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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3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经济中原来已有的商品性农产品便前所未有地面对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外市场。其间茶叶一项本自从广州出口西欧北美和陆路出口俄国，是西方人食而知味的东西和非常想要的东西。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出口的茶叶遂因国外市场的牵引而大幅上升，由年均45万担增加到甲午年间的193.9万担，其中最多的一年曾到过241万担。[61]在这种巨量增幅的背后，则是茶叶种植在面积上的一层一层越来越大。光绪间卞宝第总督闽浙，曾总述福建茶业而言其“种植不已”，说是“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苍崖铲为赤壤，清溪汎为黄流”。[62]由于“种植不已”，还常常致“各处之人来开茶山者甚众”。当日建瓯一县，便有“汀州人”、“永春泉州人”和“江西广东人”的由外而入，以及他们营造出来的“茶山遍地，不知凡几矣”。同一种“争相效慕”，在出产红茶的安徽祁门则促成过“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的大规模和大场面。这种“种植不已”的事与对外贸易相连接，在彼时的湘、鄂、赣、粤所在多有。那些没有荒山可辟的地方，例如湖南平江，便多见“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七十年代的一份英国领事报告记述台湾淡水的“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在有些地方甚至拔掉价值较少的蓝靛，改种茶树”。比之平江，犹且过之。[63]数十年之间，出口茶叶在数量上累积地增加了的部分，都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其结果便是茶叶在农产品中所占比重的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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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5 茶叶以次，国外市场要的是生丝，出口增长快的也是生丝。在广州通商制度尚未被英国人用暴力打破之日，生丝输出的年平均数常在9000担上下，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则积久积多之后已经到了83204担。比较而言，后一个数字在前一个数字的九倍以上。[64]而这种不断地在中外通商里进入贸易的生丝，其本身只能产出于种桑养蚕，取茧作丝的过程之中。在小农经济的中国，种桑养蚕都实现于农民的双手劳作，由此所得的蚕茧便是一种农产品。当日江浙久有产丝的历史，同时是农家更多地“向赖蚕桑之利”。自“夷人通商”之后，则生丝盛，蚕桑亦盛。因此苏南和浙北的各种地方志叙述这一段历史里的农事，便比比而见“桑园桑田遂遍境内”，“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桑阴遍野，丝亦渐纯”，“家皆饲蚕，桑独茂”，“湖俗之桑，利厚于农”，等等。[65]生于苏南的王韬曾概括而言之，称蚕桑为“东南生民衣食之源”。[66]比江苏和浙江更有典型意义地表现了农事因通商之牵引而起变化的，是那些原本不谙种桑养蚕的地方也成了“蚕桑之利渐广”的地方。例如安徽滁州“向无蚕事”，江西瑞州“向无蚕桑之利”，至光绪中期，前者已“每年可出茧四千觔”，而后者以蚕茧产生丝，致一年能得“二万金”，一时目为“利源骤增”。这些实例表现了当时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普遍性走向，因此，在同一个时期里，常常可以见到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山东、以及山西、陕西、河南的许多地方在“数万株”、“十数万株”、“数百万株”、“一千数百万株”地栽种桑树，时人叙其事而笔下盛赞之，说是“蚕桑大起”。[67]而就农产品的构成而言，则“蚕桑大起”多数并不用来自给，所以由此折射出来的正是过去未曾有的一种商品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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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7 同样被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还有罂粟。中国人种罂粟，是西方人运入的鸦片作催发和诱导的结果。因此种植罂粟之成为商品性农业，也是在中外通商的牵引下发生的。然而比之茶叶、生丝大半卖给国外市场，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却主要流进了国内市场。中国土产的鸦片随西人运入的鸦片而产生，但在19世纪后期的历史里，是土产的鸦片越来越多，并最终在数量上不断超过和大大超过了运入的外国烟土。至甲午这一年，进口鸦片的货值为3429万两，而中国自产的鸦片市价总值已在8450万两以上，两者之比显然非常悬殊。若计及彼时土烟的价格比洋烟便宜得多，则中国自产的鸦片在实际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还会更大。[68]而与这些数量巨大的烟土相对应的正是种植和产出于农田里的罂粟。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作奏议，追溯外来的鸦片“浸寻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鶑粟，岁益浸广”。[69]他概述了咸同以来罂粟种植在西南和西北的一路蔓延。而丁日昌抚吴之日，其公牍中有《饬宿迁等县严禁栽种罂粟》和《饬砀山严禁栽种罂粟》，都以“该县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为儆戒之词。但利之所在，儆戒并不足以限之，至光绪中叶，长江南岸的丹徒、句容也在“从而效尤”，纷纷然移栽这种植物了，《益闻录》谓之“田亩之间，满目皆是”。此外，浙江的台州、安徽的全椒、“福建沿北半省”，以及山东的“兖、沂、曹、济四属”和河南、东三省的许多地方都因鸦片“利多于禾”而“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70]与这种罂粟种植渐广渐多的过程同时产生并且始终相伴随的，则始终是当时的“有心世道者”视之为“五谷之害”、“农亩之害”和世风人心之害的殷殷深忧。[71]就这一面而言，罂粟之成为商品与茶叶和蚕丝的深度商品化显然是性质各异，不能同归于一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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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9 与这些东西一同产出于那个时候的农田之中的，还有大宗贸易里的棉花。由于中外通商带来了另外一个市场，中国人的农业产品便同时要面对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半个多世纪里，作为商品的棉花曾比其他东西更明显地变化于两个市场之间。19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交，广州一口进口的棉花约在50万担左右。显见得当时中国自给之外的商品性棉花并不够用。而“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商，西人又购我华棉”。[72]则中国人在买入棉花的同时又已在卖出棉花。其间的六十年代前期至中期，中国棉花的出口数量曾一时剧增。但这种一时剧增起于美国内战造成的棉花减产而致世界市场的原棉短缺，因此，当美国内战止息之后，中国输出的棉花遂随之一路下跌，以这种一路下跌的出口与同时的进口棉花作对冲，入超犹在30万担以上。这种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持续了二十年，到八十年代末期，棉花的出口数量才再度上升，由此累积而递增，至甲午年间，这个数目已达到71.2万担。