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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1 然而海防经费的这种缺口同其时“海内困穷已极”[49]相表里，“部臣屡改已拨之款”和地方之“未解分毫”大都出自罗拙俱穷之后的各顾门前和各顾眼前。因此以因果而论，在一个长久“困穷”和普遍“困穷”的时代里，海防经费里的缺口便不是一种能够用调度的办法填补得了的物事。是以筹办北洋海军的过程不能不同时是一个争款和催款的过程。在“请拨海防经费折”之后，李鸿章又有过“请催海防经费折”、“请催粤海关欠解海防经费折”等等，其言辞激越处，至引海防“事机之紧急”为大道理，向“督抚、司道、监督”追问“天良”。[50]这种一遍一遍的申诉和催讨，既反照了“未解”和“欠解”之久成常态，也反照了申诉和催讨之不易见功。而久成常态和不易见功都决定了帐面上的东西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后人以光绪一朝的前十年为时段作总计，估算北洋在海防经费名目下实际得到的协饷，加上协饷之外的杂项所入，总计不足一千万两，与指拨的二千三百万两相比犹未能到半数，[51]就这一头而言，由此带来的应是一种年复一年的拮据。然而由另外一头作总计，则北洋海防在同一个历史时段里实际支出的总额已达二千余万两。[52]出入之间的不相对等能够在累积之中达到这种程度，说明了为“未解”和“欠解”所苦的李鸿章，又常常能四面伸手而自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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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3 光绪六年（1880）曾有一道上谕专门为“拟购”两艘“铁甲兵船”指款。其中的一艘“以前拨部库银三十万两，并何璟等奏明筹备三十余万元约银二十五万两，又前谕何璟等筹解银六十余万两”为着落，用的大半都是福建的银子。还有一艘则将“南洋备购碰快船之款六十五万两”移来“抵用”，用的大半都是江苏的银子。[53]而溯其源头，朝廷把钱拨来拨去，其实都本自李鸿章的主张。[54]这两艘“铁甲兵船”买来之后都归北洋所有，于是后来结帐，出自南洋的银子便被移到了北洋海防的开支之中。但就当日而论，其间的拨来拨去，却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厚此薄彼，所以刘坤一因购船发议论，直谓之“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并说“合肥平日尽天下之财力，此时仅以津沽一路责之，大属便宜”。[55]显见得是此中耿耿，意气难平。这段历史情节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北洋海防收与支之间的不能对等是如何形成的。而由北洋实际支出的数目作推想，像这样伸手拓展，以移他人之所有为己有的事一定不会很少，然而以刘坤一此时的意气难平比李鸿章催讨协款之日的既憾且愤，可以见到的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筹办近代海军的过程里国家财政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筹办海军这个过程本身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以七省海疆为范围，与北洋相比，则同一个时间里南洋所得各省、各关解到的经费常“不及十分之一”，并因此而以“收不敷支”为惯见的常态，[56]致一任一任的南洋大臣都因“报解寥寥”而久与“坐困之势”相伴，其支绌困顿无疑更深更苦。到曾国荃总督两江的时候，为支付前任定购的“快碰船”，竟不得不“在江海关库存出使经费项下借动银六十万两”，并借用地方的“盐务厘税”，[57]在当日的制度里，已是无可挪移的挪移。然则比之于李鸿章的伸手拓展和长袖善舞，这种一筹莫展又以其等而下之，明白地显示了同在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之中的因人而异和因地而异。之后是南洋和北洋各自竭蹶，然而南洋和北洋又在此消彼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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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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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7 同陆军中已经在使用的快枪火炮相比，则炮船、鱼雷艇和巡洋舰、铁甲兵船等等无异是一座座浮于水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器。其构成的复杂决定了操纵的复杂，而操纵的复杂又决定了人与器之间关系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因此，其时立“海洋屹然重兵”，随船而来的，是与船相匹配的人不能不用新法造就，并在陆地弁兵之外别成一类，而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来说这是古所未有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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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9 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最早以自觉意识致力于此的是主持闽局的沈葆桢。造船的闽局因之而先创日后被称作“福建船政学堂”的“求是堂艺局”，聘西人作教习聚生徒学制造和驾驶。之后梯而上之，自光绪初期开始的十来年里，由船政学堂开先路并且以船政学堂作主干，中国曾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以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58]其间赴英国取法“驾驶”和“练兵制造之方”的三十多个人，学的都是指挥兵舰作战于波涛之间的功夫，从而都是能够与船相匹配的人。