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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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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02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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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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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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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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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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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2、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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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同上书，第283、301、287、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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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同上书，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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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同上书，第312—313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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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述德璀琳条陈》（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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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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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同上书，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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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与福禄诺议定五条》（光绪十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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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论边兵退守》（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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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越北、台湾、马江：从宗藩义务到中法民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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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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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议定五条”的背后和深处犹是中法之间的没有议定，因此李鸿章和福禄诺立此“五条”之后一个月，福禄诺仍在追问中国防军撤离北圻的时间和地点，并申明法军不日将进到桂军所在的谅山和滇军所在的保胜。李鸿章以中国的权利相争，并劝法军不必深入“致启嫌疑”，[1]而福禄诺事后报告巴黎，则深信其追问和申明已为李鸿章知悉和默许。[2]两头之间显见得已是脱节。之后法军一意北进，于五月下旬抵北黎（观音桥），并挟其一派骄横颐指气使，限驻扎的中国军队三天之内交出谅山，“语毕即放炮”。[3]但守谅山的桂军彼时正因中法“讲解”而奉旨“扼扎原处，进止机宜”听候调度，[4]没有收到过撤兵的命令。于是法国人的炮击引出了中国人的回击，导致中法军队在互相对峙中两天之内打了两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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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夹用口舌和枪炮的战争一时猝起，既不在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内，也不在法国政府的预想之内。而先动手的法国在动手之后又成了先责问的一方。北黎之战相隔三天，署法国公使谢满禄（Semallé，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Vicomte de）已照会总署，说是法军按约“收取谅山”，而被“华兵攻打”，继之龂龂追究责任并引为大愤。[6]总署作回复，则由简约既未议定“界务商务”，又未议定“中国调回防营”日期为事实说因果和理据，而后指法军“先放枪炮”，应任起衅之责。[7]十三天之后谢满禄再度照会总署，以“北圻戍兵火速退出”和“赔银至少二百五十兆法郎”为最后通牒，“限七日内复明照办”。[8]中国允撤兵，但不能赔款，态度仍在说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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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个时间里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Paten Ôtre，Jules）已经到达上海，法国海军的舰队也已经到福州附近的海面，两者之间构成一种非常醒目的对衬和呼应。稍后赫德受命代表中国政府与巴德诺在上海议北圻撤兵日程，又经赫德传话，朝旨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于六月上旬同巴德诺“议办详细条约”。但中国人旨在“议约”，法国人旨在“议费”，巴德诺要的是“索赔”，且其“志甚坚”；而曾国荃奉旨“所索兵费卹款万不能允”，以此为界限，则责分本在拒绝法国人所要的东西。因此，当日的交涉便成了一面的胁迫和另一面的抵挡。其间中国曾请美国调处，而为法国所拒绝。[9]当焦头烂额的曾国荃身在一筹莫展之际，曾沿用李鸿章“或至万不得已时，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10]之说，后退一步而自作主张，允诺以抚恤名义付法国五十万两（合三百五十万法郎）。但朝廷不肯认可，随后严旨申饬，斥为“实属不知大体”；而法国一头则以其“为数过少”，直视为“近于戏弄”，并在六月中旬照会总署，明言“本国自此即为所欲为，火速从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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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一段中法之间的交涉便在历时五天之后以破裂为了结。彼时巴德诺虽是驻华公使，而甫至中国，便先与指挥海军舰队的孤拔在上海会面，其意中显然更重兵舰。由于这两个人都不相信用会商谈判的办法可以了结中法越南之事，所以他们的会面遂成了私下里共议武力北犯之计的筹划。[12]显见得由不信会商谈判的巴德诺与曾国荃作交涉，从一开始便不能不是一种意不在此的交涉。因此交涉破裂之后，仅仅过了三天，等候在海上的军舰已开始炮击基隆。随之战场由边界之外的越南移到了中国的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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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一面而言，则中法交涉和冲突的过程始终与士议激扬一路交缠，并因之而致当事的大臣备受指责，被一劾再劾。迨山西失，北宁又失，言路弹章前后相继。其间“徐延旭、唐炯坐失地逮问，盛昱言‘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并劾枢臣怠职”。[13]由此激成深宫之怒，导致军机处里的亲王、大臣全体都被逐退，而朝局为之一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法人的敌忾成为当日的一时之共趋和议论之强音。因此，当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讲解”之日，同时的士大夫已群起奏论“和局断不可恃”以及“夷情叵测”，请“力筹守御”；[14]而曾国荃与巴德诺在上海交涉之日，同时的廷议正推想“彼不得逞，势必指挥孤拔肆扰”，并测度“开仗以后”的种种情状。[15]与法国既作“讲解”又作交涉，说明了“朝廷始终不愿失和”。[16]但在“讲解”的同时“筹守御”和交涉的同时想“开仗”，又说明了中国一方处和战之间的不肯一退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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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19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法越之事是与四围的外来侵逼与边疆危机连为一体的。因此中国人虽居战事失利和“兵疲饷绌”之际而不肯一退再退，正在于中国面对法国侵逼的时候，同时是中国又不止面对法国的侵逼：“彼既胁我以和，肆意要求，何所不至？”若“俯首曲从”，则“英、俄各国揆吾怯弱，易于要求，必将环伺而起”，随后“群相效尤”，而“祸将继起”。[17]与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相比，这种列国的四围“环伺”显然是一变再变之后的一种更深更重的灾祸。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人的不肯一退再退，是身后已经没有再退的余地。所以，在中法之间的冲突与交涉里，士议的不甘顺受“胁我以和”，便常常会影响和制约朝廷的“始终不愿失和”。其间之典型，是光绪十年（1884）四月朝廷大幅度调度人事，以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以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皆“准其专折奏事”。[18]当日曾耸动朝野而颇为一时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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