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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8—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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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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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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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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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15页；第1217—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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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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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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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96页。原文光绪十七年（1890）改为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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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0—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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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7、448、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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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30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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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36—1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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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衰世社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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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与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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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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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绅权盛于地方，江南尤甚。至清初则一窒再窒而备受重创，缙绅之祸也先起于江南，而尤先起于三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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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庙纪略》说，顺治十七年（1660）“吴令任惟初到任，比征钱粮甚急”，责打追欠至鲜血淋漓，又复典守自盗。“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地方社会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次年顺治帝死，“哀诏至吴”，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于是相从而至者至于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清代以轻赋的祖宗家法，但此日犹在家法未立之际。而江南承前代钱粮积重之后，沿用成法，便不得不当新朝之重征。之后，官与绅之间的冲突遂由比征而起。而以绅抗官，这种由秀才领头，反苛敛的做法，显然是前朝绅权留下的一种惯性。然而此日之新朝已非前朝，因此迎头而来的是大吏捕治，“搒掠诸生万状”；且“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地方官引这种自海路而来浸及江南的反清余波为由头任情荼毒，借端牵连“傅会逆案”，一口气杀掉了苏州士子18人。当祸之初起，地方奏告朝廷，尤以“县令虽微，亦系命官”和“身列青衿”竟“辄敢纠聚群凶”为哭庙一案里的要害，[1]其命意之所托皆在于摧残绅权而立官府之威。所以后来人看这段历史，曾归结为：“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顺、康间哭庙案发，大受惩创，其锋渐敛。”[2]这些话立论显然不喜绅权，但所说绅权经“哭庙案”辣手重挫之后归于衰落，则言之明切而因果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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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清易代之后，朝廷和地方都立意摧残绅权，因此一路拳打脚踢而不肯收手，继“哭庙案”而起的，还有“奏销案”。《三冈识略》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且“役外之征”与“杂派”又累累相积，致“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迨顺治十八年（1661），遂起“奏销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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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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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昆山人叶方蔼顺治十六年（1659）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彼时正在做编修，而以“所欠一厘”革职。当日谓之“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同时的董含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顺治十八年遭斥革。“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而后是“仕籍、学校为之一空”。[3]斥革之外，因罪名更重而“被逮”和被“提解”的士人则被成群押解行走于众目睽睽之下，“皆锒铛手梏拲，徒步赤日黄尘中”，使旁观的人看了心中“惊悸”不已。[4]这一场大狱虽以“奏销”为名，而由此致“衣冠扫地”于“鞭扑纷纷”之中，则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朝廷和疆吏始终在有意与绅衿和绅权为难的用心。时当易代之际，像这样一时凸起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绅衿之间的紧张虽各有人物情节，但种种被称作“案”和“祸”的风波既已一见再见，并牵动疆吏和发为朝旨，则其间之因果所反照的，便是一种治天下的既定走势和普遍走势。因此，摧折绅权虽先起于江南，而一定不会仅止于江南。一则后来的墓志追记当日时事，曾列述：“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四县子矜逋赋者各百余人，令咸速之狱，狱隘，诸生无置足地。”这四个地方都不在清代苏抚的辖境之内。而《景船斋杂记》则记载说：“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孔家在曲阜，然则这里的“奏销之祸”应当对应于山东。此外，卷进了那个漩涡之中而有姓名可以考稽的还有浙江的士人。[5]所以历史学家孟森后来总论之曰：“是时盖各省皆厉行此事，特苏抚为最酷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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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皆厉行此事”，其中当然有着一种庙堂里的意志。因此，与这一类兴大狱作摧残的办法相匹配的，还有顺治八年（1651）礼部题准“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7]顺治九年（1652）朝廷立卧碑于各省学宫，明示“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以及“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等等。[8]至顺治十七年（1660），朝旨又以天下士人为对象而重申“妄立社名，纠众盟会”之禁。[9]这些在国家权力的名义下推行的制度化管制，都是意在把地方士绅与地方公务隔离开来，并使个体的绅士不能成为群体的绅士。随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承平久，官益尊”，[10]而作为地方社会里的一种既存的力量，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缙绅先生们则在前朝的“横桀”之后丧失了足以干预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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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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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朝廷和地方官在本性上都不喜欢绅权。然而，当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起广西，并以其席卷之势演为旷日持久的一场内战之后，天下的“承平”便被漫延的兵祸节节打碎。随之而来的乱世动荡无序，已使“官益尊”难以为继。于是，当烽火连天之际，治天下的法度又一变而为“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官与绅之间的距离因官员向绅士的俯趋而变得越来越近。而后，“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向所谓仰望林泉者，亦复手版脚靴，随班听鼓”。[11]在二百年压抑绅权之后，此日已是地方官在兵事和饷事交相困扰之下心长力绌而无以为计，并因无以为计而不得不借助于地方社会里为民间所熟识，并因之而得民间之信从的绅士。然而借助总是借重，这个过程同时又在把这些本被隔离于地方公事之外的人引入到地方公事里来。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在湖南的朱克敬曾说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由是湖南名闻天下”。[12]他所说的“士人”应当都是未入仕路的“绅衿”。另一个本籍常熟的士人记叙内战初息之后的江南吏治，说是“常令王庆元年登耄耋，素不风烈，昭令梁蒲桂初任，物色民情，毫不省察，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他所说的“局董”都是帮着地方官在办“善后”的绅士。因此其时又有“克复江阴”之后，“局中遣绅士”多人“清理城邑”的记载。[13]在那代人留下来的著作里还有一种记述，说钱塘人丁松生于“杭垣克复”之后，“一切抚恤善后事宜“一身”主之，大吏倚如左右手”。布政使蒋益澧至尊称为“大秀才”。[14]比之江南的一县一邑，他所参与的地方公事，其局面显然是愈见恢宏。这个过程绵延多年，使官和绅都变得日益不同，与顺治朝的地方官在摧折绅权里汇成一种可见的普遍性一样，咸丰朝和同治朝的地方官普遍地借助与借重于邑绅，从而都在将植根于地方的绅权重新扶了起来。他们汇成了另一种普遍性，以至巡抚一省而久经内战兵火的胡林翼总谓之曰：“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15]然则地方官扶植了绅权，在其背后和深处，正是内战扶植了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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