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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下，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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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211—2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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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672—2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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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2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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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春冰室野乘》，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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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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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余杭大狱记》，转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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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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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光绪政要》，转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80、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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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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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捐纳、保举和晚清的吏治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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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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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倍蓗”，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千数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他用“近年”作时间界限分出过去和现在，以说明此日之官场与顺、康、雍、乾不一样，与嘉、道也不一样。清代二百多年以来皆以科举入仕为常轨，而“捐纳”和被他称作“军功”的保举都只能算是异途。但时至此日，由异途所造成的仕路里的“人满为患”，已使京内京外的大衙门和小衙门同在一团淤塞之中了。[1]对于各立责分的官僚制度来说，这些数目太多的官僚以候补为存在状态，不能不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挤压而使吏治、官常失其界度，从而不能不乱了行之既久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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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起于朝廷以卖官衔为办法“集赀”，用来济一时之急需。就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说渊源和沿革，则其事最先创行于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因军饷浩烦”而“度支不继”的过程里。[2]当时朝廷行卖官筹款，意在事竣即止，并不打算立为制度，为仕路另开一途。然而农业经济之下，国赋之所得大体上是一个常数，岁入与支出之间多半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的平衡。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是因为明代由重征而致河溃鱼烂，天命转移的事实留下了太过直接的教训。然而轻赋同时又限定了国计，于是一旦有兵事、河工、灾荒这一类不在常度之内而又不得不大笔用钱的事，一定会造成这种脆弱的平衡轻易地被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库支绌和计臣束手。而后，在“永不加赋”的家法之外别开一途作罗掘，则这种已经创行的捐纳便成了常被援用的成例。所以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都曾踵而效之，因事开捐。然则卖官虽是秽政，其初意犹在国斗匮乏而不敢以加赋虐民。且因事开捐，是其意中亦知秽政不能没有限度。迨“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之后，“至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3]由因事开捐到“大开捐例”和“例遂久开不闭”，是原本被当作“暂行事例”的捐纳在兵事长久的压迫之下从有限度转化为没有限度了。在这个过程里，是道光朝一变，而咸丰朝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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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捐纳仍在限度之中的时候，卖官和收钱都由朝廷一手主持和包揽。