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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58 当法国舰队横行东南，在闽、台海疆恣肆黩武的时候，与西南边界相依连的北圻正息兵之后战火又起。作为对于“法兵已在马尾先期攻击”的回应，相隔三天朝廷已下诏，痛责“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同时令“应行进兵”的陆路各军“即迅速前进”，并以刘永福为“记名提督”，正式编入了中国的官军之中。[44]由于“关外各军奉闰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已“尽行撤入”关内，[45]是以此日之“迅速前进”便是重新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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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0 同原本的驻扎已久相比，重新出关是一种人员的空间移动和器械的空间移动。而朝旨严催，仓促成行，其间消耗的饷力和人力都无从呼应自如。因此，广西的桂军和云南的滇军一路“前进”，一路禀告“瘴盛粮乏，欠饷两月”和“拨饷三十万，已逾四月，饷乏兵弱”的种种困窘。[46]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终日置身于这种被称作“瘴”的东西里，出关的军队还在赴战的途中因“瘴”减员。桂抚潘鼎新说是“兵力甚单，余俱病亡，不能成军”，且“旋补旋病旋死，不解其故”。[47]滇督岑毓英说是“目下关外烟瘴正大”，致“所部滇勇，因瘴故颇多，均求缓进”。[48]这些都说明，与朝旨之“迅速前进”相对应的，是军中的跋涉艰难。而后经此一路跋涉的重重艰难，从七月上旬到八月初，出关的桂军已到达谅山而重据旧垒，并分东西两路进兵，先后驻扎于谅山以南的船头和北宁以北的郎甲。同时的滇军也已出关东趋，以期一战而下宣光。同中国人相对比，斯时法国虽以孤拔的舰队搅动东南而扼制闽、台，而其兵事的重心则仍在中越边界。七月间，法人已聚士卒一万七千五百余名，将校四百三十多名，用以截断中国军队深入越南的通路。[49]而“十月以来，法屡添新兵来华，大率赴越者三之二，赴台者三之一”，[50]显见得是立意要同中国人在北圻大打。因此，当先入越南的桂军推进到船头和郎甲之后，已经备战就绪的法国军队便岌岌乎迎头赶来，与之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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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2 八月十八日，北宁法军一千余人沿水道攻船头。两军对峙之际，法人专用船上的火炮轰击，致中国一方死伤相尋。但守船头的苏元春起家湘军而素有能战之名，此日排阵接仗于炮火之下，犹督桂军久战力阻，“毙法酋一人”，[51]并使登陆的法军屡扑而不能敌，在无力再举之后不得不退，而与守军相持于战场的两头。当日桂抚奏报，称船头一战为“以孤军当劲敌”，[52]循名责实，不能算是无度夸张。稍后河内法军二千人北进，于二十日猛攻郎甲。守郎甲的桂军仓促被围，“自辰至未鏖战四时”，参将、都司战死，提督、总兵被伤，“哨弁勇丁同时阵亡者三百余名”。而“彼此厮战之际，枪毙落马法目数名”，并重伤法军主将尼格里（de Négrier）。[53]中国人的领兵官既死且伤，法国人的领兵官也既死且伤，由此显示的，应当是“鏖战四时”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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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4 然而在这种激烈的背后，又是一种强与弱之间的悬殊：与盘踞北圻而筹措有序的法人相比，船头的桂军是孤军，郎甲的桂军也是孤军；而与守船头的桂军相比，守郎甲的桂军四围之敌且已多出一倍。身在这种对比之中，曾经“鏖战”的郎甲守军最终力竭，随后是一路败退，弃郎甲而走。而法军既得郎甲，又转身分兵往援船头。于是，继郎甲的守军力竭而退之后，船头的守军与合兵扑来的法人激战两天，也力竭而退。在中国一面的成算里，入据船头和郎甲，本是为桂军深入越南拓通道。而滇军同时另辟一路，由西面东下径取宣光，则重在与桂军“并进”，以图“两军合力进规北圻”。[54]但桂军一挫于郎甲、再挫于船头，后退之间已是打破了成算。而在与之牵连的西面一路，是本应剋期赴敌的滇军东下途中为关山所阻，陆路“皆崎岖窎远，夫马难行，水路船只又少，敌轮不时邀截”以至“粮饷军火，輓运为艰”。[55]当他们在八月下旬到达宣光的时候，桂军已两路皆败。以“合力”与“并进”相度量，显见得也是打破了成算。之后滇军围攻宣光，历时三个多月而累战不能克。其间城内的法军冲出来而被城外的滇军打回去；城外的滇军挖地道猛攻而城内的法军力守益坚。“敌势虽穷而水路犹通，尚不能制其死命”，遂使旨在东进“取太原”[56]的滇军就此顿兵坚城之下，而“北圻产米之区多被法人、教匪收运一空”，致“各营口粮”常常不继，且“水毒瘴深，患病颇多”，往往是“带一万兵，仅得五千之用”。