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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清碑传合集》三，第2284、2285页。上海书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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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514页；《清碑传合集》五，第4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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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清史稿》第四十册，第12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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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筹议台湾事宜折》（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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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丁日昌集》上册，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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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第645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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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2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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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56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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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铭传文集》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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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书，第9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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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书，第98、99、106、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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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左宗棠年谱》第403页；左宗棠《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试论刘铭传与台湾建省方案》，《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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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9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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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彼时台湾一地的关税，已多于广西、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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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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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铭传文集》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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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46、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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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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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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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开始便以“船坚炮利”称西人之长技，因此枪炮之外，中国人一开始便为了造兵船而着手造轮船。但当中国人着手造轮船的时候，对于轮船之用为兵船其实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清晰的成算。先倡造船的曾国藩说：“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而“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1]同样先倡造船的左宗棠说：“我无火轮之船，致彼族得居为奇货”，遂使“中国自强之策”不得不立于“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这两段话以其显然的相近与相似，说明了中西交冲之初中国人看轮船都是从大处着眼和只能从大处着眼。由于从大处着眼，所以“夺彼族之所恃”之后，轮船用于防海的实际过程犹是一种没有细节性和具体性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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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十多年魏源作《海国图志》其中的《筹海篇》有一节文字曾专门推论轮船之用于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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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船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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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推论言之井井有条，而表达的却是没有轮船的中国人涉想轮船防海的纸上谈兵。魏源以主客设比方说“海战”，而牵及“内港”、“接济”、“夹攻”和“得袭其虚”，显见得其意中之防海全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根本之所在。是以“战舰”虽属利器，其位置则不能不附着于海岸和海口。在那个时候，用这种守海岸和守海口的办法来对付海上之警曾是历史留传下来的成法，从而是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办法。因此魏源之后，中国人虽已开始效西法造轮船，而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立脚点，轮船之用于防海的路数则与西人西法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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