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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见得三年之间，俄国人“兵力”所到的地方已越来越大而且还在越来越大。这些事实都说明，俄国人想的和做的无不出于“蓄谋侵占”。[8]而以此为其利益之所在和用心之所在，则俄国人不会希望中国真能收辑“天山南北路”而将“各处全行平定”。因此，俄国既占伊犁之后，次年便同本被漠漠然视之的阿古柏立通商条约，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9]对于阿古柏来说，这是一种认同和助长；而对于俄国来说，则这种办法可以维持天山南北的混沌乱世，从而使中国人的收辑和平定一天比一天更遥远。稍后，为了“抵销考尔巴尔斯男爵条约（俄国与阿古柏之间的商约）的不利后果”，英国特别派遣了一个十多人组成的使团带着“女王陛下的亲笔信”入喀什噶尔。“女王陛下的亲笔信”是对阿古柏政权的正式承认，而使团同阿古柏所立通商条约则使英国获得了比俄国更多的利权。[10]虽说英国人的遣使立约大半都是旨在同俄国人抗衡，但由此形成的中亚局势，却使阿古柏为患中国获得了一种可以四面游走的空间和来自直接间接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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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古柏在新疆为患之日，奉旨西征的左宗棠正督军转战于关陇之间，连年与“陕回”和“甘回”接火打仗。迨同治十二年（1873）官军克肃州，而后“陕、甘悉靖”；随之，是“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在“既平关陇”[11]之后，玉门关以西的阿古柏和“哲德沙尔国”便成了挟战胜之势的左宗棠俯视之下的物事了。次年，西征之军的前锋已经出关，但随后发生的日本侵入台湾惊动中国沿海，“各省以台湾急，停解西征协饷”。[12]而由此牵出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则众声喧哗，使得西征的进止因之而被置于歧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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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因日本而起，“塞防”以俄国为忧。由此衍发，遂致“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13]两者各成一群，而分别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强有力者，形成了一种相互扞格。同光之交的中国正在东南与西北的俱困和交困之中。是以分而言之，重“海防”和重“塞防”都各自有确凿的实据并因之而能出之以剀切的理由。当日谓之“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4]而这种“谋国之忠”触发的争论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轻重和缓急。其时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筹海防，苦的是饷需不足，所以论轻重缓急多从财用着眼。同治十三年（1874）岁末他作《筹议海防折》，而笔下连带论到塞防，由“新疆各城”之“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余万”起讲，以论说长久之“漏巵”，随后直言关陇久战已致“师危财匮”，以“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15]左宗棠远征陕甘累年，而累年用款皆出自东南协济，此外还曾两次向上海洋商借债三百四十万两。若历年汇积而总计之，无疑已经是一个使国家度支失去了平衡的数目。而此日自甘肃出塞外经营西域已是更进一层，此中之艰难又倍于陕甘。当其出师之初，朝旨为西征供款，命各省每年协济五百万两，随后西征愈行愈远，又陆续借洋款一千二百五十万两。但时当西北与东南交困之际，塞防用钱，海防也要用钱。而以彼时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论，却已是顾得了这一头而顾不了那一头。因此李鸿章在同一个折子里说：“此时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而“本年八月间，户部奏复文祥宽筹饷需折内”径言“海防用项仍无可筹”。[16]显见得“海防用项仍无可筹”同西征之供亿浩繁既构成一种对比，也构成一种矛盾。着力于筹措海防的李鸿章既在对比之中，也在矛盾之中。然则其越界轻议塞防并请“停撤”西征，本意正是想用这种办法来为“开办海防”争此“一千余万两”。若以这种财力制束下的国策之争反照“人臣谋国之忠”，正可以见那一代人在历史困境中深深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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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辨饷需之轻重缓急于海防与塞防之间，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7]为说，其立足于一面的过度推断无疑已不仅极端，而且短视。西征耗巨饷，但就维持西征的实际用度而言，朝廷提供的这些银子其实并不足以支撑开销。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应诏议塞防，曾追论经营陕甘之窘苦，说是：“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以至“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18]此中滋味已多困坷磨难。以陕甘为既有的经历和经验作推度，则出关之后的一路远征将更多困坷磨难。然而熟计困坷磨难犹不肯歇手，执意要提久战之师作万里西行，其心中耿耿，全在于“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日久“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为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若此时知难而止，“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19]就塞防一面而言，左宗棠显然看得更远，也因之而更能打动正在以“关外一撤藩篱”，中国“虽欲闭关自守”而“势有未能”[20]为忧虑的朝廷。