虽说继船政学堂之后北洋曾次第立天津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掌堂、威海水师学堂，以及水雷学堂和鱼雷学堂等等，但以时日而言，则闽局产出的学生各自成材之日，正当中国“整顿水师，研精船域，规模日扩，百事需才”[59]之时。“规模日扩”和“百事需才”都是为器在寻人，北洋舰队后来居上，遂使北洋舰队于此尤切，因此在后来居上的北洋舰队里，轮船大半购自外国，而提调轮船的管带则大半取自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当日李鸿章言之直白地称作是“借材于闽省”。[60]就这一面而言，是本属南洋的闽局为后起的北洋海军预备了主要的官佐。南北洋之间此长彼消的嬗递之中因此而有了一种历史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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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1 然而从人与船之能够匹配到人与船之真正匹配是一个过程，其间的尺度和指归全在得其“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61]对于近代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只能实现于反复的训练和不间断的训练之中；对于初立的中国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又只能实现于借助西法的主导和西人的主持之中。所以在北洋舰队力谋成军的时日里，不能不一面购械选材，一面“募洋员教练”。[62]由此产生的“总教习洋员”、“教习洋员”、“营务洋员”、“炝台洋员”、“练船洋员”、“鱼雷教习洋员”、“帆缆教习洋员”、“总管轮洋员”、“管轮洋员”以及“水师候差洋员”[63]等等，以其名目之多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西人在北洋舰队里存在的广度，以及他们同北洋舰队彼此缠结的深度。其间地位最高并曾从总体上影响和规范了北洋舰队的，则是出自英国海军的琅威理（Lang，William M，Captain）。由于同治年间曾有过随阿思本舰队作来华之行的经历，琅威理要算是英国海军军官里最早同中国发生关系的人物之一。之后，为护送中国定购的炮船，他又在光绪初年两度来华，并以其“勤干明练，船学颇精”而被正“欲延洋将教练兵船”[64]的李鸿章一眼看中和着力招揽，于光绪八年（1882）受聘入北洋海军，以“总查”之名督管全军的教和练。而未久中法起衅，英国以中立为本位，随后是这种出自国家的意志使琅威理于光绪十年（1884）辞“总查”，复于中法之间已经息兵的光绪十一年（1885）再任“总查”。显见得去和来，既说明了中国延“洋将”作客卿的不能自主，也说明了延来作客卿的“洋将”之不能自主。而同时的驻华英国外交官曾热心于在中国人与琅威理之间作穿针引线，为的是与“德国的影响力”相竞逐，以期“中国海军的组织和发展即可操之于英国人手里”。[65]于是琅威理的一身便与各种盘算相系结而有了一种复杂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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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3 然而作为一个个体的英国军人，则琅威理既任“总查”，对于北洋海军而言不能不算是克尽厥职。当其因中法战争辞职离开舰队之日，彼时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曾总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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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5 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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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7 用“与英国一例”的办法来训练北洋海军，显示了琅威理的志度和抱负，也显示了琅威理的尽心尽力。而原本没有根基和法度可以沿用的北洋海军则因之而能聚为一体，被置于英国海军章法的笼罩之下和管束之下。笼罩和管束都是一种依样铸造，而后是琅威理的尽心和尽力都会化作对于北洋舰队的治军之严。与丁汝昌说他“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相为映照的是，还有一则记载说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睱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67]皆言其念兹在兹的力行不息。作为结果，则同他这种“曾无睱晷”相对称的，不能不是北洋海军的官和兵无人不在“曾无睱晷”之中。而以因果论之，则正是由于这种持久的紧张和高度的紧张，“订定”的“章程”才可能灌入人心，固化为军中的纪律。琅威理后来自叙其督管北洋海军训练之日，“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呜警号以试之”，而“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68]他用来评判的尺度当然取自英国海军的标准，而“从容不迫”和“镇静无哗”，都说明此日的北洋海军曾有过经得起评判的军规与纪律，以及借助于纪律而连接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序和人与器之间的有序。“实司训练”的琅威理主持了这个过程，因此后来池仲佑作《海军大事记》，曾概括人与事而言之，说是“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顿为整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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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9 而由近观移为远看，以十年之前“海洋屹然重兵”的初想作度量，则其间同旧日相比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训练中的北洋舰队常能远离七省海岸而游弋于大洋之中，其方位曾北至海参崴，东至朝鲜和日本，南至香港、新加坡和南洋群岛。