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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人的扶持又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冬奕譞死，继之主持海军衙门的奕劻既不能有奕譞的身份和臂力，也不常有奕譞的怀抱和用意，于是“眷待”和“深知”都随奕譞而去。而后，次年四月户部“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理由，“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93]这个过程旨在将办海军的钱挪到户部。由于北洋被列为“创办”并且正在先练一军之中，所以户部的做法虽以“南北洋”统称为对象，而实际上牵制和限制的主要是北洋。在刚刚失掉醇王的“眷待”之后便遇到了户部的抑勒，已是太大的落差，与之相对比而尤其无措的，则是“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94]因此职在海军的李鸿章无端受扼而言之愤愤，说是“朝廷慎重海防，方期日有起色，而农部遽有停购船械，裁减防勇，是岂诏书整饬海军、精益求精之意耶”。[95]对于一个着力于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人来说，其心中的不平和无奈都是非常明显的。户部管度支，所以穷迫之际“司农仰屋”只能从樽节下手。以情势而论，此中也是一段无奈。然而由此造成的“停购船械”，却使“照外国海军例”仍未成队的北洋舰队一时失路于半途之中，怅怅然于多年追蹑之后戛然而止，停在了世界海上作战技术的那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之外。户部以“部库空虚”与“海疆无事”相对举而言节饷之应行与可行，正是看不到技术变迁之下“海疆无事”背后的海上竞逐，以及“无事”之日犹不得不步步竞逐的身不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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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作始于日军挟巨舰侵台湾，因此中国海军作始之初便以日本为意中的对手，而与户部眼里的“海疆无事”成为一种直接对比的，是此日“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96]而后，“停购”和“增置”便在实上演化为两者之间盛衰消长的过程。至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李鸿章“出洋会阅海军”之后作奏报，其中一段陈说的便是中外之间可直观而见的明显差距：“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坚致，而英尤胜”。随后特别比较中日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97]其远望来日的心不能宁里既有忧惧交集，也有力拙于此的惘然和怅然。时当东亚多事之秋，使他忧虑的大半不是中西之间的不可匹比，而中日之间一方的“岁添巨舰”和另一方的“未添一船”。四十年之后，历史学家论述这种由“停购”和“添购”促成的变化，已于其间的盛衰消长看得更加具体和更加清楚，所以也更多言之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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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时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国诸船定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据说尚未精造至此。致远、靖远二船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因后行用日久，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则愈旧愈缓。[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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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购在先”到“愈旧愈缓”，是一个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深度地影响了北洋舰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在深度地影响和引导后起而正在到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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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因缺饷而奏明“停购船械”。并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北洋舰队远望西国船式的“日新月异”而力不能及。但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的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前后相接，又常常因修造皇家园林而蚀及海军经费。其时管户部的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说：“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99]其笔下所涉的“邸”是奕劻之爵称，“朴庵”为“醇王之别号”，[100]“昆明”以一湖概指颐和园，而“苦衷”则显然以西太后的意愿和意志为来源。然则在由此发生的经营“园工”的“奉宸苑”和海军衙门之间既借用，又移用的银钱往来里，管海署的奕譞、奕劻和管户部的翁同龢分别曾是经手的人和与闻的人。而原本与海军了不相涉的“园工”遂因之而成了同海军常相纠结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奕劻作奏疏论“暂垫”工程用款，曾列举“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以说明“要工”之未曾“延宕”。之后又“伏查臣衙门就岁入之款而论，每年拨南北洋、东三省及各项杂支”，则用意在于侧写其“无事之秋尚虞不敷，况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的窘迫，以说明“腾挪”的银子之理应“分别归款”用作填补。[101]两种说明之间，要求的是有借有还。此前五年奕譞曾奉旨“借拨奉宸苑修工银三十万两”，也是一面“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先行匀借”发交“以济急需”，一面申说“海军衙门现虽存有解捐各款”，而“通盘筹算，实属入不抵出”，并“札行”为园工供款的粤海关“迅即照数筹拨，解赴本衙门归款”。[102]申说与“札行”，主旨也在“匀借”之后的照数“归款”。这种年复一年身在“尚虞不敷”和“入不抵出”里的“腾挪”和“匀借”，为局中人的“苦衷”作了非常具体的诠释。而年复一年的“腾挪”和“匀借”，借用的一方又大半以旧欠未清新债又起为常态。[103]至其中时或而有的“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104]一类收交，则是海军名下的入款从一开始便成了不归海军而归园工的东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银钱纠结里，本应以“大治水师”为宗旨的海军衙门，不得不一路拖着修造中的皇家园林蹇步而行。常苦支绌的海军经费遂因“匀借”、“腾挪”和“另款存储”的移用和侵蚀而愈少可以支配的余地。这个过程历时多年，而致涉入其间者“苦衷”多年，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牵绊和拖累。因此，以园工反衬海军，后人论述北洋舰队的这一段历史，便一定会追究其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起落，从而一定会追究到“昆明易勃海”里的情节、人物和来由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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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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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第10723、10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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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国图志》上，第32页，岳麓书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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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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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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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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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14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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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56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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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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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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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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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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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引自王家俭：《清季海防论》，《中国近代史论集》第八编，自强运动（三）军事，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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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0、3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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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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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书，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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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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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书，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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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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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407—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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