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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30 张佩纶于四月下旬受命，到任已是闰五月的中旬了。其奏疏举“闽疆”为“南部雄镇，濒海奥区”，而张目四顾，则“地惬饷涸，沿海之防，不克未雨绸缪，早完牗户”，两面之间显然不相对称。当他在京城作议论的时候，多半不会想到此日“事急而求”，闽疆已是“利器难得，将才难得，无米之炊，殆将束手”。而以“利器难得”和“将才难得”的“地惬饷涸”直面“法衅又开”，其一腔贲张“止能就本省新募之兵、杂储之器，原派之文武将领，旧式之炮台、兵船，以备折冲御侮”。[24]比之刘铭传麾下守台湾的四十营将官兵丁，张佩纶接手的这种“沿海之防”显然不逮远甚。但法人意在摧毁中国人的船厂和船队，则不能不由海口进马江，比之炮击基隆，福州遇到的是“彼深入，非战外海”。[25]而就地势言之，这一段水路两岸多山峦亦多险阻，若凭险拦截，法国人的军舰便很难绕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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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32 手中没有强兵利器的张佩纶自到闽之后目睹其“兵轮入口，瞬息即至”，曾有“胜负呼吸，争先下手”之想。[26]而时当“中法和战定局与否，未经总署示知”，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犹在“拘手挛足”之中，“阻之则先起衅端，听之则坐失重险，实属左右为难”。与之成为对比的是法国人在大打出手之前，已能够从容措手，其军舰纷纷上驶，已越过了原本很难绕得过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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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34 省城以壶江南茭为第一重门户，长门、金牌为第二重门户。敌船既越各炮台而至马尾，深入已百余里。若止一二轮船，彼虽足制船局之命脉，而身在围中，谅亦未敢轻发。如连䑸而至，一旦决裂，我电未至，彼信先闻，出我不意，登岸扰犯，则炮台之军不及入援，南台之军亦难径渡，船局势殊岌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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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36 张佩纶到闽之后六天法舰已至福建海面，而闽江的“门户”始终无法关拢。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便一面是“迭据电传，法人欲取福州为质”；一面是眼看着法国人的军舰“乘议约未定之时，借游历为名，陆续驶入闽口”。[27]至六月上旬，已是法舰大集。福州将军穆图善呈报军机处，说是“防务日紧，法酋日肆，意揣必至决裂。闽失势在不能先封口，又不能先发”。然后枚举而历数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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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38 法铁舰守口一艘，兵船入长门十艘，环马江者六，内鱼雷船二。又有大号兵船七号在近省之长乐县海口，拟筑炮台，多方要挟，迫我开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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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40 由此形成的场面，正是张佩纶笔下的“连䑸而至”。中国人“不能先封口”以堵其来路，而法国人一开始便以“铁舰守口”，关闭了中国人的进路和退路。以兵事而论，是时至此日，可谓先机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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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42 在这个过程里，福建曾屡次致电枢垣，“促南北洋以船入口”相援助，以期“勿失机养患”，[29]而皆苦苦盼望而不可得。主其事的张佩纶期望落空之后化作一腔愤懑，曾向朝廷忿忿然痛责南洋大臣曾国荃：“甚矣曾之膜视闽也。沪仅法船一，华船则六；南洋十五船无可分，欲闽三船敌法耶”？[30]但彼时海疆震动，南洋与北洋各筹防务；疆吏责在守土，都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因此，虽然朝廷应福建的呼求先后令南洋和北洋调船援闽，[31]但北洋防畿辅，南洋防长江，皆能各自申说以动朝廷之意。