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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1 随之而来的便不能不是政事之淹滞。而政事淹滞之外还有体制的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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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3 台事从前本系督臣主政，沈葆桢因与前督臣意见不合，又恐请设督办大员于地方呼应不灵，故请改归巡抚兼办，本亦煞费经营。然而王凯泰渡台之后，欲咨调将弁数员赴台差遣，终未能谐，其呼应不灵，固如故也。台湾事事俱属创始，断非仅住半年即能办有头绪。且沈葆桢原议巡抚定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又安能保夏秋之间生番不蠢动乎？外人不侵凌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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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5 他所列举的这些窒碍都得自亲身经历，无疑具有明显的可信性。因此，同年朝廷“停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之例”[32]，于是福建疆吏管台湾便退回到督抚轮驻的办法。但两年之后李鸿章“密陈台防事宜”，已指陈“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并由此深忧“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似此“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而后为台地谋人事，请将其心目中“知兵有威望”的贵州巡抚岑毓英“量移福建”，以“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33]就“仍循”巡抚驻台之例而言，其主张显见得又与丁日昌不同。六年之间，沈葆桢先创福建巡抚半年驻省，半年驻台之议；之后力行此议的丁日昌因深苦于扞格窒碍而请停此例；但时隔两年，李鸿章的主张已再度回到了沈葆桢的原议。这种创议，否定，又创议的过程一路起落，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日的朝廷和地方虽各费心思，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能够与台地之特殊性相对应的管理办法。因此，后来岑毓英虽然“量移福建”，而台湾的“绸缪”则并没有显出李鸿章预想中的起色。其间由沈葆桢创始，并被丁日昌当作要务着力经营的“开山抚番”和“兴办煤矿”都已经无复往日气象。前者且因“腾出饷需以作海防之用”而在光绪六年（1880）奉旨“酌行停止”；[34]后者则日久之后兴利不成而“积成漏卮”。[35]这种高低之间的起伏之迹说明：在制度未立的台湾，与事因人兴相为表里的，往往是人去事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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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7 时至光绪十年（1884），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冲突演为中法之间的民族战争，而后法国海军攻台湾，“绸缪未豫”的台湾便成了以“兵单器乏”迎战“敌炮猛攻不息”的战场。[36]奉旨“督办台防”的刘铭传苦守累月，其呈报军情的奏折里屡见“难支敌炮”、“情危势迫”、“台疆千里，在在堪虞，忧急既深，不知所措”，以及“敌势猖獗，饷尽援绝，土寇纷乘，臣竭蹶万分，已无生望”等等，[37]说的都是台防之脆弱。而由此牵动沿海，同时的南洋与北洋也随之震动而不得不全力筹防，戒备重重。这个过程以战争中的危迫困殆为事实，显示了台防之弱与台湾之重的不相对称，使当时的朝廷和大吏共知台事已不可迁延。当法国海军搅动东南海疆之日，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曾与守台湾的军队隔海相望并甘苦相通。迨“款议垂成”，其心中耿耿发为奏议，遂重提九年之前“袁保恒所请”，以台湾“孤注大洋”而“关系全局”，再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38]一个月之后左宗棠逝于福州。台湾建省之议便成了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士大夫留给多难时世的最后遗言。之后，廷臣与疆吏群议而经总署出奏，佥以为“台湾为南洋要区，延袤千余里”自通商以后“今昔情形迥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应事属“相宜”。[39]九年之前袁保恒的主张得不到呼应，而同一个主张此日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今昔之比里，显见得中法战争的冲击，正直接地转化为中国人对台事认知的更深一层，认知之外，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历经九年逐层累积之后，台湾的物力已远非旧日之比。[40]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秋，朝廷以西太后名义下诏“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41]随后是正在“督办台防”的刘铭传成了第一任台湾巡抚。然而如同新疆立行省之日刘锦棠不愿意把新疆同甘肃分割开来一样，刚刚做了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也不愿意把台湾同福建分割开来，并因之而专门奏告“台湾暂难改省”。他所担心的同样是立省之后的饷需不继：“台湾所出财赋，较之贵州、新疆则有余。惟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重洋远隔，依傍一空。猝有难端，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联络，痛痒相关，以助孤危之境”。因此“若改设台湾巡抚”而“与闽省划界分疆”，则旧日之局一变，“即督臣顾全大局，一视同人，司道以下，畛域分明，势必不相关顾”。[42]在朝旨既颁之后，刘铭传的这些议论已不会改变台湾立省的走向。但有此一番议论，而后是朝旨追申“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所以已立行省的台湾亦被称作“福建台湾”，[43]同“甘肃新疆”之称正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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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9 与光绪十年（1884）设行省的新疆比，台湾建省迟了一年。但随后几年里，在刘铭传主持下的台湾建省过程，同时成了大幅度地自觉移接当日效西法以图自强的种种事业的过程。因此新造之区的台湾曾在许多地方都明显地领先于内地。而追本溯源，沈葆桢、王凯泰、丁日昌、刘铭传留下的事功都融入了这个过程而痕迹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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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1 [1]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3、7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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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3 [2] 转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44、72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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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5 [3] 《清史稿》第三册，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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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7 [4] 《清史稿》第十二册，第3402—3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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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9 [5]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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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41 [6]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4—7896页。

1706707042

1706707043 [7] 同上书，第十一册，第9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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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45 [8] 同上书，第九册，第7902页；第十册，第8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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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47 [9]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45、8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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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49 [10] 《刘襄勤公奏稿》卷三，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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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51 [11]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58页。

1706707052

1706707053 [12] 同上书，第8345—8350页。

1706707054

1706707055 [13] 同上书，第十一册，第9249页。

1706707056

1706707057 [14]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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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59 [15] 同上书，第十一册，第9245、9248、9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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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61 [16]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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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63 [17] 《龚自珍全集》第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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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65 [18]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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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67 [19]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百十五，第10页。

1706707068

1706707069 [20]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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