国及亚洲市场”。显见得“栈房”里的茶叶多半是要运到外国去的，而由此派生的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两湖之外，这一类“造茶”的“工厂”和“栈房”还集中地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福建，总计而论，至光绪中期大体上常在“三四百家以上”。[53]这些东西都曾牵动彼时的民生，所以连横作《台湾通史》，于此概叙之曰：“厦汕商人之来（台）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54]制茶之外，像这样因农产品出口而茁兴于一时的加工业还有缫丝，以及需要更多技术的织丝。一种历史记述说：“洪杨乱后，丝业出口贸易正盛之时，即湖州蚕桑农村极端繁荣之日。”其间的“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这种由丝成经的过程本因出口贸易而生，[55]“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从这个过程里出来的产品曾“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56]就一个地方而言，已是规模相当可观了。而那个时候与丝业相关的手工制作并不仅止一个地方。按照当日留下的统计数字，同时的绍兴常有织丝和捻丝的“机”与“车”1805台；杭州更多，常有4500台。而在江苏产丝的区域里，则专门“制作捻丝的场所估计共有七万五千个以上”。在四川的成都、嘉定（乐山）、重庆、顺庆，被归入“缫丝”一行的手工业“有二千家以上”。在贵州的遵义、正安，福建的漳州，以及湖北、广东、山东、奉天等等，都曾有过像这样因出口而致生丝加工制作既“畅”又“盛”的事。[57]与之相连的便是以此谋食的万千人口。但茶与丝的加工虽然随对外贸易的增长而增长，而就其来路而言，其实本是旧日里固有和久有的行业。与此不一样的，是19世纪后期的中外贸易还曾催生出种种原先所没有的手工制造行业。当日因猪鬃出口而有猪鬃加工业、因鸡蛋出口而有鸡蛋加工业、因麦杆辫出口而有草辫业、因棉花出口而有轧花业、因“花边一物”为“西国妇女服装”所喜用而有花边业等等，后来皆各自成一行。[58]而作为对外贸易的另一头，自进口一面而言之，则其时因洋布的输入而促长了的汕头、镇江、宁波、烟台、淡水的布匹染色业，正是后来的历史叙述在解说彼时经济变迁的时候常常枚举的实例之一。[59]在晚清中国，与旧日的手工业制作中受洋货排挤而趋于衰落的那部分行业相比，这些因中外通商而茁生茁长的手工业可谓得天独厚者。然而由此产生的依附也使它们不得不随通商之伸缩作伸缩，并一定会因之而成为当日中国手工业中起伏最剧烈的行业。光绪年间的海关报告记述宁波草帽业的出口，常常是这一年“增加了一倍”，另一年便转为“下降”。而后又“突然增加”，再从增加“突然跌到一个很低的数字”。[60]显然是一点也由不得自己。草帽业之外，茶叶和生丝的加工业也同属一类，常在这种颠簸之中而不能得长久的稳定。就这一面而言，与手工业中因洋货冲击而次第归于衰败的经营者和从业者一样，这些随中外通商而茁生茁长的行业，以及它们随中外通商的起伏颠簸，都写照了晚清手工业在外力影响下的同一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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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9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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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1 在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历史过程里，与手工业的变迁同时发生并比手工业的变迁影响和牵连了更多人口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加深和日趋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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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3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经济中原来已有的商品性农产品便前所未有地面对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外市场。其间茶叶一项本自从广州出口西欧北美和陆路出口俄国，是西方人食而知味的东西和非常想要的东西。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出口的茶叶遂因国外市场的牵引而大幅上升，由年均45万担增加到甲午年间的193.9万担，其中最多的一年曾到过241万担。[61]在这种巨量增幅的背后，则是茶叶种植在面积上的一层一层越来越大。光绪间卞宝第总督闽浙，曾总述福建茶业而言其“种植不已”，说是“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苍崖铲为赤壤，清溪汎为黄流”。[62]由于“种植不已”，还常常致“各处之人来开茶山者甚众”。当日建瓯一县，便有“汀州人”、“永春泉州人”和“江西广东人”的由外而入，以及他们营造出来的“茶山遍地，不知凡几矣”。同一种“争相效慕”，在出产红茶的安徽祁门则促成过“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的大规模和大场面。这种“种植不已”的事与对外贸易相连接，在彼时的湘、鄂、赣、粤所在多有。那些没有荒山可辟的地方，例如湖南平江，便多见“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七十年代的一份英国领事报告记述台湾淡水的“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在有些地方甚至拔掉价值较少的蓝靛，改种茶树”。比之平江，犹且过之。[63]数十年之间，出口茶叶在数量上累积地增加了的部分，都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其结果便是茶叶在农产品中所占比重的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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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5 茶叶以次，国外市场要的是生丝，出口增长快的也是生丝。