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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代地方政府》，第90页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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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八，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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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八，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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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洋务运动》（一），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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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洋务运动》（一），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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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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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见闻琐录》，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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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洋务运动》（一），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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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第3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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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催调丁日薄西山昌来沪专办制造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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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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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吴汝纶尺牍》，第14页，黄山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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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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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洋务运动》（一），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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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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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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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柳弧》，第204页，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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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见闻琐录》，第49页，并《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1944页，光绪十年福建布政使沈保靖，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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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右台仙馆笔记》，第7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清人谈荟》二编，《吴中判牍》，第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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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与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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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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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1]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2]者，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乎寻常。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3]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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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4]而后，由“畿辅旱，日色赤”，[5]而“直（隶）、（山）东久旱”，[6]“河南旱势更甚于直隶”，[7]“晋省亢旱”，[8]“陕（西）、甘（肃）亦复苦旱”[9]，以及皖北“被旱成灾”，[10]“川之北亦旱”，[11]等等，这种四面具旱形成的是一个时间上的持续的过程和空间上蔓延的过程。在地貌多样的区域里，被旱的同时还会有“被水”、“被雹”、“被潮”、“被霜”、“被风”，[12]而它们一经出现，都在使华北的“奇荒”规模变得更大。按照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地方奏报的数目，在这段历史里，直隶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63个，山东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2个，河南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8个，山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4个，[13]陕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6个。[14]在这些数目字的背后，是19世纪中国由天时主宰农业生产，从而由天时主宰万千人生计的事实。因此，与数目字相对映的，始终是这些地方粮食的极度匮乏和日益匮乏。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山西报灾八十二州县，民数五百万”。[15]这里的“民数”无疑都是饥饿中的人口。另一则记载说豫省“欠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约计河南饥民有数百余万”，[16]着眼的也是饥饿中的人口。而以记实为笔法叙述其间的情状，则描划所到往往无复人世景象。陕西同州的地方志曾记录光绪三年（1877）当地的灾情和民生，说是“六月以来，民间葱、蒜、莱菔、黄花根皆以作饭；枣、柿甫结子即食屑，榆不弃粗皮，或造粉饼持卖；桃、杏、桑干叶、油渣、棉子、酸枣、麦、谷、草亦磨为面；槐实、马兰根、干瓜皮即为佳品；苜蓿多冻干且死，乃掘其根并棉花干叶与蓬蒿诸草子及遗根杂煮以食。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严禁乃止。牛马多杀，食鸡、猪、猫、犬殆尽；捕鸠鹊、掘鼠兔；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醯糟麴尘，和为粥；或弃瓜蒂菜须尘土中，亦取以啖；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17]这一段文字具体地枚举了灾区中的男女老少用来充腹延命的东西。而从可以食用的“葱、蒜、莱菔”吃到不可食用的“石面”、“皮绳、鞋底”以及“绳头、破布、灰炭”，又非常切实地写照了久旱笼罩之下充腹延命的一天难于一天和今日不知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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