于是“海防”和“塞防”之争以后，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千军万马出师塞外，倾力于为国家“规还”旧有之地。他在当日的奏议里曾言之沉郁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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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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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显露了直面“边荒艰巨”而不愿作走避之计的赤忱与倔强，在他所说的“万不容于己”里，不仅表达了自觉，而且表达了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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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关内作战相比，出师塞外尤以“粮、运两事”为“用兵要着”。[22]远征西域由甘肃起程，但甘肃并不盛产粮食。而“出关人马一万数千，嘉峪以西不但无可采买，且须筹赈”。其中由肃州七站到安西，再十一站到哈密，“道经戈壁，无水草，无居民，无牲畜”，[23]千里跋涉，皆在风沙冰雪之间。之后“一万数千”人马曾增加到七万，则兵食之关乎征战愈重。因此左宗棠用兵西陲，从一开始便不能不以筹粮为要务。但以西北有限的出产支撑出关的万千重兵，其采买又不得不广及河西、归化、包头、宁夏，并向西延伸到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古城子、南山、济木萨等等。更曲折一点的，还要通过俄国商人经手采买。在采买之外，同时的哈密驻军实行屯田也被当成是一种筹兵食的办法。在“粮、运两事”里，比之筹粮更难的是运粮。其间取自河西的粮食由凉州到肃州，由肃州到安西，由安西到古城子，全程在千五百里以上，一路上穿过茫茫沙漠，而后还要翻越天山，靠的是一程接一程的“节节短运”。然则由此拢集和支配的民夫、牲畜、车辆以及由此形成的漫长移动过程，已经在战事之外耗掉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古人以“千里馈粮”为用兵之戒，[24]而出塞西征却只能以“千里馈粮”为起点。以时间而论，是筹粮和运粮比打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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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中国为平定新疆已在西北聚集了以湘军为主干的一百四十余营兵力。湘军之外，还有甘军、蜀军、豫军、皖军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左宗棠筹之多日的成算在心。当年六月官军由济木萨西进，七天之内占黄田、克古牧地、攻取乌鲁木齐。之后又打下了围困已久的玛纳斯南城，同一个时间里，守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的阿古柏部众皆弃城而逃。至九月下旬，西征的中国军队已经收复了新疆北部。而经此重挫的阿古柏则纠众收溃卒守天山南麓，布兵于达板、吐鲁番、托克逊以作阻遏抵拒。次年四月，北路官军翻越天山南下，一战而拨达板城，并趁势进取，六天之后已进入托克逊城。在相近的时间里，东路官军长途西趋吐鲁番城，以其三面合攻的兵锋致“寇骇愕狂奔”而且开门迎降。[25]三城既破，南疆已经没有可作堵挡的门户了。由此形成的破竹之势，左宗棠称作是“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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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生在新疆的这场战争当日曾直接引出伦敦的回响。由于阿古柏亲英国，所以当重兵压境之日，一蹙再蹙的阿古柏于光绪三年（1877）春夏之交已遣使至英国。遣使的目的在于乞“庇援”。[27]而对英国人来说，则阿古柏“踞回部以屏蔽印度”是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所系。而后他们的利益会促成他们在远离新疆的地方涉入这场战争，用战争之外的方式“数设意阻官军深入”。[28]总署后来奏告说：光绪二年（1876）中国动兵，“英国使臣威妥玛”已“为窃踞喀什噶尔之安集延回酋阿古伯居间说降，向臣衙门及李鸿章言之甚切，均经严拒”。[29]其要旨是阿古柏“称为喀王，请俾作属国，免朝贡”[30]，皆不能为中国人喜闻乐见。彼时阿古柏的使节还没有到伦敦，然事关利害，英国人常常比阿古柏更急。是以继之又有光绪三年（1877）“英外部丞相德尔比屡遣威妥玛”向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道意”，并送“照会章程三条”，对阿古柏“护持尤力”，[31]且举用兵日久为中国说种种不利。其辞耸动而且强聒，弄得郭嵩焘都为之游移而一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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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这种远离战场的交涉相比，战场上发生的变化更快。在吐鲁番易手五天之后，西征的中国军队尚未南下，阿古柏已经猝然身死。随后发生的内哄又在使阿古柏留下的局面趋于脱散。因此左宗棠作奏疏论“英之代为乞降”，直指阿古柏政权“为我必讨之贼”，而“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蒇事久暂，固难预料，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32]于是当年秋天英国人犹岌岌乎为阿古柏作调处，而刘锦棠指挥的湘军已在磅礴入南疆。之后南下的湘军一路横扫，次第取喀喇沙尔、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后，甘军于同年十一月克和阗。