但一经失其限度，则各省都可以纷纷立捐局，藩司、粮台、军营都在用“空白部照”办理捐事。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歉”，沿用咸同以来行之已久的成例，晋抚曾专折奏请部颁“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来“资接济”。[4]以光绪年间一个省的数目推度咸同年间南北之间的数目，则这种发端于乱世里的做法八方并起，无疑从一开始便是在大量地产出朝廷的名器。由于大量产出名器，“虚衔”和“实职”都会跌价，随之而来的是“捐例久开不闭”同时又与“捐例屡次减成”相伴于数十年之间，造成名器多而名器贱。[5]一则记载说咸丰六年（1856）江苏“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廿六、七元，后贱到廿二、三元”，[6]以此对比雍正时代以“捐纳俊秀监生正项杂费需银将三百金”[7]为常例，显见得“屡次减成”之后已太过便宜而几乎不成模样。至同治三年（1864），阎敬铭总论“各省减成章程”并“合以筹饷例”，说是“折收”所得“居七成之一”者有之，“居十成之二”者有之，而“无过三成者”。是以当日“由俊秀捐纳知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8]即可了事。他说的是捐纳实职，以折扣之后的数目作计算，则咸同之后官职之便宜和得官之容易皆为从来所未有。开捐而行之以“减成”，本意在于多销之后可多得入款以助饷事。但捐例既已久开，则用“减成”之相招引，便不能不实现于一减再减和减了又减之中，便宜和容易都因此而来。而与这种便宜和容易相因果的，便是本在官场之外的各色人等纷纷取径于捐纳进入了官场之内，时论谓之“自军兴筹饷以来，流品之杂已极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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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署福建布政使的一个出自科举的士大夫身在流品已杂之中，曾记述过彼时闽省官场里的这种各有来路的各色人等：“候补道陈淮汉，乃广帮茶伙，其弟候补知府陈翀汉，在粤树旗械斗为首，地方查拿，逃闽报捐候补；直隶州王于宗，乃省城布铺小伙，市肆无赖者莫不相识。”[10]按当日的眼光衡量，其间没有一个人是体面的。由此形成的面目各异已是非常离奇，其中粤省的逃犯能够借助于捐纳一变而为闽省的候补知府尤属匪夷所思。而流品已杂之后还会有更匪夷所思的事。光绪间时人叙官场社会相，有一节说：“官之岁入，县令尤巨”，山阴人“蒋渊如涎其利久矣，而苦于捐资之巨也，乃与其友唐文卿、陈栢生、王平斋、吕少川谋之，醵资上捐，得最新花样最优班次之候选知县”，之后“彼此约定，蒋为令、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钱漕、吕为门稿，以免利之外溢”。[11]朝廷开捐卖官，已是把买卖之道引入官场，这些人用“醵资”牟利，又彼此“约定”而分利，正是在以买卖之道应之。比之咸丰朝的闽省人物，这种“醵资上捐”的事又以其持筹握算的精刻和精细，显然又更深一层地反映了捐纳入仕中多数人的理路和心路。这两段文字说的都是地方官场，在“流品之杂”的背后是人数之多。而另一段文字说，“自癸丑粤逆踞金陵后，江浙人士皆虑故乡非乐土，适捐例减成，遂纷纷就京曹为避地计，且得籍印结费以自给”，则说的是兵火连天之日捐纳转化为逃难，使江浙两省原本要落入难民群里的人们一个一个地变作了都中的京官。据一个自署“桐溪达叟”的士人估计，像这样在内战中避地“捐京职”的人，“两省殆不下千数百”。[12]就京城官界的有限容量而言已是庞庞然一群，而存在于庞庞然一群里的也是品类不齐的各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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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晚年与甘肃布政使对话，曾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然后自问：“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而终以“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为叹息。[13]他并不喜欢捐班，在他之前，康熙帝已在诏书中直言，“捐纳之人，岂尽殷实，大约称贷者多，不朘削百姓，则逋负何由而尝？”显见得也不喜欢捐班。[14]在他之后，光绪帝亲眼见到过旗人捐赀得官而不甚识字，为之极怒，由此宣泄的，同样是不喜欢捐班。[15]然而，从康熙到光绪的二个世纪又数十年岁月里，这种不为帝王喜欢的捐班却始终一茬一茬地不断长出于官场之中，并在19世纪中期之后数目愈来愈多。据后来的一种推算，经咸同而至光绪，拥有“虚衔”和“实职”的中国人里有66%是用捐纳的办法得来的。[16]与这种比例相对应的，则是数十年里以朝廷之名行于天下的“筹饷事例”、“台防经费事例”、“海防事例”、“郑工事例”、“新海防事例”、“江南筹办防务事例”、“江宁筹饷事例”、“秦晋实官捐”、“顺直善后实官捐”[17]等等为捐纳昭示理由和原因的名目。与前代相比，这些名目折射的是后来数十年里更多的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于是，前代的一时用费之缺遂已成了后来的时时用费之缺。随之是“捐输减成漫无限制，劝捐者惟务以减价为招徕，报捐者遂相率以一官为贸易”，[18]捐例更多，捐班也更多。在清代的制度里，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职官铨选归吏部掌管，于是而有仕途之章程和常态。然而开捐因“经费无所出”而起，则主张大半出自户部，而一旦开捐成为常例，便不能不是仕途法则随度支而转移。而后是度支已经支配了入仕和铨选之日，帝王的意愿也不能不成为一种受限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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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间长期绵延的国内战争造成了捐例的“久开不闭”，同一个过程还促成了战争所到的地方，在军功的名义下因保举而得官的人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是另一种科举之外入仕的途径。后来，以疆吏开府一方的刘长佑、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杨岳斌、刘坤一、蒋益澧、刘蓉、杨昌濬、张树声，以及官居兵部尚书的彭玉麟等等分别起自优贡、拔贡、廪生、附生、文童、行伍，都是在内战中由军功而累积地致身通显的。在绿营一溃再溃而东南遍地兵燹之日，由百战艰难而得军功和由军功而得保举，都是从战争中产生，并因之而从战争过程中取得合理性的。然而十多年之间，从东南的太平天国到华北的捻军，再到西北的回民起事，漫长的内战在不断打仗的过程里不断地造出军功，而后又在不断的保举里转化为大大小小的官职和官价，由此形成的则是官界在数量上的膨胀。同治二年（1863）岁末，翁同龢曾在日记中说：“曾国藩以肃清皖北保举各员文武约千人，为自来所未睹。”[19]他所说的“自来所未睹”，是在极言当日因军功而得保举的人数之多。然而，在军中的那个世界里，规模犹不止乎此。与他这里引为异常的“约千人”相比，上一年曾国藩作《官军迭复江岸各城隘出力员弁六案请奖折》，一口气保举的“各员文武”已近三千人，[20]显见得是人数更多。因此，翁同龢以“自来所未睹”为惊诧，只能算是都中人远看军营眼界太小的结果。