[70]当中国人的船和炮在这些远离海岸的航道里犁浪而过之际，中国人效西法以图自强的努力便成了一种人所共睹和可以测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在日记里录“纽约《新报》云”，说是“今天下各国之水师，当以英为首，法第二，义第三，德第四，俄第五。美之新造一万顿厚甲者三艘；一千顿厚甲巡海者一艘，此四艘者造成，然后可居第六。日斯巴尼亚第七，中国第八”。[71]然则以西人的这一段评说为眼光，就亚州为范围论次第，此日的中国已是居于前位。而就中国海军之重心在北洋而言，则由此反照的，大半应当是北洋舰队曾经达到的一时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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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1 琅威理为北洋舰队带来了英国海军的纪律，以及一种以纪律衔勒为常态的军中秩序，而后是日复一日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一个由外在到内里的过程，使买来的技术一步一步地化作中国人据有的技术。然而以纪律相衔勒和用纪律作造就都是与权力相表里的，因此“实司训练”的琅威理始终具有明切的权力意识，并把中国政府所给的“提督衔”看得非常认真，当成了可以同提督海军的丁汝昌相匹比的东西。而在中国一面，却从来都是“提督衔”并非实缺，从而从来都是“提督衔”不能真被当作提督。这种认真和不能当真的两歧，导致了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的一场冲突。一则记述概说其间的曲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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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3 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刘步瞻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决，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归而怀愤，向人辄谓受我侮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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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5 争执因下旗和升旗而起，最终的结果是琅威理在北洋海军经营多年之后辞职而去。虽说这一段文字撮叙其事而归结于外国人的“不悟争执之理由”，以侧写琅威理太过骄横的性气和不够宽裕的度量，但时人牵连前后而论之，常更信“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瞻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73]与其“军官多闽人”相呼应的，显然是来自衔勒之下不得安逸的劳苦和怨苦。然则在下旗和升旗的背后和深处，还有一种积久而来的军官对于纪律的的群恶“綦严”。这种群恶“綦严”与琅威理太过炽热的权力之争相交织，遂使“计逐”与辞职在当时和后来都不容易分割清楚。但对北洋海军而言，这一场冲突之影响后来，是军中的格局和军中的气象皆因此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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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7 在琅威理消失的地方，“綦严”也成了随之消失而不可重建的东西，而后是“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群淫赌于香港、上海”。[74]原本用“曾无睱晷”的督管和训练聚为一体的北洋海军一旦“操练尽驰”，则持久的紧张和高度的紧张便非常容易地变作了安逸和放恣。而由此及彼，聚为一体的人与人和人与器遂不能不在安逸和放恣里日渐脱散。其间常常被人提到的，是当日同琅威理相争持的刘步瞻，于是刘步瞻便成了那个时候的一种典型。一则记载说他“明敏而轻躁”；[75]一则记载说他“通西学”，且“华人明海战术，步瞻为先”，而身居军中则又“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76]作为一个英国留学生，他显然不缺西学；但他在英国数年却没有学到的，是近代海军所内含的高度技术，决定了其整体的作用只能借助于细密的分工才得以实现，而细密的分工又始终是在上下联结，左右联结和前后联结之中的分工。因此在一个机器构成的世界里，高度的技术需要高度的纪律。由此作比照，当他以总兵“蔑如”提督之日，已是上下之纲纪无存，军中之管束也无存。而究其“喜用乡人”，以及“轻躁”、“蔑如”之能够行于北洋海军而日复一日，遂不能不问到以北洋大臣管北洋海军的李鸿章。自同治朝到光绪朝，李鸿章由淮军起家又以淮军发皇，而比之曾国藩当初“用诸生讨训山农”[77]立湘军，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至“苦口滴杜鹃之血”，[78]则淮军本自由聚于皖北“各不相下”的“官团”和“民团”而来，其未成气候之日，彼此之来住已惯于“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79]所以这些人后来虽然借洋枪洋炮崛起于内战之中，而军中始终不尚纪律。李鸿章一身长在由团勇到淮军的渊源之间，沿用这种不尚纪律的办法领兵既久且惯，一旦营造海军，其意中显然不会以纪律为举足轻重。周馥当日在北洋幕府综理营务处，并因之而能作就近的观察。他后来追叙，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余订《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与之相对等的，是“相国阅操亦示宽大，谓此（辈）武夫，难拘绳墨”。[80]军中的“绳墨”便是规矩，然则以“难拘绳墨”为有心“宽大”，已无异于自上而下的坏了规矩。