这些地方当日被统名为西四城和东四城，迨八城皆下，则南疆已经敉平。时至此日，除伊犁之外的新疆阖境在“沦陷十有余年”以后全部收复，诏书褒奖，称作是“将士用命”而“孚薄海臣民之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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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军攻克喀什噶尔的时候，被左宗棠指为“巨憝”的白彦虎等等头目各自仓皇走逃边境，皆为俄国人所收纳，中国屡索而屡不可得。英、俄对于阿古柏及其群类本自各有怀抱和各有算计，但自中国人看去，是英国人的庇援之后还有俄国人的庇援。而收纳了“巨憝”的俄国人同时又在怂恿“巨憝”。因此彼时的奏报里常常要提到“此次（俄国）又藉贸易给与逆首白彦虎等路票，致诸贼深入为寇”，以及“阿里达什为中国漏网要逆，既遁匿俄境，俄官不肯交出，又任其告假潜出，纠众寇边”[34]一类事实，以说明“似此纷纷窜扰，防不胜防，守边将士将无解甲晏眠之日”。[35]其间为“诸贼”和“要逆”作主导的显然都是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光绪五年（1879）春左宗棠曾作奏议，贯穿前后而总论伊犁与俄事曰：当年“俄人伺衅而动”占中国之要区，“亦知所为本冒不韪，佯言俟官军克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交还伊犁”，而其用心则既贪且诈，在在以欺人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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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天戈西指，迅克乌鲁木齐、玛纳斯，而俄踞伊犁自若也；官军逾岭而南，拨吐鲁番，连下八城，安集延逆酋既伏其罪，逆竖与陕甘败残逆贼渠目白彦虎等窜入俄境，俄官纳之，屡索不与，而踞伊犁自若；冬春之交，窜俄诸逆领取俄边贸易路票三次窥边，为官军搜获，俄官诿为不知，而踞伊犁自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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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不仅负约而且鸱张，因此，在新疆已经规复之后，向俄国人索回作犁便成了中国人重建塞防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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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犁：中俄对峙与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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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俄国人入踞伊犁以来，中俄之间便在不断交涉，但先后驻华的俄国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A.G.）和布策(Butzow，Eugéne，de)皆善用拖延为手段，使交涉无从深入。于是不断的交涉遂成了不断的没有结果。至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红旗报捷新疆南路一律肃清”，[37]而次年春季布策忽回俄国。由于总署没有了对手，则中俄交涉已不能在中国进行，而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派崇厚为使节，带着这个题目前往俄国“便宜行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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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十年（1871）到崇厚出使之日，俄国人对伊犁已经管制了八年。而在长久的拖延以后，时至此日已经无可拖延。但伊犁犹在俄国人的手中，则对于俄国人来说，伊犁便是一种可以向中国勒取“补偿”[39]的东西。因此崇厚到俄国之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思（Giers，Michail Nikolajevith de）与之议伊犁，从一开始就以“本国所请各事有三端”为名义，列商务、分界、偿款为交涉的中心和要旨。[40]于是原本以伊犁为范围的交涉一变而为中俄之间的大范围交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显然不在预料之内。当日朝旨派崇厚作钦差，称其“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41]但究其实际，他既不是一个熟悉新疆情势的人，也不是一个熟悉俄国情势的人，由此造成的是一种两眼不甚分明的颟顸。之后，曾被朝廷寄以期望的崇厚便常常会在中俄交涉的过程里看不清利害之所在和得失之所在，成了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的一方，并最终使他身为中国使节而一头跌入俄国人设定的局中，在里瓦机亚签订了中俄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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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重地朘削中国，从而一边倒地把太多的利权移归到俄国人手里的条约。