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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铭传文集》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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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书，第9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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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书，第98、99、106、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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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左宗棠年谱》第403页；左宗棠《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试论刘铭传与台湾建省方案》，《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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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9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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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彼时台湾一地的关税，已多于广西、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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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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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铭传文集》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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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46、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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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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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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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开始便以“船坚炮利”称西人之长技，因此枪炮之外，中国人一开始便为了造兵船而着手造轮船。但当中国人着手造轮船的时候，对于轮船之用为兵船其实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清晰的成算。先倡造船的曾国藩说：“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而“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1]同样先倡造船的左宗棠说：“我无火轮之船，致彼族得居为奇货”，遂使“中国自强之策”不得不立于“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这两段话以其显然的相近与相似，说明了中西交冲之初中国人看轮船都是从大处着眼和只能从大处着眼。由于从大处着眼，所以“夺彼族之所恃”之后，轮船用于防海的实际过程犹是一种没有细节性和具体性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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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十多年魏源作《海国图志》其中的《筹海篇》有一节文字曾专门推论轮船之用于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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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船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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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推论言之井井有条，而表达的却是没有轮船的中国人涉想轮船防海的纸上谈兵。魏源以主客设比方说“海战”，而牵及“内港”、“接济”、“夹攻”和“得袭其虚”，显见得其意中之防海全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根本之所在。是以“战舰”虽属利器，其位置则不能不附着于海岸和海口。在那个时候，用这种守海岸和守海口的办法来对付海上之警曾是历史留传下来的成法，从而是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办法。因此魏源之后，中国人虽已开始效西法造轮船，而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立脚点，轮船之用于防海的路数则与西人西法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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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管闽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以轮船产出渐多，“不能不分布各口”，而“平日各不相闻，临时各不相习”为大不便，奏请“简派轮船统领”，并“附片密保”一员。[4]而后闽局制造的轮船便自成一路，在“统领”提调之下组成了不同于旧式水师的福建舰队。稍后曾国藩由闽厂调员到江南，以“综理轮船操练事宜”。[5]于是沪局制造的轮船组成了另外一支不同于旧式水师的舰队。在更南面一点的地方，相近的时间里还有“粤省先后购置轮船共有大小七号，历年分道出洋巡辑”而“甚属得力”[6]的以实事程实功。广东的轮船虽是用钱买来的，但以属性归类，显然也是一种不同于旧式水师的舰队。福建、江苏、广东前后相接地在做同样的事，具体地显示了那个时候新式舰队与旧式水师的嬗递，以及这种嬗递实现于一个一个省份之中的由来和路迹。同造船造炮一样，这个过程也起自于地方的历史主动性。然而又同造船造炮一样，从这个过程里产生的新式舰队也是归地方调度并且以地方为界限的。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口虽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而守海岸和守海口则是此省与彼省各自成一段。刘坤一总督两广之日奏报“简练水军”，说是“粤东洋面，延袤数千里，筹办防务，非轮船似不为功”，所以粤省“轮船日见其增”。