而后是朝廷“旨寄张佩纶等，拨船于闽无济，着妥商筹办”和“旨寄张佩纶等，着就现有兵勇实力固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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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44 苦盼和忿怒都没有为福建引来一点可资依傍的物力和人力。在这种南洋、北洋和“福建海疆”的相互抵牾之中，可以见到的正是南洋、北洋和“福建海疆”都太过局促，以至中国南北绵延的漫长海岸线捉襟见肘，在法国人移动的舰队面前顾此失彼，首尾无法照应的事实。由于顾此失彼和首尾无法照应，当日被法国选中的闽疆便成了以弱者当强敌的一方。而曾以士议激昂为朝野注目的张佩纶，其时用来对付法国人的仍然只能靠激昂。他在六月里的一道电文中说：“急募，无器械，何能？小挫再振，将与士习，又操饷权者能之”，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能够做的，遂只剩下“惟忠愤鼓舞耳”。[33]后来又说，当法舰麕集之日，“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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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46 但战争是暴力的较量，从而以暴力的比较为结果，“忠愤”和“忠义”的影响都有限。自基隆一战之后法舰群驶福州，至七月初汇聚于闽江下游的作战船只总数已达十二艘，且皆属彼时的新型战舰，其中两艘是铁甲舰，合计共一万四千五百十一吨。与之相匹配的是七十七门大口径重炮和一千七百九十名作战人员。而在同一个水域里与法国舰队相持的中国水师虽然有船十一艘，但其中的九艘都是由木质构成的，且十一艘船总共只有六千五百吨，而赖以制敌的四十五门火炮大半都因口径不够而不能算作重炮。若举人数作对照，则其一千零四十名作战的官兵，总量亦少于法国一面。[35]显见得以此比彼，两者之间实在是优劣太过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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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48 七月初一，法使谢满禄下旗离开北京，同时中国驻法国公使李凤苞也从巴黎移到柏林。中法关系随之破裂。已经为自己营造了足够优势的法国舰队遂于两天之后“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36]猛烈炮击中国兵船。张佩纶在奏报里说“我船本约以各轮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火攻牵制其下游各船。”但“法大船入，则以六船截‘振威’、‘飞云’、‘济安’于下，而以五大船、一鱼雷船合攻‘扬武’”。法国人的大炮一开始就打破了他的筹想。其直接的结果是‘扬武’先“为敌鱼雷所碎”。之后，“福星”发炮攻敌，而因“大小过悬，众寡不敌”沉毁；“伏波”、“艺新”则刚刚接战，已先后“中炮上驶”，遂使“上游之船已没。其下游之船，法以乌波铁船为最大，‘振威’为其所挤立断为两”。而“飞云”、“济安”两船“还炮之声犹相应答”，转瞬之间“旋即带火流下”。此后“法人乘胜轰击，迫近厂河之商船亦焚”。于是“七兵船、两商船及哨艇各船”一时“俱烬”。[37]若总计而言，在他所列举的这些兵船之外，同时被伤和被毁的其实还有“福胜”、“建胜”和“琛航”、“永保”。[38]作为对比，在这场水上交战中法国人被击沉的只有一艘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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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50 当天和次日，摧毁了福建水师的法国人复连番炮轰福州船政局，致使十多年前在法国工匠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船厂，此日又在法国军舰的炮火轰击下被打得“千创百孔”。[39]这个过程里中国军人“死者灰烬，存者焦伤”，[40]在“灰烬”和“焦伤”之中不会没有“忠愤”和“忠义”，但“忠愤”和“忠义”都没有挡住法国人用坚船利炮作成的暴力致胜。而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在历经颠蹶之后引咎自劾，其曾经的激昂大半都化作了感慨唏嘘和言之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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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52 伏念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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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54 而后自请“拿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41]在年复一年的造船造炮之后，马江之战用法国人的船和炮比较了中国人的船和炮。