在广州通商制度尚未被英国人用暴力打破之日，生丝输出的年平均数常在9000担上下，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则积久积多之后已经到了83204担。比较而言，后一个数字在前一个数字的九倍以上。[64]而这种不断地在中外通商里进入贸易的生丝，其本身只能产出于种桑养蚕，取茧作丝的过程之中。在小农经济的中国，种桑养蚕都实现于农民的双手劳作，由此所得的蚕茧便是一种农产品。当日江浙久有产丝的历史，同时是农家更多地“向赖蚕桑之利”。自“夷人通商”之后，则生丝盛，蚕桑亦盛。因此苏南和浙北的各种地方志叙述这一段历史里的农事，便比比而见“桑园桑田遂遍境内”，“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桑阴遍野，丝亦渐纯”，“家皆饲蚕，桑独茂”，“湖俗之桑，利厚于农”，等等。[65]生于苏南的王韬曾概括而言之，称蚕桑为“东南生民衣食之源”。[66]比江苏和浙江更有典型意义地表现了农事因通商之牵引而起变化的，是那些原本不谙种桑养蚕的地方也成了“蚕桑之利渐广”的地方。例如安徽滁州“向无蚕事”，江西瑞州“向无蚕桑之利”，至光绪中期，前者已“每年可出茧四千觔”，而后者以蚕茧产生丝，致一年能得“二万金”，一时目为“利源骤增”。这些实例表现了当时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普遍性走向，因此，在同一个时期里，常常可以见到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山东、以及山西、陕西、河南的许多地方在“数万株”、“十数万株”、“数百万株”、“一千数百万株”地栽种桑树，时人叙其事而笔下盛赞之，说是“蚕桑大起”。[67]而就农产品的构成而言，则“蚕桑大起”多数并不用来自给，所以由此折射出来的正是过去未曾有的一种商品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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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7 同样被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还有罂粟。中国人种罂粟，是西方人运入的鸦片作催发和诱导的结果。因此种植罂粟之成为商品性农业，也是在中外通商的牵引下发生的。然而比之茶叶、生丝大半卖给国外市场，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却主要流进了国内市场。中国土产的鸦片随西人运入的鸦片而产生，但在19世纪后期的历史里，是土产的鸦片越来越多，并最终在数量上不断超过和大大超过了运入的外国烟土。至甲午这一年，进口鸦片的货值为3429万两，而中国自产的鸦片市价总值已在8450万两以上，两者之比显然非常悬殊。若计及彼时土烟的价格比洋烟便宜得多，则中国自产的鸦片在实际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还会更大。[68]而与这些数量巨大的烟土相对应的正是种植和产出于农田里的罂粟。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作奏议，追溯外来的鸦片“浸寻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鶑粟，岁益浸广”。[69]他概述了咸同以来罂粟种植在西南和西北的一路蔓延。而丁日昌抚吴之日，其公牍中有《饬宿迁等县严禁栽种罂粟》和《饬砀山严禁栽种罂粟》，都以“该县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为儆戒之词。但利之所在，儆戒并不足以限之，至光绪中叶，长江南岸的丹徒、句容也在“从而效尤”，纷纷然移栽这种植物了，《益闻录》谓之“田亩之间，满目皆是”。此外，浙江的台州、安徽的全椒、“福建沿北半省”，以及山东的“兖、沂、曹、济四属”和河南、东三省的许多地方都因鸦片“利多于禾”而“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70]与这种罂粟种植渐广渐多的过程同时产生并且始终相伴随的，则始终是当时的“有心世道者”视之为“五谷之害”、“农亩之害”和世风人心之害的殷殷深忧。[71]就这一面而言，罂粟之成为商品与茶叶和蚕丝的深度商品化显然是性质各异，不能同归于一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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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9 与这些东西一同产出于那个时候的农田之中的，还有大宗贸易里的棉花。由于中外通商带来了另外一个市场，中国人的农业产品便同时要面对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半个多世纪里，作为商品的棉花曾比其他东西更明显地变化于两个市场之间。19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交，广州一口进口的棉花约在50万担左右。显见得当时中国自给之外的商品性棉花并不够用。而“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商，西人又购我华棉”。[72]则中国人在买入棉花的同时又已在卖出棉花。其间的六十年代前期至中期，中国棉花的出口数量曾一时剧增。但这种一时剧增起于美国内战造成的棉花减产而致世界市场的原棉短缺，因此，当美国内战止息之后，中国输出的棉花遂随之一路下跌，以这种一路下跌的出口与同时的进口棉花作对冲，入超犹在30万担以上。这种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持续了二十年，到八十年代末期，棉花的出口数量才再度上升，由此累积而递增，至甲午年间，这个数目已达到71.2万担。[73]相比于四十年代初始时的中国一方单面进口洋棉，这个数目粗略地描画了五十多年里棉花作为一种商品在数量上增长的大体轮廓。但若计及同一个时期里大量输入的洋纱洋布，并把这些纱和布折合成原棉而核算其应有的市场占有量，则五十多年里棉花作为一种商品，其对应的国内市场始终是不完整的。对于商品性农业来说，这种国内市场的不完整性最终都会转化为数量和规模的限制。因此，在中西通商所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里，棉花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既曾因之而长，也曾为之所抑，其间的复杂，显然远过于茶叶、蚕丝之类。由此旁及，在那个时候与贸易相关的农事里，被当作商品而生产出来的还有烟草、甘蔗、花生、芝麻、蓝靛等等。