[7]显见得他的眼界在“粤东洋面”，同时是轮船日增，巡游时范围也在“粤东洋面”。而何璟总督闽浙之日，则曾以“闽省海防紧要，兵轮未能悉数调操”为辞，拒绝福建舰队北上参加“合操”。[8]与刘坤一相比，可谓理路同属一类而言之越益明切。粤省和闽省的舰队各守一段，江苏的舰队也自守一段。是以其巡游洋面，“活动范围总不乎外吴淞口以外至浙江舟山群岛之间”。[9]以地域而论，是用心用力都在于长江口，并因此连带而及浙江洋面的一部分。在这种各省办各省的舰队所形成的局面里，当日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曾以“东省海道绵亘三千余里”为理由作奏议，申论“轮船出洋梭织，巡哨防范”之不可少，并请“分拨”闽局产出的“大号安澜轮船”。[10]其意中自是在为“东省”立舰队作筹想。而引“东省海道绵亘三千余里”作概括之辞，则说明其目力之所及同样是以一省的范围为限度的。这些实例演示了出自西法的轮船当日编入中国海防的过程。而就一省与一省之间太过分明的界域而论，显然是新式舰队与旧日水师嬗递之际，后者的部分样式和内容同时又被前者承接和保留下来了。在“粤东洋面”、“闽省海防”和“东省海道”的种种指称里，水面的界域自始至终都是由海岸的界域和海口的界域派生的，因此巡游洋面的轮船自始至终都不会与海岸与海口离得太远。与魏源当日论“筹海”而以轮船附着于海岸和海口的设想相比，这些最先出现于东南海面的舰队可谓理路佥同，布局也佥同。显见得时当同治后期，中国人虽然已经在用西法造轮船，而于用船一途其实还没有汲取太多的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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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侵台湾，致南北海疆一时俱警，时人谓之“琅峤一役，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耗饷何止千余万”。[11]由此形成的既是冲击，也是刺激。而事后深思，这种“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的事实，已非常明白地说明了海上有警之日，绵延的海岸和海口是没有办法分成一段一段的，从而说明了往日的筹想并不足用和并不合用。因此冲击和刺激都会改变中国人防海的观念。同一年总理衙门奏疏论海防，遂别开思路，力言“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并由此推演而倡“另立海军”。[12]与粤海、闽海和江苏的舰队相比，这种被称作“海军”的“海洋屹然重兵”既被用作“迎堵”、“截剿”、“尾击”无疑已不再附着于一段一段的海岸和海口。在当日的中国，从各有界域的附着到向往中的“屹然”，是一种观念的大变。王先谦曾申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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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目下筹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防，非遽轻言海战。然通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可尽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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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海岸和海口重心都在防堵。但“在在筹防”与“毫无渗漏”，说的都是单面防堵之下的防不胜防而致防不能防。事至“守之不可尽恃”，而后“坐待敌人来攻”的防堵便不能不变为“出洋”力拒，以行“迎堵”。由于“琅峤一役”以其震动而成震惊，这些道理都容易成为当日身在局中的中国人和关注时务的中国人共同的感受，并正被岌岌乎引来规划眼前和后来。因此，丁日昌巡抚江苏之日为七省海疆筹度的“海洋水师章程”虽然当日知音无多，这个时候则因“筹办海防”，而被重新提起，由朝旨送到“南北洋通商大臣”和“临江沿海各将军督抚”面前，成了必须“妥筹复奏”的东西。作于几年之前的“海洋水师章程”之能够在此日应时，是因为其重心贯注于“外海”，尤以“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为着眼点，先倡海上之兵船应整体贯连“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所以与海洋本身的“联为一气”相对称，则不得不抉破地方界域，另设“北、东、南三洋提督”，统绾“洋面南北五千余里”。[14]这些筹度虽是出自旧作，但在“琅峤一役”之后，却为总署奏议里的“海洋屹然重兵”提供了一种可以延展的具体构想，从而使疆吏纷纷然的“妥筹复奏”有了一个共议和归拢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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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日昌议“海洋水师”的“章程”里，被当作“第一利器”的是“大兵轮船”。而经历了“琅峤一役”的中国人则尤其畏惧“铁甲船”，并因之而尤其看重“铁甲船”。其时文祥追论台事，曾言之愤然地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以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15]他的话陈述了朝廷和疆吏共知的事实，所以他的话能够代表彼时共有的感受。日本人初试“西洋兵法”，便用铁甲船逼得中国人难于动弹，这种太过深刻的印象直接而且对应地促成了中国人的心里的铁甲船情结。因此疆吏群议“海洋水师”，其“妥筹复奏”大半都要牵及“购办铁甲一节”。[16]而在主事的中国人意中，则同铁甲船连在一起的，自始便是最先把铁甲船引来同中国人相对峙的日本。由于“倭人习惯食言”，所以其“后患”不可测度；由于“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所以“明季之倭患”便很容易成为一种历史比附而致远望来日的“岌岌堪虞”。于是中国人筹办海洋水师，遂不能不“惟防日本为尤亟”。[17]对于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当日“沿江沿海”的疆吏曾围绕这些题目共议半年之久，其间的各自立说虽牵汇多端且异同杂陈，但筹海防的观念则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新、推广和深入。之后，朝廷于光绪元年（1875）下诏“通盘筹画”，以图“自强之计”，并为七省海疆的战和守划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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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桢保奏，候旨简用。各该省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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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防事宜”和“南洋海防事宜”，都已越出了“粤东洋面”、“闽省海防”和“东省海道”那种以省立界的地域范围，就这一点来说，已是有取于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而丁日昌倡始的“三洋提督”经疆吏的群议和共议之后成了朝旨中的“北洋”与“南洋”，则其意向显然更近于李鸿章“筹议海防”一折里所申说的：“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而后不能不“分别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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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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