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4886 而后是侮辱士子的胥吏被杖和被革。[41]发生在通州的这一场官绅颉颃，缙绅一方是在为读书人讨公道，与酆都那样的“绅幕交通”和“舞文陷害”相比，是非善恶已是判然不同。然而自国家法度看去，这种事起于胥吏而致诸生“大怒”，又因诸生大怒而纠众起衅以围逼地方官场面，显然要归在“动辄干预地方公事”和“藉端挟制官长”之类的“不安本分”里。这个过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无须先作筹划而自能尽情直遂，适见得这一类事在通州并非绝无仅有，并因之而不足以惊世骇俗。而其间的“辞甚厉”、“厉声曰”和“众轰然和，声振一堂”起落于州官的衙门之中，用当日的尺度作衡量，无疑都是在咆哮公堂。作为对照，是通州的州牧由“辞不见”而“惴惴出”，由“惴惴出”而唯唯否否，显见得是在既惊且惧里一步步朝后退而越来越中气不足。以此比彼，是诸生太多高亢而州官太过猥琐。像这样两者都显得太过的事当然不能当作通例，用来申论天下官与绅之间的常态。但由此提供的因果和情节却比酆都的故事更清晰而且完整，使人可以具体地看到一种以绅制官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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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888 在绅权伸张的历史过程里，县官和州官与地方社会的空间距离最近，因此在多数时间里和多数事端中，他们同缙绅的冲撞和纠葛也最多。然而当缙绅“干预”的“地方公事”若因其牵动太广而在范围上越出了州县的界域之后，则冲撞和纠葛也会随之而走，使巍巍然赫赫然的疆吏也会被牵进这种官绅之间的牴牾角斗里。光绪三年（1877），陕西旱灾，言路方在议“妥筹捐赈”以纾民困，都察院已奏告“陕西绅士联名呈诉该省荒旱，抚藩厌闻灾歉等情”，将陕西的大吏悉数告到了皇帝面前。当日一报“灾歉”便不能不减赋，因此而少掉的则是地方岁收，所以大吏多“厌闻灾歉”。但这种“厌闻灾歉”一旦被“呈诉”移到了庙堂之中，已是迹近厉政虐民，以清代官箴相衡量，不能算是小罪。加上“呈诉”之外还有言官引此发议以作深文周纳的追劾，遂使彼时巡抚陕西的谭钟麟被弄得恼怒异常而且狼狈异常。[42]而总论始末，则不能不算是疆吏为绅士所困。与之相类，后来还有“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而惊动一时的事。虽然其间的曲折是意气多而事实少，但由于交争的两造官大绅也大，最后朝廷只能派吏部和工部的两个侍郎作钦使，去为这种大官和大绅的交争做个了断。[43]“陕西绅士”的“联名呈诉”导致上谕儆饬巡抚；吉林官绅的“相互参揭”召来了钦差大臣。两者都说明，最初被地方官扶植起来的绅权节节廓展，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常常惊动朝廷，并因之而成了朝廷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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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890 原本立足于地方社会的绅士借助于“呈诉”而进入了廷议。但在内战之后的中国，把绅士与京城连接起来的其实不仅只有“呈诉”，比“呈诉”更有持久性从而更有影响力的还有籍隶本地的京官。张之洞总督两广之日，曾指述顺德“庠生何祖康”兄弟在乡里“横恣”，声势都来自一个做京官的叔父。以至“赴臬司控辨，并不遵例遣抱具呈，公然以何太史（带）[第]函封投，并夹入伊胞叔何崇光新升给事中红报单一纸”，显然是气焰太盛。与此同样“横恣”并相互呼应的，则是远在京城而“身列谏垣”的何崇光“掩匿己私，饰词妄渎”，以其一面之辞在庙堂里“条陈本省事件”而曲为之说。[44]臬司管一省刑名，是地方上的大衙门。而“遣抱具呈”则是二百五十多年来朝廷勒石学宫，以“凡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为生员立定的规矩。彼时绅权虽张而规矩犹在，所以酆都被革的知县喊冤枉，仍然要用“遣抱”的办法呈诉。以此相比较，则“庠生何祖康”由顺德到省城，又径直“赴臬司”，已是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而当朝旨引何崇光的“条陈”向地方作追问的时候，这种“饰词妄渎”便成了移到疆吏头上的压力。然则绅权与京官相属连，对于地方官来说，便成了尤其可畏的东西。在顺德何家的例子里，京官与乡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家族联系。而同时发生在东莞的“绅士创立明伦堂名目，筑围收租”，经营沙田，则是“假一县学校之名目，以挟制官长”，其人数和范围都已比何家大了许多。当“明伦堂”里的绅士们与地方官各持一端互相扞格之日，曾有“该绅抵县，语言切实，竟敢昌言于众”，说是“绅等必入京设法属人”，将涉入扞格的知县“参劾”，以“藉图报复”。其要义正在于借道京城里的“言官把持地方政务”。[45]这些“绅等”的威胁之辞讲得熟门熟路，说明了其时在空间上隔开的京官和乡绅已很容易被牵到一路里来。与之相对应，便是京官论说本省本地的话头也会越来多，以至于光绪中期曾有上谕专门要就此申论，以规诫京官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太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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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892 至在京官员，遇有本籍事件实系有关利弊者，原准据实陈奏。惟往往有逞意立言，迨经饬查，或窒碍难行，或全无影响，殊非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官员妄行条奏，例有处分，至本省事件，耳目甚近，尤应核实，何得以无据之词率行哓渎？嗣后京官如有条陈本省事件失察者，应如何严定处分，着吏部妥议其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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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894 京官与“本省”相距千里万里，虽然上谕说的是“耳目甚近”，实际上身在远处，“耳目”多半只能来自同属士人群类的本地缙绅。因此，“在京官员”立于庙堂之中作“陈奏”和“立言”，常常是在为地方社会中的绅界传声。