从咸丰初年以来，领兵的曾国藩已经屡次“请奖”。而曾国藩之外，群帅各自领兵打仗，同样在各自制造军功，并同样在各自交章“请奖”和屡次“请奖”。保举可以使白丁成职官，使小官成大官。因此，从这些奏章里放出来的“各员文武”便会一路汇积，成为越来越大的数目。一个经历过道咸同光四朝的士人说：“湘淮军兴，削平发、捻、回诸大乱，各路军功所保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21]提督一品，总兵二品，都是红顶大员，合两者总计之已是成千上万。以当日水陆提督共二十三员和水陆总兵共八十三员的实际缺分相比，显然是多得无边无际。且提督之中的五缺还是专属巡抚兼任而不在将官范围之内的东西。若除去这一部分，则两头之间的悬殊更甚。这段话说的是武职，在武职之外，得了保举的文员则沿着“遇缺即选”、“尽先补用”[22]等等名目一群一群地流向地方官场，而后是“得保之员”已“遍于各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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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与保举之多连在一起的常常会是保举之名实相歧。同治三年（1864），陕西按察使奉旨会筹甘肃军务，曾直言陕甘总督熙麟“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他用皮里阳秋的笔法说出了彼时奏报中所铺叙的接仗和军功之可疑。[24]而在“保案层迭”之日，像这样不可求证的事显然不止甘肃一个地方才会有。后来的日子里言路论保举，则很容易追问“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25]这种追问所指责的，是“叙劳”里常常容易见到的徇情和营私。徇情营私与不可求证的军功羼杂于保案之中，因此内战促成了保举的层出不穷，而与之相伴随的却始终是时论以“军兴以来保举渐滥”[26]为长久不息的訾议。“军兴以来保举渐滥”，说明这个过程是由内战开始的。由国家铨叙的章法立论，保举因事而起，事停即止，本非官场世界里的常态。但在19世纪后期的官场世界里，一面是内战过去很久之后军功仍然成为保举的题目，[27]一面是军功之外，河工、赈灾、洋务等等此起彼伏，源源不断地以叙劳为题目保举官职和官价。之后是晚清数十年之间保案的五花八门和没完没了，而其间往往更容易操弄，从而更加不真实，因此后来者比先起者往往更滥。光绪二十年（1894），御史张仲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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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推原其故，由于吏部曾定以每决口门一处准得保异常寻常者六员，以为虽甚盛涨，至多不过十余处耳。孰意所报缺口之多寡，概以所保之人数为衡，如拟保六百人则称决口一百处。甫决之时，并无呈报，既筑之后，更无考查，甚或一二十里内竟至百处有余。臣不知此六七百人何所讬足，其冒滥可知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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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工保的是劳绩，御史举“五六百人”为辞，则是说其中大半都不会有劳绩。这一类话题在当日的言路里一再被提出来引为究诘，正写照了这个由内战开始的过程一路留下的乱象。比之户部助成捐纳，保举则大半出自管地方的疆吏。而保举之多和保举之滥，最终都会化为仕路里数目不断增长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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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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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保举也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相比于科举制度下求功名的有如攀梯登天，则径由捐纳、保举得官无疑要快捷得多。但清代国家官制中的缺分则始终是一个既定的数目和有限的数目，这个数目没有办法随世路的变迁而上下浮动，因此，这种快捷孵出和大量孵出的做官人从一开始便成了官场容纳不了的人。张之洞抚晋之日曾说，山西地瘠官贫，“候补向无多员。同治年间，道府州县，尚不足百人，同通佐杂，不足二百人，似较之东南各大省为少，然已苦无差可委”。至光绪前期，则分发而来的做官人已一时“骤增”，以今时比往昔，“盖多于旧日者，十之七矣”。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没有办法消化的局面：“计晋省同通共八缺，候补者四十二员；佐杂共一百六十六缺，候补者四百一十二员；河东盐务共九缺，候补者八十七员。”在“员”和“缺”之间的差额里，都是阗塞于官场的多余人口，而“每月缴照到省者，尚复杂遝而来”，他们还在不停地为山西官场增加多余的人。张之洞深深地苦于无处置放这些“闲冗之官”，[29]而在山西之外，被他称作“东南各大省”的沿海地方和沿江地方曾是久战之地，又是洋务重心之所在，因此保举、劳绩、捐纳皆行之更早而时间更长，这种在“员”和“缺”之间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做官人也因此还会更多。直到宣统年间，江宁还有“候补道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员，其他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而“宁、苏两属，仅辖道缺七，府缺八，直隶州三，厅三，县六十七，若专以江宁而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不满五十缺也”。[30]显见得同提督、总兵一类武职一样，这一头与那一头之比极其悬殊。因此当日说时务的公议和私议里，便屡见“官吏愈多，得缺愈难”[31]的实录和“补署无期”，“皆苦淹滞”[32]的感叹。两者都写照了一种身在官场而不能做官的困境。当时的记述说，其间由捐班分发到省的候补，至“有数十年，十数年未得一差委，未得一署事者”；[33]另一则记述说：“近日各部候补司官，多者数百，少亦不下百数十员，加以保举捐输，插补插选，以致正途到部者，求补一缺动需一二十年”。[34]显见得由咸同到光绪的数十年之中，先是保举和捐班长久地候补，后是由科目进身的正途中人为候补所堵，也不得不跟着成了仕路中的候补者。而以“十数年”、“数十年”、“动需一二十年”为常数计量时间，则其等候之漫长便不会不和人心之麻木和人性之失常相表里。两者都会使官之为官的旨义异化。半个世纪里，这种猬集拥挤和铨选壅塞以其日积月累的长久性与普遍性同每个做官人相关联，并因此而构成了19世纪后期晚清官界不同于前代人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国家事事从权”，[35]“从权”便是将就，随之是种种老规矩都失掉了约束力而罩不住彼时的官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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