因此张佩纶的唏嘘与沉痛虽由书生领兵的一败塗地而起，而其对应和反照的则不能不是二十年洋务效西法以图自强的重挫。法国人打掉了中国的兵船和船厂，之后，出港的法国舰队又一路开炮，一个一个地轰毁了沿岸炮台。这是一种胜负已分之后的打了又打。但在他们的筹算里，要的是“踞地为质”。因此马江之战虽以暴力致胜并且打了又打，而犹非其意中的了局。至八月中旬，法国舰队移师台湾攻陷基隆。稍后又攻沪尾，并一度登陆而为守军力战击退。自九月初开始，孤拔用炮船从海上封锁台湾，“禁止各国船只来往出入”，[42]以期用截断外来济助的办法为困逼之计。迨次年一月，踞于基隆的法军又由基隆西犯，欲进逼台北，经四天激战为守军所堵挡，而一个月之后，纵横于海上的法军已占领了澎湖。在这个攻与守苦苦相持的过程里，一面是朝旨以“台防关系东南大局”督责南北洋援台，而法国封锁之下南北洋援台的船只并不足以“当铁舰之巨炮”；一面是守土的中国军队“军士眚疫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且“洋药已缺，食盐不来，饷路亦阻”，由此形成的只能是一种日处困境而力为撑持。[43]两相对比，愈见得法国人据有海上的优势，遂使法国人长在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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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56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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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58 当法国舰队横行东南，在闽、台海疆恣肆黩武的时候，与西南边界相依连的北圻正息兵之后战火又起。作为对于“法兵已在马尾先期攻击”的回应，相隔三天朝廷已下诏，痛责“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同时令“应行进兵”的陆路各军“即迅速前进”，并以刘永福为“记名提督”，正式编入了中国的官军之中。[44]由于“关外各军奉闰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已“尽行撤入”关内，[45]是以此日之“迅速前进”便是重新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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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0 同原本的驻扎已久相比，重新出关是一种人员的空间移动和器械的空间移动。而朝旨严催，仓促成行，其间消耗的饷力和人力都无从呼应自如。因此，广西的桂军和云南的滇军一路“前进”，一路禀告“瘴盛粮乏，欠饷两月”和“拨饷三十万，已逾四月，饷乏兵弱”的种种困窘。[46]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终日置身于这种被称作“瘴”的东西里，出关的军队还在赴战的途中因“瘴”减员。桂抚潘鼎新说是“兵力甚单，余俱病亡，不能成军”，且“旋补旋病旋死，不解其故”。[47]滇督岑毓英说是“目下关外烟瘴正大”，致“所部滇勇，因瘴故颇多，均求缓进”。[48]这些都说明，与朝旨之“迅速前进”相对应的，是军中的跋涉艰难。而后经此一路跋涉的重重艰难，从七月上旬到八月初，出关的桂军已到达谅山而重据旧垒，并分东西两路进兵，先后驻扎于谅山以南的船头和北宁以北的郎甲。同时的滇军也已出关东趋，以期一战而下宣光。同中国人相对比，斯时法国虽以孤拔的舰队搅动东南而扼制闽、台，而其兵事的重心则仍在中越边界。七月间，法人已聚士卒一万七千五百余名，将校四百三十多名，用以截断中国军队深入越南的通路。[49]而“十月以来，法屡添新兵来华，大率赴越者三之二，赴台者三之一”，[50]显见得是立意要同中国人在北圻大打。因此，当先入越南的桂军推进到船头和郎甲之后，已经备战就绪的法国军队便岌岌乎迎头赶来，与之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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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2 八月十八日，北宁法军一千余人沿水道攻船头。两军对峙之际，法人专用船上的火炮轰击，致中国一方死伤相尋。