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5882
1706705883
[11]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98—199页。
1706705884
1706705885
[12]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1页。
1706705886
1706705887
[13]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2—203页。
1706705888
1706705889
[1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27页。
1706705890
1706705891
[1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27页。
1706705892
1706705893
[16]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5页。
1706705894
1706705895
[17]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述日使议办各节》（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1706705896
1706705897
[1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请与日使议撤朝鲜戍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1706705898
1706705899
[1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5页。
1706705900
1706705901
[2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018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与日使伊藤问答节略》（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1706705902
1706705903
[2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述日使定议》》（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1706705904
1706705905
1706705906
1706705907
1706705909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内乱外患与西北边疆危机
1706705910
1706705911
一 阿古柏为祸与左宗棠西征
1706705912
1706705913
同治元年（1862），陕西同州等处回汉互斗。由此旁及，蔓延到渭河南北，继之引发陕、甘多处回民起事，并一路席卷关陇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两年后，与甘肃相近的新疆东部先受震荡感染，而致积之既久的种种社会矛盾一时溃决，化为以回民为主体的群起暴动和各自为战。之后，这种当日被称作“回乱”的过程自东向西地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由库车而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噶尔（旧城）以及稍后的伊犁等等。两年之间已遍及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方。由于陕甘久在战乱之中，陕甘的战乱便成为一种地理上的区隔，使朝廷的手掌难于越关陇而入新疆。因此，群起暴动和各自为战遂很容易地演变为强占一方的武力割据，与这种割据相匹配，其乌合之众的头目已在用自立的“土耳其斯坦王”、“清真回王”等等各色名目相标张，以自相雄长和彼此颉颃。南疆与北疆因之而四分五裂，于是南疆与北疆都陷入了以攻掠为常态的大乱之中。这种以攻掠为常态的大乱不仅为生民造灾难，而且为历史造后患。
1706705914
1706705915
同治三年（1864），控有喀什噶尔一带的头目金相印久攻官兵驻守的汉城不能克，转而向境外的浩罕乞师助攻。至同治五年（1866），浩罕国主遣其部将阿古柏（Yakoob，Mahomed，Beg）入南疆。而从南疆进入中国之后的阿古柏反手先打败了曾经乞师的金相印，其指向已不在预设之中；继之攻陷苦守了十四个月的喀什噶尔汉城，又在屡战之后灭掉已经盘踞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数年的各路头目而收拢南疆，并径自立国称汗；稍后，复一战而败北疆南下之兵，并趁势北上取吐鲁番、昌吉地区。到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遂奄有伊犁之外的天山南北。然则五、六年之间，武力割据促成不停的变乱，竟畸异地导致了一个外国人另立一国于中国的疆域之内。
