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7465
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蒙拨公项，赖以周转。当时限定，凡动局款，自万金以上须公议，乃唐道于年底回沪，辄以局中地基押于怡和，借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54]
1706707466
1706707467
彼时唐廷枢是招商局的“总办”，徐润是招商局的“会办”。虽说他们都起自商界，但“总办”管局务，“会办”襄助“总办”管局务，勾当的都是官家公事。所以马相伯称他们为“唐道”和“徐道”，用的全是官衔。正是这种因勾当官家公事而分得的国家权力，既使他们区别于“商民虽经入股”而“皆不得过问”的多数，也使他们同盛宣怀一样可以先谋一已之利。这些都是因权力入手而发生的变化。因此，以源头而论，唐廷枢和徐润虽然应属商股的同类和同道，但当他们各自“挪欠自如”以至“局无现款”并“几乎倒闭”之日，受其直接损害的则都是商股的利益。在唐廷枢和徐润之后，同样起自商界的郑观应曾受札委作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而筹办局务的同时又“借款众商资本，便一己之私图”，用“擅挪公款”的办法“受押股票，利则归已，害则归公”，致织布局“并未开办，先已亏折”。[55]这一类人物和事实的出现与存在，都说明了在官督商办的结构里，“官为维持”[56]的权力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异化的权力。不论是官僚出身的总办还是买办出身的总办，一旦进入其间往往都会引为凭藉而自成一方，同私人资本的利益冲撞抵牾，外观上取自西方的股份制度遂因之变得全失原意。而本是官僚的盛宣怀在这个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积资和投资；以及本以带来和招来的资本入局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一个一个地以唐道、徐道和郑道的官衔充“总办”和“会办”，并沿着这一路而切近和切入了当日的官场，以至于能够名列奏折而闻知于庙堂，则又说明官督商办虽然两截分明，而个体的官和商之间原本的界限却在这个过程里变得日见漫漶模糊。随后，从这些人开始，19世纪后期的官和商都一点一点不复再是旧日模样。于是国家权力导引下的经济变化又促成了那个时候社会群类的变迁。
1706707468
1706707469
官督商办立为章程的是“官总其大纲”，然而国家权力既已伸入经济并意在助饷，则一定会以筹饷为大而越出“总其大纲”的范围，索取之外兼用勒取。而后是官督商办的企业便常常要在“报效”、“赈济”和报充军饷等等名目下，把经营所得的银子和用作公积金的银子缴给官家。[57]由这种利益出入积累起来的都是怨怼。因此曾把官督商办比作“上下相维”，并在其中有过一时风光的郑观应，晚年从官督商办的局中退了出来，之后遥作评估，便说是“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58]其论说虽然多变，而于多变之中亦自能各见彼时的一段世相。
1706707470
1706707471
在这种官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之外，与之同时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七十年代的，还有一家一家由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二十多年里，缫丝业中的继昌隆、公和永，轧棉业中的通久、棉利，机器业中发昌、建昌，面粉业中的贻来牟、裕泰恒，印刷业中的同文书局、拜石山房，造纸业中的伦章、宏远堂，火柴业中的巧明、燮昌、天津自来火公司等等工厂，以及采矿业、纺织业、航运业、木材加工业中的同类企业，都曾是效西人的生产方式而接受资本主义关系的力行者。由于西人的冲击先入东南，因此中国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也先起于东南，并集中于东南。总计而言，至九十年代中期，其数目已有过一百多家。
1706707472
1706707473
与国家权力促生的企业相比，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以自发为主流，因此其行业范围便更广更大。但在另一方面，与国家权力促生的企业相比，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又非常明显地以资金少和规模小为共相。在后来的统计里，其间之半数用作初始资本的资金都曾不足万元。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大半只能分布于资金需求不高的轻工业之中。就整体的产业结构来说，这种偏于一面遂从一开始就已经失去了平衡，积久之后，起端的不平衡又会化作既定之势，影响和支配继起的经济变迁。而由此造成的另一个直接的后果，则是以这种不足的资金争逐于当日潮起潮落的市场之中，二十多年里，便不能不常常见到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在潮起潮落之间倏起之和倏落之的生灭无常。因此，当日的海关报告一面在记述次第出现于口岸城市的新企业，一面又在记述厦门自来火局“力量薄弱”，经“小规模尝试，不久即停业”；上海机器造纸厂因“原料昂贵与日本纸的竞争”而“濒于停业”，以及福州的“制糖厂完全失败”[59]那一类出现之后又在消失的企业。这种次第出现和出现之后的消失存在于同一段历史之中，既写照了其间的艰难曲折，也写照了其间不绝的生命力。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八十年代的发展，九十年代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已不仅数量益多，范围益广，而且资本达数十万两者亦往往而见。[60]以九十年代比七十年代，则二十多年的嬗递虽然一路蹒跚，而由此积累起来的人力和物力，却为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提供了一种显然可见的基础和既定的走势，使之可以用作凭藉，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顺次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
1706707474
1706707475
[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1706707476
1706707477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59、192、196页。
1706707478
1706707479
[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轮船招商请奖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1706707480
1706707481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7页。
1706707482
1706707483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05、128页。
1706707484
1706707485
[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06707486
1706707487
[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06707488
1706707489
[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1706707490
1706707491
[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706707492
1706707493
[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15页。
1706707494
1706707495
[1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1706707496
1706707497
[12] 《清史稿》第十三册，第3667页。
1706707498
1706707499
[1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55—656页。
1706707500
1706707501
[14]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直境开办矿务折》（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请减出口煤税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1706707502
1706707503
[1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719、721页。
1706707504
1706707505
[16] 同上书，第731、734、737页。
1706707506
1706707507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184页。
1706707508
1706707509
[1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76页。
1706707510
1706707511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526页。
1706707512
1706707513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527页。
1706707514
[
上一页 ]
[ :1.7067074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