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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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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7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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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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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钱钢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57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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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9、137、271—272、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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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书，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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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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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05、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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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二，《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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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实录》第53册，第56500页，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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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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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书，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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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三，《肄业西学请奖折》（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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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与台湾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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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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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七月，官军敉平北疆之后，朝旨以“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为成算，并由此虑其长远，尤重“计贵出于万全，事必要诸可久”，令督师的左宗棠“通盘筹画”。而后左宗棠作“统筹全局折”，其一千三百多个字的篇幅之中不涉当日的千军万马和百废待兴，独以新疆“设行省，改郡县”为“事有不容已者”。[1]以其下笔立言而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则此日见诸奏疏的陈述应当是思之已久的结果。于是以左宗棠的一折为起点，这个曾经被前人议及过的题目便真正进入了庙堂，并在后来时世和边情的起伏动荡里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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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帝出兵平定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变乱”，继之再出兵平定南疆“大小和卓木”之“负恩肆逆”[2]的叛乱之后，原本被泛称作西域的地区遂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与之相对称的，是乾隆二十三年（1762）朝廷设“总管伊黎等处将军”，[3]以统领分扎于各处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并管辖乌鲁木齐各都统。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治理上的前所未有的统一。但在清代的体制里，将军、都统连同与之相辅翼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都属驻防官员，而被统称为“军府”。其职分全在管制驻守在这个区域里的旗营和绿营，以及与此关联的事务。同这种军政之有序相比，则民政一面的“因俗施治”全都是另一副模样。管地方的官员虽各立品级，有“札萨克”、“图撒拉克齐”、“伯克”、“阿奇木”等等各类名色，[4]而大半都是就地方大小头目而委任之。由于“因俗施治”，所以是“俗”不同“治”也不同。其间与世爵相表里的“札萨克”制度和“咨送”委任的“伯克”制度已各成一种流派，但与两者同时存在于这一地区而更不相同的，还有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的州县制度。显见得其间并没有一种可以当作通则的规范。因此，乾隆朝之后以驻防官员为主干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治理上的统一，其实又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统一。其结果是在这一片广大的区域里，军政所到的地方只能算是一个一个的点，而“札萨克”和“伯克”所在的地方则相对比已成了面。一旦点制束不了面，则身为地方头目的“札萨克”和“伯克”便很容易同朝廷脱榫，散为四分五裂，而成国家之祸患和苍生之祸患。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由民变开始的动荡和动乱一变而为各自割据和相互攻伐，再变而为外国人阿古柏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另立一国，正是沿着这种地方脱榫于朝廷而致朝廷罩不住地方的过程一路推演而来的。左宗棠先入关陇后入西陲，并最终以连番征战剿灭了曾经称雄南疆控驭北疆的阿古柏。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同这个过程在空间上靠得很近，并因之而熟视久之。由此获得的感触和认知自然会比其他人更深一层。于是推其因果始末而“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5]遂不得不议“设行省，改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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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疆是中国的西陲，因此，在艰难规复新疆之后提出“设行省，改郡县”这个题目，其旨义尤在更深层地从一地论及一国，而后由新疆的动与静和治与乱说到朝廷的“西顾之忧”：“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而“我朝定鼎燕都，蒙古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溯其缘故，皆“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所贻也”。所以，其间之因果犁然，其间之利害亦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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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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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地理言“形势”之外，时处“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之世，为“祖宗朝”所未见的还有正在一路扩张而不知厌足的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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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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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俄国人的深度提防，显然同样是来自于西征途中的践履之知。而随后中俄伊犁交涉的艰难曲折，则以实例作佐证，一定会为左宗棠的这一段文字提供更多的说服力。于是在当日筹划军府之治转为郡县之治的朝旨与奏议背后，便始终悬着“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拼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7]的促迫和忧惧，并因这种促迫忧惧而助成了君权与地方之间的一时共趋。随之是“改行省郡县”之议既成为左宗棠长思久想不能去怀的题目，也成为朝廷用心关注，一问再问的题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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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统筹全局折”之后，朝旨与奏议之间一次一次关乎“设行省，改郡县”的问与答犹未了结，而战乱之后重建新疆社会经济的过程已经开始。十多年绵延的战乱，对地方而言便是十多年绵延的祸殃。在兵火所过的地方，触目可见的是“户口凋耗”、“颠沛流离”、“子黎仅存”，[9]而与这种民生之憔悴直接相对应的，则是原本之“旧制”已“荡然无存”而“万难再图规复”。[10]其时所指的“旧制”，应当既包括了往日的军府制度，也包括了往日的“札萨克”制度和“伯克”制度。因此重建的过程一开始便已在“旧制”之外。光绪四年（1878）初，官军平定南疆，当年秋冬之交左宗棠奏报“新疆情形”，已备述“北路迪化等处自克复以来，招徕开垦，户口日增；南八城地方富庶，见办开渠、丈地、铸银、征厘诸事，具有端绪”。[11]以职分而论，这些事皆属民政，在内地本应归管地方的州县官所主持，但在战后的报疆，旧制“荡然无存”之后已没有地方官可以寻找。是以当日从招徕开垦到丈地、征厘，都是在左宗棠一手调度之下，用“善后局”立名义，札委随军的各色候补官作一方之主持。[12]而其间移来用作章程的则不能不是内地行之已久的州县管地方的法则。因此，重建新疆社会经济的过程，同时又非常有效地在为新疆的郡县之治立构架。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虽然已经离开了新疆，而论事的奏议犹在接着说下去：“臣入都以后，南北在事各臣率作兴事，遵旧布新。时阅三年，较前自更有起色”，并以“诚得亲民之官，实力任事，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13]为期盼。显然是这种为郡县之治立构架的事历时多年而正在做得越来越好。在他所说的“南北在事各臣”里，继他之后主导了这个过程的，便是继他之后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然则这个过程虽因辑抚地方而起，但就其实际而言，则已经在把纸面上筹议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移到新疆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了。因此当日朝旨称之后“先实后名。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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