但守船头的苏元春起家湘军而素有能战之名，此日排阵接仗于炮火之下，犹督桂军久战力阻，“毙法酋一人”，[51]并使登陆的法军屡扑而不能敌，在无力再举之后不得不退，而与守军相持于战场的两头。当日桂抚奏报，称船头一战为“以孤军当劲敌”，[52]循名责实，不能算是无度夸张。稍后河内法军二千人北进，于二十日猛攻郎甲。守郎甲的桂军仓促被围，“自辰至未鏖战四时”，参将、都司战死，提督、总兵被伤，“哨弁勇丁同时阵亡者三百余名”。而“彼此厮战之际，枪毙落马法目数名”，并重伤法军主将尼格里（de Négrier）。[53]中国人的领兵官既死且伤，法国人的领兵官也既死且伤，由此显示的，应当是“鏖战四时”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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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4 然而在这种激烈的背后，又是一种强与弱之间的悬殊：与盘踞北圻而筹措有序的法人相比，船头的桂军是孤军，郎甲的桂军也是孤军；而与守船头的桂军相比，守郎甲的桂军四围之敌且已多出一倍。身在这种对比之中，曾经“鏖战”的郎甲守军最终力竭，随后是一路败退，弃郎甲而走。而法军既得郎甲，又转身分兵往援船头。于是，继郎甲的守军力竭而退之后，船头的守军与合兵扑来的法人激战两天，也力竭而退。在中国一面的成算里，入据船头和郎甲，本是为桂军深入越南拓通道。而滇军同时另辟一路，由西面东下径取宣光，则重在与桂军“并进”，以图“两军合力进规北圻”。[54]但桂军一挫于郎甲、再挫于船头，后退之间已是打破了成算。而在与之牵连的西面一路，是本应剋期赴敌的滇军东下途中为关山所阻，陆路“皆崎岖窎远，夫马难行，水路船只又少，敌轮不时邀截”以至“粮饷军火，輓运为艰”。[55]当他们在八月下旬到达宣光的时候，桂军已两路皆败。以“合力”与“并进”相度量，显见得也是打破了成算。之后滇军围攻宣光，历时三个多月而累战不能克。其间城内的法军冲出来而被城外的滇军打回去；城外的滇军挖地道猛攻而城内的法军力守益坚。“敌势虽穷而水路犹通，尚不能制其死命”，遂使旨在东进“取太原”[56]的滇军就此顿兵坚城之下，而“北圻产米之区多被法人、教匪收运一空”，致“各营口粮”常常不继，且“水毒瘴深，患病颇多”，往往是“带一万兵，仅得五千之用”。[57]然则滇军虽在围城攻敌，而饥与病交迫，其情状正类乎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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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6 当滇军被阻于宣光而不能东下之日，桂军“迭接各电”已知法人“一意攻逐桂军，再攻滇军”，[58]遂于十一月中旬以王德榜一军反攻船头法军，意在先“夺其魄”。[59]而接仗两天，便“折损甚多”大败而退。李鸿章电告枢垣这一段消息的时候，评而论之曰：“王军无后门枪，平时贪刻骇忮，有取败之道”，[60]既说了器，也说了人。王德榜一军本居那阳，为谅山守后路，是以一战之胜负导致其大败而退，则一战之胜负已不能不牵动全局，使守谅山的“各军后路”一时皆在“甚危险”之中。[61]于是以反攻谋制敌之想自此而息。而与桂军的一败之后没有后援相比，同一个时间里的法国政府正明令驻越法军攻谅山，与之相随而来的，是法国国内的援兵正从海防登陆进入北圻。至十二月中旬，法军集一万余众大举犯谅山，[62]其意图正是先攻桂军，再攻滇军。与之对垒的中国军队虽以桂军为统称，而来路和渊源其实各自不同。当日潘鼎新领一部，苏元春领一部，王德榜领一部，杨玉科领一部，皆以谅山为中心而各守一路。以态势而论，已是易分而难合。迨法军来扑，先攻王德榜营，“半途折向谷松攻苏元春营”，之后是被攻的苏元春“三昼夜苦战，伤亡太多，撤回屯谅山”。[63]主持谅山防务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后来奏报说：“无如贼众我寡，日日进逼”，“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血战六昼夜”，以至四顾之间，“枪炮互击，血肉交飞，断脰缺肢，狼藉山谷”。在这个过程里，苏元春所领的苏军打了九昼夜，潘鼎新所领的淮军打了六昼夜。等到“淮、苏两部之数千疲卒”已“精锐损折，粮药俱尽”，无力撑持的潘鼎新和苏元春遂于当月二十九日从谅山败走。[64]退驻镇南关。而后“龙州大震”。[65]这是一种连日苦战之后的一败塗地，而在时人评说之中，与一败涂地相表里的则是彼时“主客各军不能共缓急，图奋取，督师又意气自用，且迹近偏袒苏军，故谷松一败，众军袖手，坐视颠复而不救”。[66]其间的“督师”指的是官阶最高的潘鼎新，而“坐视颠覆而不救”尤以王德榜“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于谷松，亦不往救”[67]为典型。然则主客各军虽共守谅山，而咫尺之间已难化畛域，弄得既不能用号令相调度，又不能以往来成呼应。就谅山之战而言，这些都是为胜负造因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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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8 法国一面既以先打桂军，后打滇军为其排定的顺序，则谅山之战后五天，法军已拨三千人拔队往援宣光。