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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漫无实际”和翻覆多变，反映的是俄国人既无法用战争的办法据有伊犁，也无法用说理的办法据有伊犁之后，其交涉其实已没有中心和定则可言。当日与中国人相“诘难”的俄国人亦自知“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自慰耳”。然则日复一日的“争辩虽繁”与“纯尚谲诈”[87]用意都在多得“补偿”。因此当年十二月俄皇以“不欲以戋戋之故，骤隳两国数百年之交好”为门面话头，责成吉尔斯“和平了结”，[88]随后是这场漫长而没有结果的交涉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稍稍就我范围”[89]而结束了，于是而有次年在彼得堡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在这个条约里，中国收回了伊犁以南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的大片领土；俄商在西路的贩运至嘉峪关而止；俄国新设领事由原议的七处减为两处；中国偿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90]九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五百万两。而中俄在伊犁的对峙和交涉遂因之而获得了一个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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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总计其间的得失，称中俄折冲的这个结果为“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同时又说：“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91]这些话既是对曾纪泽的推重，也是对左宗棠的推重。但对俄国人来说，这个条约远非其蚕食与伸展的止境。所以十年后中俄之间又因帕米尔的归属起冲突和交涉。其间因果相连，便是西北边疆的再度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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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中国来说，时当八十年代之初，则是中俄伊犁之争刚刚了结，经营越南的法国人在中越边界造成的紧张和对抗已骎骎乎继之而起。由此造成的西南边疆危机同西北的边疆危机直面对映，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演变为近代中国的第三次民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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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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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古柏伯克传》，第145—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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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古柏伯克传》，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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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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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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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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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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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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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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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古柏伯克传》，第179—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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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31页，中华书局1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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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第266页，兵麓书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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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4页，上海书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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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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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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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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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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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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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31—12032页；《左宗棠年谱》，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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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34—7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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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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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左宗棠全集》第八册，第6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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