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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同年六月英国人戈登的来华之行。由于当年戈登统带过“常胜军”，所以主持总署的奕和主持北洋的李鸿章都与他是旧知和旧识。而由此积留的往时情谊，则使得出自彼族的戈登少见地成了一个能够被他们共同信任的人，以至于中俄对峙渐次形成之日，奕曾认真地想过，“英人戈登能否尚为我用”。[78]因此戈登来华，先到天津同李鸿章长谈，后到北京同奕长谈，主题都是俄事。作为一个同情中国的人，英国军官戈登甫到天津即向英国政府发电报，明言“若中国有事，我不能弃之而走”，并为了这个缘故而辞去了他在军中的“职任”。[79]然而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直白地告诉总署：北京离海岸太近，若与俄国交战，很容易因海岸失守而被攻破。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只有迁都并准备长期战争。[80]虽说戈登的判断未必真能全部测准还没有发生的走势，但对总署而言，这些话出自一个同情中国的人之口，无疑要比列国公使的各色说辞更可信。而更可信的东西总是更能产生影响的东西。其时李鸿章致函总署，由“戈登所上条陈多中窾要”起讲，而以“俄事宜和”为归宿，[81]正实际地演示了这种由戈登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做不到迁都和久战，因此时处中俄对峙和交涉之际，戈登的判断一定会促成朝廷的重心移向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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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中国人在和战之间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的时候，俄国人在和战之间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中俄交涉伊犁之日，俄国人刚刚同土耳其打了一仗，虽说由此产生的《圣斯提反诺条约》是俄国占了便宜，但因战争造成的财政上的元气大伤，已使它很难再维持另一场长距离的战争。而随后英、法、奥、意、土、俄在柏林会议，则是各国威胁废除《圣斯提反诺条约》，逼迫俄国人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不少。这种颉颃的直接后果，便是俄国在西方世界的孤立。显然，对于俄国人来说，若在和战之间作取舍，其自身的孤立不能不成为一种制约。因此，中国一方“加恩开释”崇厚并了结边界积案之后，俄国一方也随之转圜。已到彼得堡的曾纪泽在日记中说：“俄皇因闻崇星使之开释，边界各案之奏结，词色甚悦”。比之十九天之前初至俄国“外部”而备尝其外交大臣吉尔斯（Giers）意在排拒的“面冷词横”和“诘难良久”，显见得已是不可同日而语。[82]之后，中俄交涉才可能形成折冲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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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厚与俄人立约之后重开中俄交涉，是一个身入困难重重之中收拾残局的过程。受命作钦使的曾纪泽是为崇厚纠错而赴俄国的，比之崇厚“平时略无考览”，一旦“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曾纪泽更肯下功夫于“《大清会典》舆地图”、“鄂（俄）刻舆图”及“西人中亚细亚图”，熟识而比对之，[83]并因此而对崇厚留给他的难题，以及中俄交涉里的应争、必争和可争都心中了然。由交涉而收拾残局，其间的中俄之争皆虬结于分界、通商和偿款。曾纪泽在奏议里分说之曰：“奉命使俄后，通盘筹画，必以界务为重”，而“通商稍予推广”，至偿款一项，则意同总署“斟酌许之”之旨。[84]与这种“通盘筹画”相对应的，是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白，这个由他主持的过程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巳投之食”。[85]因此自光绪六年（1880）七月起，曾纪泽与俄人交涉，便长在“争辩虽繁，漫无实际，朝允商改，夕复游移”的困顿之中而备尝其“阴柔狡狠”，往往“理喻情动操术两穷”。半年之间彼此照会往来作“宾主诘难”，曾累计达“数十万言”，但“数十万言”全无结果，“都是虚掷景光，枉劳唇舌”。所以他把这一段经历称作“磨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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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漫无实际”和翻覆多变，反映的是俄国人既无法用战争的办法据有伊犁，也无法用说理的办法据有伊犁之后，其交涉其实已没有中心和定则可言。当日与中国人相“诘难”的俄国人亦自知“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自慰耳”。然则日复一日的“争辩虽繁”与“纯尚谲诈”[87]用意都在多得“补偿”。因此当年十二月俄皇以“不欲以戋戋之故，骤隳两国数百年之交好”为门面话头，责成吉尔斯“和平了结”，[88]随后是这场漫长而没有结果的交涉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稍稍就我范围”[89]而结束了，于是而有次年在彼得堡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在这个条约里，中国收回了伊犁以南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的大片领土；俄商在西路的贩运至嘉峪关而止；俄国新设领事由原议的七处减为两处；中国偿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90]九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五百万两。而中俄在伊犁的对峙和交涉遂因之而获得了一个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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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总计其间的得失，称中俄折冲的这个结果为“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同时又说：“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91]这些话既是对曾纪泽的推重，也是对左宗棠的推重。但对俄国人来说，这个条约远非其蚕食与伸展的止境。所以十年后中俄之间又因帕米尔的归属起冲突和交涉。其间因果相连，便是西北边疆的再度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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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来说，时当八十年代之初，则是中俄伊犁之争刚刚了结，经营越南的法国人在中越边界造成的紧张和对抗已骎骎乎继之而起。由此造成的西南边疆危机同西北的边疆危机直面对映，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演变为近代中国的第三次民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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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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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古柏伯克传》，第145—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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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古柏伯克传》，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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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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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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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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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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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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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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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古柏伯克传》，第179—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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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31页，中华书局1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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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第266页，兵麓书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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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4页，上海书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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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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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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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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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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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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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31—12032页；《左宗棠年谱》，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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