彼时滇军久围宣光，正在猛烈攻城屡冲缺口之际，以至于围城之中的法国人用“玻璃瓶”送“求救书”，说是“本处被华兵围困，其数甚众，日夜攻击，势在垂危。四围九百码之外皆华兵所驻，密迩相逼，我军不得不弃外垒而退守内城。”且华军挖掘地道，“工程甚速，不日将陷我城”。[68]其间攻城的前锋曾扑入城内，而后续不继，旋又“为贼所截，战殁城中”。在这种围城之战里，每一次奏报“毙贼甚众”，同时都会引出“伤亡精锐太多”的沉重叹息，然则累计百日之久，滇军虽“血战无数”，其实已成疲军。而与之相始终的，还有累计百日之久的“粮运艰远，将士不饱”。[69]所以，以此攻城，虽然出手猛烈，其气力已在再而衰，三而竭的不可持续之中。迨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援寇大队而至”，遂使攻城数月的滇军反过来成了被攻的一方。而最先受“援寇”冲击的，便是久与法军为宿敌的刘永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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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0 据当日参预滇军军务的唐景崧说：“刘永福血战一日，用地雷歼敌百余，击毙百余”。同时“寇袭吴凤典营”，致“各营抄击被隔，永福不支，遂败”。随后是“教匪乘机扰三江口粮道”，致“我军疮痍之余，腹背受敌”。[70]当时刘永福一军当“援寇”之进路，无异于为围宣光的滇军作屏障。因此当等不到援兵的刘永福“不支”而败退之后，“零布城下”又已历经久战的滇军便直面来援的法军，一战而败，成了力竭师老“不能御生敌”的弱军。且战局一变牵动八方，“龙州、牧马后路”正“岌岌可危”，则时至此日，“实有不得不退之势矣”。[71]随之是久围宣光的滇军累战之后废然掉头，先后撤离了宣光。当时张之洞致滇军电文，有“天不殄夷，夫复何言”之叹。[72]事后刘永福追咎隔河守同章的黄守忠部事急不来赴援，黄守忠因之被劾革职。[73]其间的曲折，亦与桂军之各有畛域在伯仲之间。而在宣光的东面，已经占据了谅山的法军又在同一个时间里一路围追退到镇南关的桂军，并于正月上旬“紏（纠）大股”先扑南关，与守军“接仗相持三时之久”。之后督军守南关的提督杨玉科中炮阵亡，由此导致的南关守军因丧失其元首而“军心不固”，使攻关的法军得以“乘夜拦入”，一天之内即攻破了镇南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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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2 攻破了镇南关，是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中国境内，随之“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逃军、难民蔽江而下”，远近动荡而“广西全省大震”。[75]但法国人之所以一步连着一步，在前后十天之内既破谅山，又破镇南关，本意大半是在用其武力向中国人示强和示威，因此入关之后焚掠一日留下满目疮痍，又转头向南退回谅山。临走大书于关上曰：“欲捍边境，无用石城，须行条约”。[76]这种用文字显示的傲兀，其主旨就是“挟中国以议约”。然则在法国人的眼里，自光绪十年（1884）八月北圻战火重起，到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攻破镇南关，是中法之间的陆路交战不仅已经分出了强弱，并且已经分出了胜负。他们显然以为强弱、胜负一经分出便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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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4 [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论边兵退守》（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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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6 [2]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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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8 [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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