而这个过程里通商口岸的出现和延伸，已在使商业城市和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同时是商品性农业在区域上的节节扩大又会使能够维持粮食自给的农村人口随之减少。这些变化前所未有，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数十年间粮食生产中提供市场的部分在数量上不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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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1 与欧西相比，发生于晚清中国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加深和日趋加深显然全不相侔。这个过程并不是随国内工业化的产生和发展出现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对外贸易促成的。但当各色出自中国农田的东西进入世界市场之后，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对外贸易又常常会使这个过程在盛衰无常里弄得七颠八倒。从五口通商开始到19世纪七十年代，三十年间中国的茶叶曾经在世界市场无可匹比地独步一时，并因其独步一时而占到中国出口总值的52.7%。[74]在这个数目的背后，应当是大片大片的“茶山”、“茶田”、“茶庄”、“茶圃”。但时至七十年代，先后有印度产红茶，锡兰产红茶，日本产绿茶，当这些禹域之外的茶叶次第进入了世界市场之后，中国的红茶和绿茶，以及中国人生产和销售茶叶的过程都成了被人匹比的东西。而后是曾经独步一时的中国人显得处处经不起比。九十年代初驻汉口的英国领事在报告里说：“印度和锡兰的种茶人，所具备的优于中国种茶人的有利条件，可以列举如下：第一，可资运用的资本较大；第二，有低利借款的便利条件；第三，没有厘金、入市税和出口税；第四，有更好和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第五，具有化学和农业知识；第六，对购买者的嗜好和要求了解得更彻底；第七，有便利的运输工具；第八，大大接近购买的国家；第九，有无数公共工程，旱季便于灌溉，雨季避免淹没；第十，茶园面积庞大；第十一，有优良的机器。”在相近的时间里，驻厦门的英国领事则作报告专门比较十年以来的日本茶业与中国茶业，说是“日本茶税比中国茶税低到一半以上。而且更正确地说，日茶在栽培方面的特别细心，以及在制茶方面乐于采用最新式、最优良的设备，这对日茶贸易发展的作用，甚至比减轻茶税更大”。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人都做不到。[75]印度、锡兰、日本与中国之间在茶叶生产的历史传统、经营方式、制作过程与税收制度上的差异是一种时代差异。但同处于当日的世界市场之中，则这些差异一定会直接地表现为产品的差异，并因之而最终地归结为效率的差异。于是占有优势的印度红茶、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便成了后来居上者。而此长彼消之下，从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红茶的卖出价二十年里下降了12.4%，中国绿茶的卖出价二十年里下降了33.5%。七十年代之前的英国市场曾占据中国红茶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一经印度茶和锡兰茶的大规模进入，中国人的茶叶遂不得不在挤压之下一减再减，不断地从这个市场里退出来。若以年平均数量作前后比较，则时至九十年代，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茶叶在一减再减之后已仅占七十年代初期的36.9%。[76]由于英国人曾是嗜好中国茶叶的知味者和购买中国茶叶的大户，所以英国市场的变化便提供了一种直观可见的典型性，深度地反照了中国茶业在世界市场里的盛衰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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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3 而与这些数字连在一起并随之而盛衰起落的，则是中国人为这个市场栽种起来的那些漫山遍野的茶树。自五口通商以来的三十年之间，这个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一直在化作不断增长的刺激，已使中国茶叶的种植增加了四倍。[77]在后来的二十年里，这些增加了的茶叶便成了不断贬值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举当年茶叶交易里的“价值百两”而“蚀至四十两之多”者为事实说茶业之不振，而后统括说：“闽茶市价，除中等茶品之外，无论他项茶叶，莫不随日递减。”随后是茶市化为险途“贩运者畏缩不敢前来”。[78]光绪十四年（1888）曾国荃奏论皖省茶务，亟言“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致华商连年折阅”，而“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79]这两段文字各自在说福建和安徽，但写照的却正是彼时产茶区域中普遍的困顿而无以复苏。而当茶叶的价格“随日递减”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之后，漫山遍野的茶树就成了数量太多的东西和不能换来衣食的东西了。于是在种茶为业而“屡年折本，倾家荡产”的地方，原本的茶农遂先后穷途折返，不复“以茶为正项生理。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而留下来的茶山则“现今十荒其八”。抛荒之外，还有过往日的“茶圃变为谷田或罂粟园”的事，后来又有“茶业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者。[80]在这些地方，当初被人种下去的茶树显然是很容易地又会被人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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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5 中国茶业之由不得自己地起伏波动，是中国茶业牵结于世界市场的结果。那是一个中国人非常陌生的地方，是一个常常会碰到对手四伏的地方，是一个不可知和不可测的地方。所以，在农产品纷纷随着中外贸易远走的时代里，因由不得自己而常常要受播弄的不会仅仅只有买卖茶叶的人和种植茶叶的人。