可以引为实证的一段历史，是光绪十二年（1886）北洋舰队四艘兵船由丁汝昌统带入长崎进坞修理，其间中国水兵曾同日本警察因“口角”触发互斗，致既死且伤，还有“失踪”，[81]弄出一场外交纠纷。而李鸿章致书驻日公使徐承祖，纯用大而化之为办法，说是“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谓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82]身列营伍，“狭邪游生事”和“约束不严”都不能不算是重大过失。但“弁兵”既在“恒情”之中，“统将”亦无“不可当之重咎”，则显然是过失已由应当被追究的东西变成了可以作辩解的东西。而这种辨解出自管“弁兵”和“统将”的李鸿章，同时是辩解之趋向又在反照风气之趋向和导引风气之趋向，因果相寻之间，其“宽大”之所施，给予“弁兵”和“统将”的，便不能不是一种难于制束的散漫。因此，“琅威理去，操练尽驰”，由他在移来的仿西法的“綦严”衰飒之后，这种自有渊源的宽大和散漫一定会四面浮起，使不遵章法成为那个时候的常态。而后是当日在北舰队当差的军人惯见和熟见“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以至水师打靶，多“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而纲纪不立，则“一令既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迨上下皆为“渐放渐松”所化而失其敬惮之心，已是海军不像海军，“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83]这个过程虽然各有情节，但就实质而言之，这个过程所导向的最终归宿，是中国人无法按近代海军内含的高度技术组织起来，从而是买来的技术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人手中的技术。做过多年驻华外交官的英国人威妥玛曾引“吾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之言”，说是“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然后由此引申曰：“有西国之利器，而无西国之良法，不亦成无用之物乎？”[84]与之相类似，同样在华多年且专门以外交为生涯的美国人何天爵，后来以其长久的观察总论“中国的海陆军”，而归旨则结穴于“一个对于近代武器尤其是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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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9 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切愿把武器供给他。但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上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他们应该由中国自己的人民中培养、教育、征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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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1 虽说“整个文明世界”有没有这种“切愿”是一个可议的问题，但作为旁观的评断，他和威妥玛都看出了中国由器开始图自强，而大病在于器与人之间的不能接拢。这种器与人之间的不能接拢，说明了与以人为对象的“训练”和“纪律”相比，李鸿章更看重的是“西国之利器”，并因其目力之太过专注而身在偏斜之中犹未知偏斜之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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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3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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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5 人与器的不相对接是一种深度矛盾，但对成军之中的北洋舰队来说却不是仅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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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7 中法战争后一年，朝廷追述和反思“上年法人寻畔，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并痛定思痛而“惩前毖后”，立意“以大治水师为主”。[86]自十一年前因日军侵台致群议海防之后，此日之再论“水师”已是更进一层。而后，同年九月诏旨令“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遗”；并令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其关注所在尤着重于“著李鸿章专司其事”而“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87]在当日的北京城里，由这些人组成的海军衙门，是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的另一个朝局里的重镇。自光绪初年以来形成的由南北洋大臣分别“督办海防事宜”的格局遂因之而变。由于中法战争期间水师病在不能“互相应援”，因此这里的“悉归节制调遣”，用意应在使原本各成一局的“沿海水师”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而诏旨预设先练北洋一支“以为之倡”，则由此形成的独重一头，又注定了“悉归节制调遣”之难以造就真正的统一。但两面之间虽然并不尽相贴合，若就其初旨而言，却各自都出于对中国海军日起有功的期待和愿想。因此从没有海军衙门到设立海军衙门不能不算是十多年经营海防之后的眼界一变和局面一变。