1706705916
1706705917
当阿古柏在新疆立国称汗之日，俄国人正挟其咄咄逼来之势掠地于中亚。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无疑是一种日趋切近的压迫和不得不着意应对的压迫。由于身属共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世界，阿古柏此前已同俄国人打过仗，并长久地保留着对于俄国的敌意。但在拥有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政权之后，阿古柏又曾以示好强俄为自觉和自利的策略，冀能换取一点俄国回馈的好意。因此时当中亚各国与俄国兵戎相见之日，出自中亚的阿古柏始终不肯卷入漩涡。而且在同治五年（1866）又曾与俄国约定双方互不干预对方所作所为，并各自为对方提供越境追捕逃人的权利。但以俄国之强悍且又霸蛮，其深入中亚要的不是示好，而是臣服。所以初时阿古柏曾一厢情愿地派代表至彼得堡，期能得俄国那一面认其立国称汗，而作为回应，是阿古柏的代表只被当成是“一个普通旅行者”；在那几年里，俄国政府不想做“任何事情表示他们承认阿古柏伯克为喀什噶里亚的统治者”。[1]与这种漠漠然视之相表里的，是同一段时间里俄国一直在谋划从军事上和贸易上进入喀什噶尔，并因之而在他们和阿古柏政权之间造成累积的紧张。[2]于是曾经向俄国示好的阿古柏不能甘心，往往要在种种事关利益的场合里站到同俄国对抗的一面。
1706705918
1706705919
在那个时候，这种同俄国的对抗曾实际地促成了阿古柏和英国人的亲善。当日的中亚和南亚，由于英国据有印度，因此英国人始终深深地提防着俄国人的势力经克什米尔向南扩张；同时由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人烟稠密地区对于曼彻斯特的商品和印度的货物”所具有的“很诱人的前途”，[3]因此英国人又非常想进入新疆。就前一面而言，喀什噶尔是屏障，就后一面而言，喀什噶尔是市场。两者都决定了英国人为了拉拢阿古柏而乐于善待阿古柏。在这种各谋其利的过程里，双方的使节曾不断往来于新疆与印度之间。岌岌乎示友好的阿古柏不仅写信给印度总督，而且写信给英国女王；英国人则一面筹设对喀什噶尔的贸易公司，一面操弄政治，在阿古柏身上寄托“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运动”的期望。[4]由于这些交往以及这些交往所内含的针对性，在阿古柏与英国人越走越近的同时，俄国人对阿古柏的猜疑和戒备也会越来越深。所以同治十年（1871），俄国从北面进入新疆，直接出兵侵占了伊犁。俄国占据了伊犁，俄国便对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构成了制约。新疆的局面因此变，中亚的局面也因此变。
1706705920
1706705921
当俄国“袭取”伊犁之后，他们对中国政府陈说这种越界侵犯，称之为“代为克复”。[5]但同一个时候，署伊犁将军荣全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后与俄国驻军当局和俄国驻京公使作交涉，要从他们手里收回“代为克复”的地方，而俄国人则一拒再拒，不肯把中国的地方还给中国。其据为理由的是：“本国动兵以及克据伊犁者”，皆因回疆大乱造成“边界滋事变乱及断绝通商等故”。[6]若乱事不靖，则交回之后又会失掉。是以自俄国的利害计，须俟中国收辑“天山南北路”，并将“各处全行平定”之后始可把“伊犁地面”归还中国。[7]对于当日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而出难题的俄国人要的其实是久假不归。由于久假不归，占据便很容易演变为侵蚀。时至同治十三年（1874），总署奏报俄事已以此为大忧：
1706705922
1706705923
伊城久为俄国占据，附近伊犁地面本有俄国分扎营垒。其塔尔巴哈一带，处处与俄边接壤，久为俄国所垂涎，代收伊犁时，曾有塔城系伊犁兼辖地，也是俄国暂管地方之语。前年又有俄兵往三士河湾西湖等处屯扎，及不令我兵前往俄兵所占地界之事，早欲骎骎东犯。现竟设言塔、库两城大路迤南及极西地方均归本国以兵力办理。
1706705924
1706705925
显见得三年之间，俄国人“兵力”所到的地方已越来越大而且还在越来越大。这些事实都说明，俄国人想的和做的无不出于“蓄谋侵占”。[8]而以此为其利益之所在和用心之所在，则俄国人不会希望中国真能收辑“天山南北路”而将“各处全行平定”。因此，俄国既占伊犁之后，次年便同本被漠漠然视之的阿古柏立通商条约，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9]对于阿古柏来说，这是一种认同和助长；而对于俄国来说，则这种办法可以维持天山南北的混沌乱世，从而使中国人的收辑和平定一天比一天更遥远。稍后，为了“抵销考尔巴尔斯男爵条约（俄国与阿古柏之间的商约）的不利后果”，英国特别派遣了一个十多人组成的使团带着“女王陛下的亲笔信”入喀什噶尔。“女王陛下的亲笔信”是对阿古柏政权的正式承认，而使团同阿古柏所立通商条约则使英国获得了比俄国更多的利权。[10]虽说英国人的遣使立约大半都是旨在同俄国人抗衡，但由此形成的中亚局势，却使阿古柏为患中国获得了一种可以四面游走的空间和来自直接间接的支撑。
1706705926
1706705927
