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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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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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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经元善集》，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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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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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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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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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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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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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494—1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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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郑观应集》下册，第1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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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92、1002、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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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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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以和洋士务大为夫中在心古的今三中十西年之历间史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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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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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借西法图自强促成了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而与此一路伴随的，则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借西法的过程又直接地触发了那一代士大夫的相互论争和辩驳，并在论争和辩驳的延续里形成了另一种历史过程。其间起于同治中期的同文馆之争曾发为先声而为一世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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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1866）总署奏请“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正途出身之五品下京外各官”，聘“西人在馆教习”天文、算学。次年又议这个题目，而“招取”的范围已延伸到“进士”和翰林院里的“庶吉士、编修、检讨”。[1]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主张都属不守旧格，遂使言路随后起而拦击，并且在几经辩难之后界限分明，变为讲理学的大学士倭仁与管总署的亲王奕䜣之间的对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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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初立于同治元年（1861），本以“语言文字”为授受之专业，而“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来学。以成例相比较，大体类同于旧日已有的“俄罗斯文馆”。[2]然则五年之后的奏请既改变了施教的内容，也改变了受学的对象，两者都已越出了祖宗留下来的范围，从而都已越出了朝议守定的思想范围，于是前后之间的不同便成了一种迥然不同。因此初立之际的同文馆不会起争论，而五年之后的同文馆一定会起争论。言路反对总署，其立论的要旨是：“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同文馆”，错在“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皆“重名利而轻气节”，然后追问说“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3]这些道理曾在二千多年里与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世界相依存，所以引入朝议，便能够成其言之厘然和言之凿凿。而奕䜣作陈说，则由“庚申之变”的“兵临城下，烽火烛天”起讲，深论西人以“轮船、火器”为“制胜之道”，及其“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之后申述“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之“苦心孤诣”和“无非欲图自强”。[4]这些道理以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的创深痛巨和中西之间的对峙对比为实证，所以一为发抒，同样能够言之厘然和言之凿凿。而后，以总署的言之厘然对言路的言之厘然，在那个时候的庙堂里，两者之各自立说最终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彼此激辩而不能用同一种道理判是非高低的争论，从而是没有结果的争论。其间不肯认同总署把“忠信礼义”当做“空言”而不能敌“制胜自强”之“实政”[5]的倭仁，曾被朝廷特意派到总署去当差，令其“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并以“毋蹈处士虚声，有负朝廷恩遇”[6]为申诫之词。君权用这种近乎恶作剧的方式回应了倭仁的不识时务和不知时宜，也表达了自己更相信天文算学比“明体达用”更能对付西人。遂使当日兼作皇帝师傅的倭仁“授书时有感于中，潸然出涕”。[7]其间自有许多委屈不平和感慨忧郁。然而在庙堂之外，士议的呼应却大半都在倭仁一边。于是而有“京语（师）口语藉藉”的“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以及“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等被称做“对子”而流布一时的东西。[8]与奏议之重在说理相比，这一类文字都是以嘲讽为宣泄。但宣泄而能汇为“口语藉藉”，则由此发露的，无疑是那个时候人心中普遍的感受和普遍的好恶。他们是一种朝旨所不能左右的力量，又是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力量，之后是因“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而致士林群起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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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之不已，因而互相倾覆，异日之势所必至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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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里内含着古所未有的时代内容，因此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又以其不可勾连和不可调和，醒目地显示了中国士大夫为自强而借法，又因借法而致各自立异和彼此分歧的历史舛错和历史矛盾。