然而对当日的七省海疆来说，海军衙门又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由于高高在上，海军衙门所拥有的集中权力犹未在军务上施及“所有沿海水师”，便已先及光绪初年以来指拨的南北洋“海防常年经费”。随后是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这笔原本分解南洋和北洋的协款，便由户部拨到了海军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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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9 以“总理海军事务”的本义而论，这种支配经费的权力由小衙门收到大衙门应当不算越出常理之外。但彼时在海军衙门主事的人和当差的人大半于海军和海防不甚了然，并因此而常在不识缓急和层层隔膜之中。光绪十二年（1886），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因南洋海防缺钱太多，“咨请海军衙门指拨的款”。而自春至夏，自夏至秋，“中间迭经转辗”，公文往来于海署、户部、浙江巡抚和两江总督之间，皆漫无着落而始终不能得应得之饷，遂不得不“披沥具陈，上达宸听”，向皇帝“仰恳天恩”。[88]显见得海防经费归入海军衙门之后，海疆之用款是更多了一重阻隔和窒碍。同南洋相比较，北洋虽属“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而用款更多，则阻隔和窒碍亦容易更多。因此，在曾国荃由“咨请”弄到“仰恳”的时候，李鸿章同样一腔愁苦而无可诉说。他在一封私信里说：“今协饷全提海署，较往岁更形拮据。前在英、德订造四舰，乃上年神机营所借洋债余款，顷核计船价尚短百余万，正在设法搜罗”[89]比之此前各省协济北洋，其间的“欠解”和“短解”犹可申诉和催讨，这种出自海军衙门的“更形拮据”因其出自另外一种章法而无疑更难对付。但就海军衙门那一头而言之，则出入之间，又常苦前缺后空。光绪十四年（1888）奕譞奏告说：海署之“常年经费虽有四百万两之数”，而除去折扣和往往而有的“解不足数”，实际“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左右”。同时的“岁出之项”，是“北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南洋用款七八十万。现在樽节度支，北洋仅拨银九十余万两，南洋仅拨银五十余万两，并三舰薪粮十八万两，四快船薪粮二十二万余两，煤油修费二十余万两”，此外与海军无涉的支出还有“东三省练饷一百万两”。以这些数目相累计，已“需款三百三十余万两”。然则“就刻下用款而论”，显然是在“入不抵出”之中。他用一串数字信而有徵地描画了一种难以为继的“告竭之势”，然后向朝廷讨钱，“请旨饬下户部，无论如何为难，务将臣衙门前请筹拨洋药税厘银一百万两全数指拨”解来，“以济目前急需”。[90]可见南北洋拮据，海军衙门也拮据。而这些数字之尤其引人注目者，是海署分配的常年经费里，北洋之所得远过于南洋之所得。同原本所立“分解南北洋各半”的定章相比，已是改了规矩。比这种常年经费的不相对等更进了一步的，还有奏折中所列的“三舰薪粮”、“四快船薪粮”，以及“煤油修费”等等。由此支出的数十万两银子虽另立若干名目，但“舰”和“船”其实都属北洋舰队，之后钱随事走，这部分“用款”便也成了北洋舰队之所得。若合两者而总计之，则南北洋之间的不相对等将更加悬殊。“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虽然对于海军的了解远不及对于神机营的了解，而主事之日则颇知佑护北洋。其理路由“海军为自强要政”径直归到“创办从北洋始”，以“一军练成，方能次第兴办”为期望之所在。同时又在一个度支窘迫的时代里费心谋饷，把“全赖经费充裕”当成了他“经理海军”的要务[91]，其奏折里的数目和道理正是这样来的。就个人而言，这些都不能不算是意在扶持。因此曾以“更形拮据”为怨叹的李鸿章四年之后总论奕譞，已是一说其“夙蒙眷待，迥异寻常”，再说其“渥被深知，七年如一日”[92]，由此表达的心存感激显然大半是出自这一段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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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1 然而个人的扶持又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冬奕譞死，继之主持海军衙门的奕劻既不能有奕譞的身份和臂力，也不常有奕譞的怀抱和用意，于是“眷待”和“深知”都随奕譞而去。而后，次年四月户部“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理由，“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93]这个过程旨在将办海军的钱挪到户部。由于北洋被列为“创办”并且正在先练一军之中，所以户部的做法虽以“南北洋”统称为对象，而实际上牵制和限制的主要是北洋。在刚刚失掉醇王的“眷待”之后便遇到了户部的抑勒，已是太大的落差，与之相对比而尤其无措的，则是“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94]因此职在海军的李鸿章无端受扼而言之愤愤，说是“朝廷慎重海防，方期日有起色，而农部遽有停购船械，裁减防勇，是岂诏书整饬海军、精益求精之意耶”。[95]对于一个着力于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人来说，其心中的不平和无奈都是非常明显的。户部管度支，所以穷迫之际“司农仰屋”只能从樽节下手。以情势而论，此中也是一段无奈。然而由此造成的“停购船械”，却使“照外国海军例”仍未成队的北洋舰队一时失路于半途之中，怅怅然于多年追蹑之后戛然而止，停在了世界海上作战技术的那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之外。户部以“部库空虚”与“海疆无事”相对举而言节饷之应行与可行，正是看不到技术变迁之下“海疆无事”背后的海上竞逐，以及“无事”之日犹不得不步步竞逐的身不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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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3 中国海军作始于日军挟巨舰侵台湾，因此中国海军作始之初便以日本为意中的对手，而与户部眼里的“海疆无事”成为一种直接对比的，是此日“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96]而后，“停购”和“增置”便在实上演化为两者之间盛衰消长的过程。