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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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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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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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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133—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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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复吴薇隐观察》（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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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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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30—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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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册，第149、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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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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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周悫慎公全集·自订年谱》，转引自《龙旗飘扬的舰队》，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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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册，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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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转引自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张荫麟全集》下卷，第14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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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校阅海军峻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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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张荫麟全集》下卷，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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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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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41页，上海书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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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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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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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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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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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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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从造船造炮开始，由此派生的“制器”当日与“练兵”并称，虽分属经济活动，而其经营则既为兵事所推动又为兵事所范围，并不以利润核算为应有之义。但时至同治后期，先入“制器”并且力行多年的李鸿章，已深忧造船造炮于“国家经费支绌”之日，不能不“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善后”和“经久”都着眼于这个过程的持继不断。而以中国人图“自强”的扼于物力和难乎为继对比泰西之“所以雄强”者，原本倾力于船和炮的自强之想，其涵义亦在仿而效之里跟着拓宽延伸，在船炮之外，又兼及“借用洋器洋法”营造“日用必需之物”，期能以“销路”开“利源”。由船炮旁接“日用必需之物”，不能不算是眼光和理路的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出自自强之想的延生和派生，因此，其归旨则在“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显见得其理路仍然未能全脱兵事之笼罩。然而与同治初年的一意图强和单面图强相比，此日的“强兵”又已在效西法的过程里同“富国”自觉地连在了一起，而后“富强”之说以其“富”与“强”的联为一体立旨义，骎骎乎成为一时之强音。然而“富国”之命题既由图强引入当日的时务，则“富”与“强”之间作主宰的便始终是后者。光绪年间薛福成论矿务，说是“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似亦筹饷之一助也”，其立论的旨义与李鸿章同出一路；王先谦论“洋人入中国”而无“制胜之方”，一归于“度支匮乏”。并沿此申说“经费之亟筹”，既议“开矿”又议“仿制织造机器”，[2]其立论的旨义也与李鸿章同出一路。这一类议论的相继而起，说明了以兵工业为起点的近代经济活动困于饷事，遂使以兵工业为范围的这种近代经济活动不得不变。因此，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注力于造船造炮的一代人在“制器”的同时，又次第别创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华盛纺织总厂等等与“日用必需之物”相关涉的民用企业，而由西方世界移接过来的经济关系也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加扩大的样式，并进入了更多的行业和更大的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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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各有名目而各成一局的企业里，最早出现并且为后来立一时之典型的，是始创于同冶十一年（1872）的轮船招商局。航运成为起点，发端于西人对中国航运的冲击。当日的奏议说是“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3]西人占尽“中国内江外海之利”，直白地说明了用轮船从事航运的获利之易和获利之厚。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人旧有的航运业在轮船逼扼之下“连年生意亏折，歇业居多，以致沙船日见其少”。由于沙船承运漕粮，因此这种整个行业的衰退又直接连及官府，使彼时江浙的漕运困于“沙卫船之缺乏”常苦“不敷周转”[4]而难以调度。对于朝廷和地方来说，航运便成了一种不能置之度外而熟视无睹的事。而当此“内江外海”的水路里中国人的船运和西方人的船运此消彼长之日，朝廷正因京官言事指责闽局“糜费”起群议，牵动各路章奏杂陈，纷纷然为造船和船政谋长远之计。由此引出的“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5]之说，当日曾被总署和南北洋大臣共认作能够为沪局和闽局助饷的好办法。而先创此议的李鸿章尤能把这个题目同漕运连接起来，并于同一年里“设局招商”，以期用“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为那个时候的水路别开生面，“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6]李鸿章所说的“南北合力”显然都是指国家权力。而其间奉李鸿章札委先后主持局务的朱其昂和唐廷枢、徐润，则分别是世业沙船，“办海运已十余年”[7]的富商和起家买办，熟悉轮船航运的富商。他们又各自牵连着当日中国商界里的资金和人脉。并在把这些东西引到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华商轮船”里来。与自使即以“简器”为目的制造局比，后起的招商局经此组合，便多了一重官与商之间同轨与共栖的关系。李鸿章谓之“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并总括而名之为“官督商办”。[8]然则当国家权力促成了这种官商关系的时候，国家权力同时也界定了这种官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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