[57]然则滇军虽在围城攻敌，而饥与病交迫，其情状正类乎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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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6 当滇军被阻于宣光而不能东下之日，桂军“迭接各电”已知法人“一意攻逐桂军，再攻滇军”，[58]遂于十一月中旬以王德榜一军反攻船头法军，意在先“夺其魄”。[59]而接仗两天，便“折损甚多”大败而退。李鸿章电告枢垣这一段消息的时候，评而论之曰：“王军无后门枪，平时贪刻骇忮，有取败之道”，[60]既说了器，也说了人。王德榜一军本居那阳，为谅山守后路，是以一战之胜负导致其大败而退，则一战之胜负已不能不牵动全局，使守谅山的“各军后路”一时皆在“甚危险”之中。[61]于是以反攻谋制敌之想自此而息。而与桂军的一败之后没有后援相比，同一个时间里的法国政府正明令驻越法军攻谅山，与之相随而来的，是法国国内的援兵正从海防登陆进入北圻。至十二月中旬，法军集一万余众大举犯谅山，[62]其意图正是先攻桂军，再攻滇军。与之对垒的中国军队虽以桂军为统称，而来路和渊源其实各自不同。当日潘鼎新领一部，苏元春领一部，王德榜领一部，杨玉科领一部，皆以谅山为中心而各守一路。以态势而论，已是易分而难合。迨法军来扑，先攻王德榜营，“半途折向谷松攻苏元春营”，之后是被攻的苏元春“三昼夜苦战，伤亡太多，撤回屯谅山”。[63]主持谅山防务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后来奏报说：“无如贼众我寡，日日进逼”，“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血战六昼夜”，以至四顾之间，“枪炮互击，血肉交飞，断脰缺肢，狼藉山谷”。在这个过程里，苏元春所领的苏军打了九昼夜，潘鼎新所领的淮军打了六昼夜。等到“淮、苏两部之数千疲卒”已“精锐损折，粮药俱尽”，无力撑持的潘鼎新和苏元春遂于当月二十九日从谅山败走。[64]退驻镇南关。而后“龙州大震”。[65]这是一种连日苦战之后的一败塗地，而在时人评说之中，与一败涂地相表里的则是彼时“主客各军不能共缓急，图奋取，督师又意气自用，且迹近偏袒苏军，故谷松一败，众军袖手，坐视颠复而不救”。[66]其间的“督师”指的是官阶最高的潘鼎新，而“坐视颠覆而不救”尤以王德榜“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于谷松，亦不往救”[67]为典型。然则主客各军虽共守谅山，而咫尺之间已难化畛域，弄得既不能用号令相调度，又不能以往来成呼应。就谅山之战而言，这些都是为胜负造因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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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68 法国一面既以先打桂军，后打滇军为其排定的顺序，则谅山之战后五天，法军已拨三千人拔队往援宣光。彼时滇军久围宣光，正在猛烈攻城屡冲缺口之际，以至于围城之中的法国人用“玻璃瓶”送“求救书”，说是“本处被华兵围困，其数甚众，日夜攻击，势在垂危。四围九百码之外皆华兵所驻，密迩相逼，我军不得不弃外垒而退守内城。”且华军挖掘地道，“工程甚速，不日将陷我城”。[68]其间攻城的前锋曾扑入城内，而后续不继，旋又“为贼所截，战殁城中”。在这种围城之战里，每一次奏报“毙贼甚众”，同时都会引出“伤亡精锐太多”的沉重叹息，然则累计百日之久，滇军虽“血战无数”，其实已成疲军。而与之相始终的，还有累计百日之久的“粮运艰远，将士不饱”。[69]所以，以此攻城，虽然出手猛烈，其气力已在再而衰，三而竭的不可持续之中。迨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援寇大队而至”，遂使攻城数月的滇军反过来成了被攻的一方。而最先受“援寇”冲击的，便是久与法军为宿敌的刘永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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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0 据当日参预滇军军务的唐景崧说：“刘永福血战一日，用地雷歼敌百余，击毙百余”。同时“寇袭吴凤典营”，致“各营抄击被隔，永福不支，遂败”。随后是“教匪乘机扰三江口粮道”，致“我军疮痍之余，腹背受敌”。[70]当时刘永福一军当“援寇”之进路，无异于为围宣光的滇军作屏障。因此当等不到援兵的刘永福“不支”而败退之后，“零布城下”又已历经久战的滇军便直面来援的法军，一战而败，成了力竭师老“不能御生敌”的弱军。且战局一变牵动八方，“龙州、牧马后路”正“岌岌可危”，则时至此日，“实有不得不退之势矣”。[71]随之是久围宣光的滇军累战之后废然掉头，先后撤离了宣光。当时张之洞致滇军电文，有“天不殄夷，夫复何言”之叹。[72]事后刘永福追咎隔河守同章的黄守忠部事急不来赴援，黄守忠因之被劾革职。[73]其间的曲折，亦与桂军之各有畛域在伯仲之间。而在宣光的东面，已经占据了谅山的法军又在同一个时间里一路围追退到镇南关的桂军，并于正月上旬“紏（纠）大股”先扑南关，与守军“接仗相持三时之久”。