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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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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394页，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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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9—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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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8—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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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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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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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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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15页；第1217—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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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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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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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96页。原文光绪十七年（1890）改为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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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0—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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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7、448、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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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30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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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36—1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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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衰世社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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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与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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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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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绅权盛于地方，江南尤甚。至清初则一窒再窒而备受重创，缙绅之祸也先起于江南，而尤先起于三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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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庙纪略》说，顺治十七年（1660）“吴令任惟初到任，比征钱粮甚急”，责打追欠至鲜血淋漓，又复典守自盗。“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地方社会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次年顺治帝死，“哀诏至吴”，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于是相从而至者至于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清代以轻赋的祖宗家法，但此日犹在家法未立之际。而江南承前代钱粮积重之后，沿用成法，便不得不当新朝之重征。之后，官与绅之间的冲突遂由比征而起。而以绅抗官，这种由秀才领头，反苛敛的做法，显然是前朝绅权留下的一种惯性。然而此日之新朝已非前朝，因此迎头而来的是大吏捕治，“搒掠诸生万状”；且“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地方官引这种自海路而来浸及江南的反清余波为由头任情荼毒，借端牵连“傅会逆案”，一口气杀掉了苏州士子18人。当祸之初起，地方奏告朝廷，尤以“县令虽微，亦系命官”和“身列青衿”竟“辄敢纠聚群凶”为哭庙一案里的要害，[1]其命意之所托皆在于摧残绅权而立官府之威。所以后来人看这段历史，曾归结为：“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顺、康间哭庙案发，大受惩创，其锋渐敛。”[2]这些话立论显然不喜绅权，但所说绅权经“哭庙案”辣手重挫之后归于衰落，则言之明切而因果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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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清易代之后，朝廷和地方都立意摧残绅权，因此一路拳打脚踢而不肯收手，继“哭庙案”而起的，还有“奏销案”。《三冈识略》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且“役外之征”与“杂派”又累累相积，致“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迨顺治十八年（1661），遂起“奏销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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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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