至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李鸿章“出洋会阅海军”之后作奏报，其中一段陈说的便是中外之间可直观而见的明显差距：“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坚致，而英尤胜”。随后特别比较中日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97]其远望来日的心不能宁里既有忧惧交集，也有力拙于此的惘然和怅然。时当东亚多事之秋，使他忧虑的大半不是中西之间的不可匹比，而中日之间一方的“岁添巨舰”和另一方的“未添一船”。四十年之后，历史学家论述这种由“停购”和“添购”促成的变化，已于其间的盛衰消长看得更加具体和更加清楚，所以也更多言之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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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5 甲午战时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国诸船定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据说尚未精造至此。致远、靖远二船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因后行用日久，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则愈旧愈缓。[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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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7 从“定购在先”到“愈旧愈缓”，是一个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深度地影响了北洋舰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在深度地影响和引导后起而正在到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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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9 户部因缺饷而奏明“停购船械”。并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北洋舰队远望西国船式的“日新月异”而力不能及。但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的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前后相接，又常常因修造皇家园林而蚀及海军经费。其时管户部的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说：“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99]其笔下所涉的“邸”是奕劻之爵称，“朴庵”为“醇王之别号”，[100]“昆明”以一湖概指颐和园，而“苦衷”则显然以西太后的意愿和意志为来源。然则在由此发生的经营“园工”的“奉宸苑”和海军衙门之间既借用，又移用的银钱往来里，管海署的奕譞、奕劻和管户部的翁同龢分别曾是经手的人和与闻的人。而原本与海军了不相涉的“园工”遂因之而成了同海军常相纠结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奕劻作奏疏论“暂垫”工程用款，曾列举“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以说明“要工”之未曾“延宕”。之后又“伏查臣衙门就岁入之款而论，每年拨南北洋、东三省及各项杂支”，则用意在于侧写其“无事之秋尚虞不敷，况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的窘迫，以说明“腾挪”的银子之理应“分别归款”用作填补。[101]两种说明之间，要求的是有借有还。此前五年奕譞曾奉旨“借拨奉宸苑修工银三十万两”，也是一面“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先行匀借”发交“以济急需”，一面申说“海军衙门现虽存有解捐各款”，而“通盘筹算，实属入不抵出”，并“札行”为园工供款的粤海关“迅即照数筹拨，解赴本衙门归款”。[102]申说与“札行”，主旨也在“匀借”之后的照数“归款”。这种年复一年身在“尚虞不敷”和“入不抵出”里的“腾挪”和“匀借”，为局中人的“苦衷”作了非常具体的诠释。而年复一年的“腾挪”和“匀借”，借用的一方又大半以旧欠未清新债又起为常态。[103]至其中时或而有的“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104]一类收交，则是海军名下的入款从一开始便成了不归海军而归园工的东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银钱纠结里，本应以“大治水师”为宗旨的海军衙门，不得不一路拖着修造中的皇家园林蹇步而行。常苦支绌的海军经费遂因“匀借”、“腾挪”和“另款存储”的移用和侵蚀而愈少可以支配的余地。这个过程历时多年，而致涉入其间者“苦衷”多年，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牵绊和拖累。因此，以园工反衬海军，后人论述北洋舰队的这一段历史，便一定会追究其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起落，从而一定会追究到“昆明易勃海”里的情节、人物和来由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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