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最先起于这个过程之中，而其间出现的“显分两途”和“已成水火”，则以这种斯文一脉的相争相抗，明白地预示了一种后来将会一路延续的趋势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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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先倡“师夷智以造船制炮”[10]的时候，“师夷智”的本意是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因此借法自强以取彼之长，移新卫旧为愿想。在这种愿想里，借来的东西是一种被限定和被配置的东西，而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1]才能够成为预立的旨义，并经简约化而概括出“中体西用”的命题。然而这种预立的旨义与借法以图自强的实际过程常常会不相榫合。一方面，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体与用是连在一起的。由几千年岁月累积起来的历史、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习俗，都是体之所在即用之所在。这个社会显然没有留出一个可以渡让的空间，用来接纳借入的西法。因此，借入的西法移接到中国只能是锲入。当时人比为“异端”而以“光怪陆离”[12]视之，正反映了锲入的东西总是夹生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人取西法出自选择，所以西法自始即被预想为一个一个的。然而按其本性和本相，则因直观所见而被分为一个一个的西法，其实是以因果交织和相互联结为存在状态的。由此构成的是欧西那个世界里的本末和体用。于是从选择开始的取西法，必然会变为一种西法带来另一种西法的过程。因此，就前一面而言，西法的锲入无异于强入，在它所到的地方不能不要求中国社会原有的物事让路；就后一面而言，西法的锲入无异于扩张，其间的派生和递进既会从广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也会从深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并以此次第舒展，由预想之内的东西牵到预想之外的东西。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人为自强而借来的西法，首先造成的是对中国人自身的冲击。而后，借西法的中国人遂因冲击而催生出自己改变自己的意识。先入洋务的李鸿章曾以“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3]为中西之比，而等到借法稍久习染渐深，则议论一变而为“内须变法”、“及早变法”、“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14]其意向所指，显然已是以“文武制度”为“须变”的大端。同他相比，醇亲王奕環素以痛恶夷人夷事为本来面目，而受命主管海军之后，却一变旧日尺度，转过头来追问：“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15]其意思正是变祖宗之法为势之必至和理所应有。他们各成这段历史中的一类代表，而他们的议论则都在助成借法的过程以“诸国富强之术”变化“中体”，而由彼时多数人的眼光来衡量，则不能不归于“用夷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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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法是锲入的，又是扩张的，所以“内须变法”之由浅入深，总是在理路上一段一段地否定中国人的旧法。30年之间，“时文帖括”、“章句弓马”、“言官制度”、“兵制”、“文法”、“陈法”、“成格”、“旧规”、“法度”、“官制”等等都曾被办洋务的士大夫拿出来指指戳戳，因其不合时而证其不合理。但中国人的“成法”是从中国人的历史和社会里产生的。在两千多年的兴废、沿革、变迁、承接之后能够长久地留得下来而被统名为“成法”的东西都有过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因之而根须深入，在当日的中国已是一面与传统相表里，一面与士大夫相因依。就这个意义而言，成法都是与人交缠在一起的。所以由洋务而议法，则议法的过程一定又是议人的过程，从而会是一部分士大夫批判另一部分士大夫的过程。李鸿章说：“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又说：“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16]这些非议和痛责都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郭嵩焘当日以洋务与李鸿章相呼应，由西国事理说到中土人情，则持论往往更激：“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至“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而“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两相比较，则“不知其何心也”。[17]这种深度撞击也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李鸿章和郭嵩焘常常因为办洋务和论洋务而受窘于士人的群议和清议，“庸妄”、“俗儒”和“不知其何心也”都是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同他们相比，身为名父之子的曾纪泽以外交见长才，是一个办洋务而很少为清议所窘迫的人物，然而其内心则深深地痛恶清议。光绪四年他奉旨使西，日记里有过一段直截而且锐利的议论。通论“今世所谓清议者流”，而归于“泥古者流”；归于“自附于腐儒之科”而“博持正之者”者流；归于“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者流。[18]他虽然把清议分作三种次第而归纳之，但就心中之好恶而言，则每一种归纳的结论都是否定的。比起当年曾国潘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作刻责的既敬且畏，曾纪泽对于清议的刻薄排揎已纯然是表达一种蔑乎视之。这种父子之间的不同正反映了在洋务的累进中造成的时代变迁之深。因此后来奕環痛恨台谏，至譬为“外敌之窥伺易防，局外之浮嚣难靖”，深愤“言路至近年庞杂已极，辩给者深文曲笔恣意所为，庸暗者随波逐流联衔沽誉”，而“借题发挥，又有倒峡燎原之势。”[19]其痛恨和深愤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于清议的极度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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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头，与这些主持和参予洋务的人物相对蹠而扞格不休的，是代表清议而被当日的朝野称做“清流”的士大夫群类。清代曾长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绪初年则庙堂议论一变而节节发煌，汇为翰詹科道里的讲官和言路里的谏官前后相接，彼此呼应，一个一个以“好论时政”、“纠弹大臣”[20]自标风格。这个过程同时在把士人的清议引入谏议和朝议，由渊源而论，他们大半都与同治朝由倭仁所代表的那一脉理路前后相连。所以由此形成的“戆直激切”，[21]便常常会在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22]的争持里演为清流同洋务的直接对峙和激烈对峙。而后，由同文馆之争启端的士大夫之好恶不同和取向各异，遂因其不断延续而不断深化，日甚一日地成为人以类聚和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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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中人从整体上批判中国的士大夫，并因之而集矢于清流和清议，其主要的理据在于一方的识时务和另一方的不识时务。其实，身在中西交冲之世而多见彼族之以力相扼的不止不息，清流人物不会全然不肯识时务。一则记载说：“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23]而宝廷光绪八年（1882）主持福建乡试，事后奏报特举“生员杨仰曾者，留心时务，颇知兵法，兼明算学”，而后深惜其“未经中式”，是以专门保荐，“拟乞天恩，将生员杨仰曾发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差遣”，期能“量才器使”。[24]被称作“陈弢老”的陈宝琛和宝廷都是彼时的清流巨擘，而前一个例子说的是用心，后一个例子说的是破格，两者的主题都是洋务。另一个清流巨擘张佩纶自负宏通，论海防论船炮的折子更多。可见其时的清流群里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洋务人物共论一个题目。然而与洋务中人比，清流之论时务，其共有的重心则在攘夷。他们因此而与传统连接起来，也因此而与洋务区别开来。光绪八年，张佩纶因中日和中法冲突说事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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