之后督军守南关的提督杨玉科中炮阵亡，由此导致的南关守军因丧失其元首而“军心不固”，使攻关的法军得以“乘夜拦入”，一天之内即攻破了镇南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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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2 攻破了镇南关，是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中国境内，随之“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逃军、难民蔽江而下”，远近动荡而“广西全省大震”。[75]但法国人之所以一步连着一步，在前后十天之内既破谅山，又破镇南关，本意大半是在用其武力向中国人示强和示威，因此入关之后焚掠一日留下满目疮痍，又转头向南退回谅山。临走大书于关上曰：“欲捍边境，无用石城，须行条约”。[76]这种用文字显示的傲兀，其主旨就是“挟中国以议约”。然则在法国人的眼里，自光绪十年（1884）八月北圻战火重起，到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攻破镇南关，是中法之间的陆路交战不仅已经分出了强弱，并且已经分出了胜负。他们显然以为强弱、胜负一经分出便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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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4 [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论边兵退守》（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1706706475

1706706476 [2]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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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78 [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42页。

1706706479

1706706480 [4] 同上书，第735页。

1706706481

1706706482 [5]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69—170页。

1706706483

1706706484 [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43页。

1706706485

1706706486 [7] 同上书，第743页。

1706706487

1706706488 [8] 同上书，第755页。

1706706489

1706706490 [9] 同上书，第758、769、759、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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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492 [10]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三，《寄江督曾宫保》（光绪十年六月初二日巳刻）。

1706706493

1706706494 [11]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70、777—778页。

1706706495

1706706496 [12]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87页。

1706706497

1706706498 [13]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4页。

1706706499

1706706500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29—331，332—333页。

1706706501

1706706502 [15] 同上书，第445—446页。

1706706503

1706706504 [16] 同上书，第340页。

1706706505

1706706506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33、344、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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