而人君眼中的“逞意立言”和“率行哓渎”，又说明京官的太过热心往往同京官的太多偏锋相表里，所以热心和偏锋都不为帝王所喜欢。然而这种京官为地方传声的过程，又在使绅界的意志和主张越出地方而由下朝上地升到了高处。就这个意义而言，由此显示的是一种更富深度的绅权伸张。所以这个过程虽然引发过帝王的愠怒，但由后来的历史作比照，是帝王的愠怒并没有中止这个与绅权的绅张连在一起的过程。而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则和权力构造为规矩，则相比于绅权在地方社会里的自我廓展，京官与绅衿的相互呼应要算是一种别样的声势。出现于这个过程之中而曾经震动一时的，是光绪初年余杭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屡次京控，历时两年，以其情节曲折而最终掀天揭地。情节曲折和掀天揭地都醒人眼目地折射了这种别样声势。一则记载说：“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诬以合谋杀毕氏夫，并“胁以严刑，五毒备施”，致不胜捶楚，“皆引服”。而“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乃合词控诸都察院”。[47]这里所说的“浙之士大夫”显见得都是浙江的绅士，而“大愤”则是形容其集体的亢激，但由“县令疾其把持公事”作推度，则同样显见得身为举人的杨乃武之平日惯于好事，而喜欢持绅权与官府为难，不能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另一则记载说狱既成，“其（杨乃武）同年友”春试入都，群“谒乡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诉乃武冤”[48]。于是夏同善“密闻于上”[49]遂使发生在浙江的狱事传到了帝王的身边。还有一则记载说：“当是时，浙人官京师者，无不知杨生冤。又案悬两载有余，同乡书函往复，及京官乡试之自浙来者，互相察覈”而且互相影响。因此，同一个时间里的京控，复审，再京控，再复审，其间始终伴随着“浙人大哗”。[50]这些叙述说的都是浙江的京官和本籍的绅士因杨乃武一案而往还交通的情状。而“浙人大哗”，其愤怒所指的都是浙省地方官。因此“大哗”之中，伸张公道的意识与守护地方利权的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在官绅的呼应中形成了庙堂里的舆论，而后是浙江的案子在朝旨的干预下移到刑部，并经“提案求证，逐类详鞫”而一朝翻了过来。这种翻局的直接结果，是朝廷向浙江官场追究“枉坐重罪”和“玩视人命”的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被追究的一方纷纷跌倒：原审的余杭知县革职并“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而且“不准收赎”；两年间先后涉入了这个案子的杭州知府、宁波知府、嘉兴知县，以及两个当差的候补知县全被革职而一网打尽；一同被革职的，还有浙江巡抚杨昌濬、奉旨“审办”的侍郎胡瑞澜，[51]他们因为官价太高，当日尤为天下注目。若以“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对照发生在浙江官场里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连串跌仆，显然是杨乃武一案的悲欢起落始终与浙江的绅权相感应而且相牵结，当浙江的绅权借助于京官而延绅到北京之后，遂成了一种连巡抚也挡不住的东西了。因此，当日以朝旨惩办失职的地方官为快，而由因果说始末，则朝旨惩办地方官，实无异是绅权打倒了官府。然则同广东的顺德与东莞相比较，起自浙江的这一段历史无疑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能够为官府纠错的事实；从而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的意志中所包含和表达的公共意识与公共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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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896 浙江的实例与广东的实例、陕西的实例、直隶的实例、四川的实例、甘肃的实例、湖北的实例以及江苏的实例各成一端，而由此汇为一体共造当日绅界的社会变迁，正以其各有情态和各成是非，构成了内战之后的绅权在其伸张过程中的多面、多端和多义。多面、多端和多义都说明了这种权力的复杂和这个过程的复杂，其间的善恶良莠皆不可一言以蔽之。但历经二百年久抑之后，廓展的绅权又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种蓬蓬然茁长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并起伏翻腾于那个时候的四面八方，为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小的动荡和大的动荡。就其二百多年久抑之后重新伸张而言，绅权本是中国社会里非常古老的东西。然而时当中西交冲带来的历史剧变演为新旧嬗递之日，古老的绅权为时势所裹挟，又会卷入这个天地玄黄的过程之中，与传统之外的种种物事相遇于清代后期的最后数十年岁月里，并因之而与时俱迁，在主动和被动的交杂之中改变了自已的古老。戊戌年间，一个士人在日记中说绅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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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898 凡各省、府、县，其地多绅士，则地方官不敢肆然为非，而民得少安。试观江、浙与滇、蜀，其官吏之仁暴，盖相悬焉。何也？吴、越公卿不绝于朝，而滇、蜀通显者盖罕，是故其民之望吴、越如天人，宜也。绅士之多寡，皆视举人进士之多寡，故中额宜增，亦所以潜扶民权，而为今日救弊之权法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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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00 把绅权与“潜扶民权”连结在一起，显然是由中西交冲而派生出来的观念上的新陈代谢。