[73]相比于四十年代初始时的中国一方单面进口洋棉，这个数目粗略地描画了五十多年里棉花作为一种商品在数量上增长的大体轮廓。但若计及同一个时期里大量输入的洋纱洋布，并把这些纱和布折合成原棉而核算其应有的市场占有量，则五十多年里棉花作为一种商品，其对应的国内市场始终是不完整的。对于商品性农业来说，这种国内市场的不完整性最终都会转化为数量和规模的限制。因此，在中西通商所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里，棉花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既曾因之而长，也曾为之所抑，其间的复杂，显然远过于茶叶、蚕丝之类。由此旁及，在那个时候与贸易相关的农事里，被当作商品而生产出来的还有烟草、甘蔗、花生、芝麻、蓝靛等等。而这个过程里通商口岸的出现和延伸，已在使商业城市和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同时是商品性农业在区域上的节节扩大又会使能够维持粮食自给的农村人口随之减少。这些变化前所未有，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数十年间粮食生产中提供市场的部分在数量上不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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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1 与欧西相比，发生于晚清中国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加深和日趋加深显然全不相侔。这个过程并不是随国内工业化的产生和发展出现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对外贸易促成的。但当各色出自中国农田的东西进入世界市场之后，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对外贸易又常常会使这个过程在盛衰无常里弄得七颠八倒。从五口通商开始到19世纪七十年代，三十年间中国的茶叶曾经在世界市场无可匹比地独步一时，并因其独步一时而占到中国出口总值的52.7%。[74]在这个数目的背后，应当是大片大片的“茶山”、“茶田”、“茶庄”、“茶圃”。但时至七十年代，先后有印度产红茶，锡兰产红茶，日本产绿茶，当这些禹域之外的茶叶次第进入了世界市场之后，中国的红茶和绿茶，以及中国人生产和销售茶叶的过程都成了被人匹比的东西。而后是曾经独步一时的中国人显得处处经不起比。九十年代初驻汉口的英国领事在报告里说：“印度和锡兰的种茶人，所具备的优于中国种茶人的有利条件，可以列举如下：第一，可资运用的资本较大；第二，有低利借款的便利条件；第三，没有厘金、入市税和出口税；第四，有更好和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第五，具有化学和农业知识；第六，对购买者的嗜好和要求了解得更彻底；第七，有便利的运输工具；第八，大大接近购买的国家；第九，有无数公共工程，旱季便于灌溉，雨季避免淹没；第十，茶园面积庞大；第十一，有优良的机器。”在相近的时间里，驻厦门的英国领事则作报告专门比较十年以来的日本茶业与中国茶业，说是“日本茶税比中国茶税低到一半以上。而且更正确地说，日茶在栽培方面的特别细心，以及在制茶方面乐于采用最新式、最优良的设备，这对日茶贸易发展的作用，甚至比减轻茶税更大”。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人都做不到。[75]印度、锡兰、日本与中国之间在茶叶生产的历史传统、经营方式、制作过程与税收制度上的差异是一种时代差异。但同处于当日的世界市场之中，则这些差异一定会直接地表现为产品的差异，并因之而最终地归结为效率的差异。于是占有优势的印度红茶、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便成了后来居上者。而此长彼消之下，从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红茶的卖出价二十年里下降了12.4%，中国绿茶的卖出价二十年里下降了33.5%。七十年代之前的英国市场曾占据中国红茶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一经印度茶和锡兰茶的大规模进入，中国人的茶叶遂不得不在挤压之下一减再减，不断地从这个市场里退出来。若以年平均数量作前后比较，则时至九十年代，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茶叶在一减再减之后已仅占七十年代初期的36.9%。[76]由于英国人曾是嗜好中国茶叶的知味者和购买中国茶叶的大户，所以英国市场的变化便提供了一种直观可见的典型性，深度地反照了中国茶业在世界市场里的盛衰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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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3 而与这些数字连在一起并随之而盛衰起落的，则是中国人为这个市场栽种起来的那些漫山遍野的茶树。自五口通商以来的三十年之间，这个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一直在化作不断增长的刺激，已使中国茶叶的种植增加了四倍。[77]在后来的二十年里，这些增加了的茶叶便成了不断贬值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举当年茶叶交易里的“价值百两”而“蚀至四十两之多”者为事实说茶业之不振，而后统括说：“闽茶市价，除中等茶品之外，无论他项茶叶，莫不随日递减。”随后是茶市化为险途“贩运者畏缩不敢前来”。[78]光绪十四年（1888）曾国荃奏论皖省茶务，亟言“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致华商连年折阅”，而“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79]这两段文字各自在说福建和安徽，但写照的却正是彼时产茶区域中普遍的困顿而无以复苏。而当茶叶的价格“随日递减”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之后，漫山遍野的茶树就成了数量太多的东西和不能换来衣食的东西了。于是在种茶为业而“屡年折本，倾家荡产”的地方，原本的茶农遂先后穷途折返，不复“以茶为正项生理。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而留下来的茶山则“现今十荒其八”。抛荒之外，还有过往日的“茶圃变为谷田或罂粟园”的事，后来又有“茶业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者。[80]在这些地方，当初被人种下去的茶树显然是很容易地又会被人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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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5 中国茶业之由不得自己地起伏波动，是中国茶业牵结于世界市场的结果。那是一个中国人非常陌生的地方，是一个常常会碰到对手四伏的地方，是一个不可知和不可测的地方。所以，在农产品纷纷随着中外贸易远走的时代里，因由不得自己而常常要受播弄的不会仅仅只有买卖茶叶的人和种植茶叶的人。同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蚕丝与茶叶一样曾藉出口而得长久地“获利甚厚”，但自八十年代之后则时移势易，一变而今时不同往昔。时人撮叙此中之变迁曰：“丝则有意大利、法兰西、日本加意剔选，缫丝极精，已骎骎乎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核之海关总册，销数虽不致大减，而商家岁岁亏耗，人人折阅，几有一蹶不振之势。”这种销数不减而商家亏耗的局面说明了中国的生丝正在越来越不值钱。而作为一种比较，是同治八年（1869）出口“洋丝”仅“只七十三万斤”的日本，至光绪十四年（1880）已“骤增至四百六十八万”。当日本丝成了“商业日隆，利益颇厚”的一方之后，“中国丝业”便成了被“倾挤”的一方。