同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蚕丝与茶叶一样曾藉出口而得长久地“获利甚厚”，但自八十年代之后则时移势易，一变而今时不同往昔。时人撮叙此中之变迁曰：“丝则有意大利、法兰西、日本加意剔选，缫丝极精，已骎骎乎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核之海关总册，销数虽不致大减，而商家岁岁亏耗，人人折阅，几有一蹶不振之势。”这种销数不减而商家亏耗的局面说明了中国的生丝正在越来越不值钱。而作为一种比较，是同治八年（1869）出口“洋丝”仅“只七十三万斤”的日本，至光绪十四年（1880）已“骤增至四百六十八万”。当日本丝成了“商业日隆，利益颇厚”的一方之后，“中国丝业”便成了被“倾挤”的一方。[81]像这样八十年代之后一路走衰的出口农产品还有甘蔗做成的糖。这种东西曾是华南用做对外贸易而进入了欧美市场和澳洲市场的重要商品，但当马尼拉和爪哇生产的蔗糖进入了同一个市场，加上欧洲政府用补贴的办法造成他们那个大陆“甜菜糖的大量生产”，并由大量生产而致“过剩”的时候，中国人的“汕头糖对欧美已经毫无交易”，“台湾糖运往欧美已无利可图”，而“厦门赤糖可能比台湾糖还坏”。[82]与卖不出去的“汕头糖”、“台湾糖”和“厦门糖”连在一起的，则是一直为糖业提供原料的华南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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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7 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深化的地方，商品化了的农产品同时是在用分解的方式改变自然经济和自然经济下的农村社会。然而以茶叶、蚕丝、蔗糖在贸易中由不得自己的盛衰起落为实例，显见得西人为晚清中国带来的中外通商之局里，被牵入了那一条商路里的中国人又常常会在半途中遇到商路不通。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布满了盲目性的过程，一个始终缺失主动的过程，从而是一个内含着失路和痛苦的过程。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与之相伴的，便是农村社会与农业人口的生计在经济变迁里的动荡和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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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9 [1]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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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1 [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7、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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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3 [3]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2—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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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5 [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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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7 [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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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9 [6]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7页，中华书局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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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1 [7] 咸同之前，部分地区已见农户“纺纱买钱”，但数量很少。据估计占棉纱消费总量的10%（参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第268—269页）。就当日的多数和常态而言，可置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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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3 [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9、208、210、214、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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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5 [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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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7 [10]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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