其大端在于：一、伊犁西境的大片土地和南境的险要地区皆划入俄国，遂使中国收回的伊犁“三面临敌”，[42]不仅不完整，而且不能守；二、中国“允还俄国收守伊犁各费卢布银五百万元”；三、俄国得在嘉峪关等七处新设领事；四、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全不纳税，并新开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的商路和自张家口至通州、天津的商路；五、俄人可在松花江行船、贸易等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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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交出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伊犁，想要获得的却是足以影响当时和后来的领土、偿款、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遂使条约架构中的双方恍如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不相对等。时论谓之“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因此，这个由中国钦差签订的条约便成了触发中国朝议大哗的东西。而签约的崇厚则返国之后就被朝廷以“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的罪名“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翻手之间已由钦差变成了钦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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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廷臣和疆臣交章论俄约，纷纷然既愤且骇，而着眼点都在“界务”和“商务”的后患无穷。李鸿章说：“夫中国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踞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然而自“分界图说”核之，则“伊犁西界割去一条长数百里”，又“南界割去一条亦数百里”，已经阻隔“八城往来要道”，具见其“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声气中梗，心殊叵测”。而通商各款，皆“夺华商之生计，侵官茶之引地，在彼获益不少，在我耗损已多”。[45]左宗棠说：“此次崇厚所议”界务，“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圈内，固不能一朝居耳。虽得必失，庸有倖乎？”而其“广设领事”，则“欲因商务蔓及地方，化中为俄”，尤“断不可许”。[46]张之洞说：俄人“名还伊犁，而三面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得满岛以北，屯垦无区，畜牧无所，地利尽失。金顶寺久为俄人市廛，既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又尽迁以往，人民空矣”。然后追问：“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当一无险要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地，将安用之？”[47]他们所凝神注目而不肯接受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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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外，沈葆桢、黄体芳、世铎、丁宝桢、刘坤一等等皆各自奏议而汇为群鸣，共指俄约为“万不可行”。而后，朝议的这种既愤且骇遂因多数而成力量，直接促成了光绪六年（1880）初的《大清国大皇帝致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国书》，以此拒绝了里瓦机亚条约，并以另简使节改议条约为自己的主张。中国政府明明白白地推翻了中国钦差签订的条约，自中西条约交往以来数十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而异乎寻常的事。[48]而已经“拿问”的崇厚则在国书送出的十三天之后被朝旨“定为斩监候”，[49]以律法而言，便成了待决的死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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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方否定了里瓦机亚条约以及由自己派出的签署了里瓦机亚条约的外交代表。作为对手的俄国人起而回应，最先向中国人争的却是崇厚的命运。当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甫回中国的崇厚刚刚奉旨“严加议处”，俄国公使凯阳德（Koyander，A.）已直入总署责询“交议谕旨是何用意”，并由议处崇厚推论“中国有藐视俄国之心”，遂使崇厚的处置变成了中俄关系里的一个要目。[50]而尤其出乎朝廷和朝议意料之外的，是俄国公使责询和“抗议”的后面，还站着西方世界的一群公使。这些人当日曾因崇厚而专门聚集共议，在他们的判定里，“加于崇厚的罪名系排外派所激成者”。虽说这种判定太过简化而且泛化，却代表了那个时候西方世界里的一致性。所以在俄国公使的抗议之后，先后又有法国公使、英国公使、美国公使和德国公使的照会送入总署，以表达他们共有的对于“交议谕旨”的不满。[51]颟顸的崇厚因之而舛错地成了西方世界眼中的被同情者和被关注者。然而中国人身在里瓦机亚条约的震动之中，从而身在丧权辱国的痛楚之中，是以中国人不能不追究崇厚的责任。其间由“革职拿问”到“斩监候”，与之相呼应的始终是“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52]的士论激昂。因此法、英、美、德的这些照会对朝廷和朝议都不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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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国公使的照会既然出自他们共同的主张，便不会是一种甘心敛手而知乎所止的东西。所以后来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公使卢嘉德（Luca，Ferdinando de）和奥地利公使何福礼（Hoffer von Hoffenfels，Maximilian Ritter）接法、英、美、德之踵而起，继续送来照会，说的依然是同一个意思。