[81]像这样八十年代之后一路走衰的出口农产品还有甘蔗做成的糖。这种东西曾是华南用做对外贸易而进入了欧美市场和澳洲市场的重要商品，但当马尼拉和爪哇生产的蔗糖进入了同一个市场，加上欧洲政府用补贴的办法造成他们那个大陆“甜菜糖的大量生产”，并由大量生产而致“过剩”的时候，中国人的“汕头糖对欧美已经毫无交易”，“台湾糖运往欧美已无利可图”，而“厦门赤糖可能比台湾糖还坏”。[82]与卖不出去的“汕头糖”、“台湾糖”和“厦门糖”连在一起的，则是一直为糖业提供原料的华南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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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7 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深化的地方，商品化了的农产品同时是在用分解的方式改变自然经济和自然经济下的农村社会。然而以茶叶、蚕丝、蔗糖在贸易中由不得自己的盛衰起落为实例，显见得西人为晚清中国带来的中外通商之局里，被牵入了那一条商路里的中国人又常常会在半途中遇到商路不通。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布满了盲目性的过程，一个始终缺失主动的过程，从而是一个内含着失路和痛苦的过程。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与之相伴的，便是农村社会与农业人口的生计在经济变迁里的动荡和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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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69 [1]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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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1 [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7、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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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3 [3]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2—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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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5 [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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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7 [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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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79 [6]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7页，中华书局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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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1 [7] 咸同之前，部分地区已见农户“纺纱买钱”，但数量很少。据估计占棉纱消费总量的10%（参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第268—269页）。就当日的多数和常态而言，可置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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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3 [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9、208、210、214、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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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5 [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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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7 [10]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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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89 [11]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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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91 [12]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3、214页。

1706704692

1706704693 [13]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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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95 [1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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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97 [1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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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99 [1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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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701 [17]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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