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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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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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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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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五，《寄译署》（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申刻），《驻德许使致译署》（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亥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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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三册，第434，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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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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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9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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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3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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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罗悙触《中法兵事本末》，胡寄尘编《清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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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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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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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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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17页，商务印书馆；《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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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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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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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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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上书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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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西法入华和中国社会的节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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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体制之后：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中国派遣驻外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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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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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立公使驻京一款，并由公使驻京牵及觐见，由觐见牵及礼仪，专门用一节文字特别列明：“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1]这里所举的“有碍于国体之礼”，便是外国公使对中国皇帝叩头。对于英国人来说，拒绝叩头曾直接导致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戛尔尼（MaCartney，George MaCartney，Earl）使华受挫，而后又直接导致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亚美士德（Amherst，Lord William Pitt）使华再挫。在半个多世纪里的这种一挫再挫之后，英国人不能不成为西方世界中于此尤耿耿者。因此此日引之以入条约，其立意所在，自是代表西方世界为中国另立一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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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日中国人在逼迫下立条约，并非真能甘心以西人之规范为规范。之后，咸丰九年（1859）因换约起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度沿海路北上，从天津登陆，以“长驱直入”之势进迫北京。[2]当官军连战连败而致开仗已“毫无把握”之日，怡亲王载垣曾与英军代表巴夏礼在通州面议“抚局”。[3]其间“凡英夷所请各条，均蒙圣恩允准”，但最终因为“该夷”执意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为“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而使有心谋抚局的皇帝一手推翻了将成的抚局，并把巴夏礼当作俘虏抓了起来。[4]中国人不接受英国人的“亲呈”御览，是久知英国人不肯按中国规矩叩头。因此，这一段历史情节非常典型地写照了英国人把叩头看成是“有碍于国体”和中国人把不叩头看成是“关系国体，万难允许”的相互角牴，以及这种角牴之难以消融。咸丰帝因兵败“出狩”和身死热河而回避了西人的“亲呈”与觐见，但由于这种角牴难以消融，在继起的同治朝里，公使的觐见和觐见的礼仪，仍然是中西之间一个绕不过去而又窒碍深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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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一面而言，当西人入华之前，中外之使节交往大半以周边与东亚为常态和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单面朝贡，其内里所含的深层蕴义是须先有外邦向慕中华，而后才能够与中华往来。向慕与被向慕，既反映了周边与中国之间国力的不相对等，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周边的感召与感染。威妥玛后来说：“东国之间，中华实属尊崇，自古以来，四面邻邦，无非向化，间或不服军威，亦无不共服文教，三千余年皆属如此”，[5]叙述的正是这种情状。而就其本义言之，感召和感染，则主体与对象自始已是不相对等。因此朝贡之中只有一方的优越，没有彼此的平等。于是当朝贡成为一种交往方式之后，叩头便成了致敬的礼仪。这种方式和礼仪虽起自东亚，但在固化之后，却成了用来统括并笼罩来华远人的制度和通则；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应有的和已有的世界秩序。而与之相映衬的，则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期的一百数十年里，来自俄罗斯、葡萄牙和荷兰的西方使节曾先后十多次觐见中国皇帝，十多次行的都是这种以叩头示敬意的礼仪。[6]然则在这一百数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的使节与中国来往，大半都在以朝贡制度里的法则为法则；从而中国人看到的西洋人都是可以纳入朝贡制度之中的人。由此形成的判断在久积之后很容易化眼前之已然为古今之必然。因此，时当19世纪中叶，曾被纳入朝贡制度之中的西洋人已经不能再被纳到朝贡制度里面，对于惯见并且深信朝贡之外别无交往方式，以及贡使之外别无交往使节的中国人来说，其觐见皇帝的别样礼仪便不能不引来倾覆和冲击，并因之而引来深深的紧张和疑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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