而且照会之外，还有游说。[53]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前后延续的过程。而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中俄之间正各作戒备，已在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当中国政府以“窒碍难行”拒绝俄约的时候，同时已特简曾纪泽为钦使赴俄国交涉，以重议条约。然而在交涉之外，多数中国人又从一开始就并不真信中俄之间的问题可以全凭口舌了结。光绪五年（1879）岁末的一道上谕说：“俄人所求不遂，启衅自在意中”。一个月又十二天之后，另一道上谕说：“俄人挟制多端，心怀叵测，此时虽事机未定，不可不亟筹防务，预备不虞”。[54]稍后又有“旨寄左宗棠”、“旨寄李鸿章”、“旨寄刘坤一”、“旨寄曾国荃”、“旨寄涂宗瀛”、“旨寄乌里雅苏将军吉顺”并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谭钟麟、裕宽、勒方琦、谭钧培、彭玉麟、李成谋等等，令沿海沿江沿边的疆臣和大吏各自“先事防范，用折狡谋”。[55]立意都在准备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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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以条约方式擅许给俄国的东西，在俄国人一头视为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在中国人一头则是“断难允准”的东西。[56]与寻常议约之往来折冲相比，这是一种对于已成之局的完全倾覆和倾覆之后再造一局。李鸿章称作是“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并因此而深忧俄人之“促迫不已”。[57]由此形成的矛盾，以其一时突起和格外尖锐使拒绝俄约的中国人不能不深作推想，并预备交涉不成之后，俄国人会动手强取这些被他们看成是已经得到了的东西。朝旨所谓“启衅自在意中”正是这个意思。在同一个时间里，张之洞说：“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并不能讲”。盖“我苟无备，俄人知我虚实，肆其恫喝，虽有辩士，将不得言”。[58]左宗棠说：“以目前边事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此日与俄人周旋，当“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在和与战之间，“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59]皆与朝旨相共鸣。而奕譞所说的“自去岁俄事初起，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人心如此，实为可恃”，[60]则尤其高亢，骎骎乎不仅备战，而且求战，由此反映出来的，是当日士议中更倔强，从而更激烈的一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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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人心潮动里，与伊犁最近的左宗棠同时又与俄国军队最近。因此，对于左宗棠来说，“先之以口舌，继之以兵戎”不仅是一种纸上议论，而且是一种“身在事中”的一肩担当。于是在新疆战事结束已经一年之后，他重新集结关内与关外的兵力，并调度伊犁将军和西北地区一个一个久经战阵的提督、总兵，在很短的时间里布列三路以“径趋伊犁”。[61]西征之师平定新疆之日，左宗棠是驻在肃州指挥的。而时至光绪六年（1880）四月，则“亟筹防务”于中俄之间的左宗棠已在六十九岁之年西出玉门关，“亲率驻肃亲军，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62]在那个时候，他所统领的这种“径趋伊犁”的千军万马，曾使左宗棠成为俄国政府最忌惮的人。[63]然而中国备战，俄国也在备战。据当日总署奏报“探访俄国情形意在启衅”，其陆路一面已于“西悉毕尔添兵一万五千，东悉毕尔添兵三万”。[64]另一则出自西方人的记载则估计，俄国增兵中亚的累计之数曾达到“九万人以上”。[65]而且陆路之外，又有其“海部尚书勒专乌斯基带兵船廿三只”东驶，扬言“封辽海”。[66]这些“兵船”与伊犁了不相涉，因此这些“兵船”表达了更多刻意的战争威胁。于是，当身为钦使的曾纪泽已经一路兼程地赶往彼得堡去作中俄交涉之际，同一个时间里的中俄之间又正在形成相互之间的武力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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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对峙因伊犁而起。但这种对峙一经产生和形成则一定会牵动西方世界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关系。所以欧西各国虽然本来不在局中，却大半不肯置身事外而安心袖手旁观。其间据有印度，并且在中国拥有最多商业利益的英国尤其担心中俄之间一旦打仗，便会就近地牵连到与之相关的这两个方面，也因之而格外着力地游说中国维持和局。光绪六年（1880）春夏之间，李鸿章作函牍致总署，曾多次提及“英国威使来署，屏人密谈俄事”；[67]威使“专函径呈总署，请由鄙处转递”；[68]威使“本日申刻来署密谈”；[69]威使“于二十四日下午来署，屏人密谈”，[70]等等。同时又有“美国西使过晤密谈”俄事，与威妥玛相呼应；以及“法国新来公使宝海过谒”，与“马道建忠”谈俄事，所述皆略同于“威使等意见”。[71]过了两个月，又有“德国巴使”来署“详论俄人近日情事”，并“欲为两国解和”，[72]等等。他们的见解、主张和态度都经总署奏报而传入朝廷，并进入了论俄事的朝议之中。英、法、德、美四国公使都不乐见中俄起衅。因此他们的各自调停虽各有盘算，实际上却形成了当日西方世界的一种共有的意愿。而除了这种公使同北洋大臣之间的对话以外，尤其不同寻常而引人注目的，还有英国女王电令威妥玛请总署转陈，希望“大皇帝宽免崇厚之罪”。[73]她所着眼的当然不是崇厚这个人，而是同崇厚相关的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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