随之是古已有之的绅权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后数年预备立宪成为时潮，而后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谘议局；同时是各省绅界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一路搅动天下而别开生面。在这个过程里，羼入到绅权里去的新义已经愈来愈多。于是，在同光两朝因国家权力的下降而造成疆吏久居天下之重以后，此日的中国已是绅界骎骎乎后来居上，它们既在向疆吏争权，又在向朝廷争权。然而由历史说因果，则这种后来居上正是从内战中地方官扶植绅权为起点，并在数十年绅权累积地伸张中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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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02 [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503—504页，中华书局，2000年；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434、448页，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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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04 [2] 《杶庐所闻录故都闻见录》，第3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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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06 [3]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6—437页；《柳南随笔续笔》，第171，中华书局，1983年；《思益堂日札》，第76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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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08 [4]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9页。

1706704909

1706704910 [5]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47、451、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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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12 [6]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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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14 [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礼部：学校：劝惩优劣》，顺治八年下。

1706704915

1706704916 [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七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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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18 [9] 《清通考》卷六九《学校考七；直隶乡党之学》，顺治十七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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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20 [10] 《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116页，岳麓书社，1983年。

1706704921

1706704922 [11] 《眉庐丛话》，第2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1706704923

1706704924 [12] 《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116页。

1706704925

1706704926 [13] 《漏网喁鱼集》，第93、140页，中华书局，1959年。

1706704927

1706704928 [14] 《清人说荟》二编，《墨花吟馆感旧怀人诗·怀人诗》，第19页。

1706704929

1706704930 [15] 《胡林翼集》二，第1012页，岳麓书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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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32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616—2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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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934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4269—4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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