当阿古柏在新疆为患之日，奉旨西征的左宗棠正督军转战于关陇之间，连年与“陕回”和“甘回”接火打仗。迨同治十二年（1873）官军克肃州，而后“陕、甘悉靖”；随之，是“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在“既平关陇”[11]之后，玉门关以西的阿古柏和“哲德沙尔国”便成了挟战胜之势的左宗棠俯视之下的物事了。次年，西征之军的前锋已经出关，但随后发生的日本侵入台湾惊动中国沿海，“各省以台湾急，停解西征协饷”。[12]而由此牵出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则众声喧哗，使得西征的进止因之而被置于歧议之中。
1706705928
1706705929
“海防”因日本而起，“塞防”以俄国为忧。由此衍发，遂致“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13]两者各成一群，而分别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强有力者，形成了一种相互扞格。同光之交的中国正在东南与西北的俱困和交困之中。是以分而言之，重“海防”和重“塞防”都各自有确凿的实据并因之而能出之以剀切的理由。当日谓之“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4]而这种“谋国之忠”触发的争论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轻重和缓急。其时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筹海防，苦的是饷需不足，所以论轻重缓急多从财用着眼。同治十三年（1874）岁末他作《筹议海防折》，而笔下连带论到塞防，由“新疆各城”之“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余万”起讲，以论说长久之“漏巵”，随后直言关陇久战已致“师危财匮”，以“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15]左宗棠远征陕甘累年，而累年用款皆出自东南协济，此外还曾两次向上海洋商借债三百四十万两。若历年汇积而总计之，无疑已经是一个使国家度支失去了平衡的数目。而此日自甘肃出塞外经营西域已是更进一层，此中之艰难又倍于陕甘。当其出师之初，朝旨为西征供款，命各省每年协济五百万两，随后西征愈行愈远，又陆续借洋款一千二百五十万两。但时当西北与东南交困之际，塞防用钱，海防也要用钱。而以彼时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论，却已是顾得了这一头而顾不了那一头。因此李鸿章在同一个折子里说：“此时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而“本年八月间，户部奏复文祥宽筹饷需折内”径言“海防用项仍无可筹”。[16]显见得“海防用项仍无可筹”同西征之供亿浩繁既构成一种对比，也构成一种矛盾。着力于筹措海防的李鸿章既在对比之中，也在矛盾之中。然则其越界轻议塞防并请“停撤”西征，本意正是想用这种办法来为“开办海防”争此“一千余万两”。若以这种财力制束下的国策之争反照“人臣谋国之忠”，正可以见那一代人在历史困境中深深的无可奈何。
1706705930
1706705931
然而李鸿章辨饷需之轻重缓急于海防与塞防之间，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7]为说，其立足于一面的过度推断无疑已不仅极端，而且短视。西征耗巨饷，但就维持西征的实际用度而言，朝廷提供的这些银子其实并不足以支撑开销。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应诏议塞防，曾追论经营陕甘之窘苦，说是：“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以至“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18]此中滋味已多困坷磨难。以陕甘为既有的经历和经验作推度，则出关之后的一路远征将更多困坷磨难。然而熟计困坷磨难犹不肯歇手，执意要提久战之师作万里西行，其心中耿耿，全在于“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日久“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为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若此时知难而止，“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19]就塞防一面而言，左宗棠显然看得更远，也因之而更能打动正在以“关外一撤藩篱”，中国“虽欲闭关自守”而“势有未能”[20]为忧虑的朝廷。于是“海防”和“塞防”之争以后，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千军万马出师塞外，倾力于为国家“规还”旧有之地。他在当日的奏议里曾言之沉郁地说：
[
上一页 ]
[ :1.70670588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