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7615 因为西法是锲入的，又是扩张的，所以“内须变法”之由浅入深，总是在理路上一段一段地否定中国人的旧法。30年之间，“时文帖括”、“章句弓马”、“言官制度”、“兵制”、“文法”、“陈法”、“成格”、“旧规”、“法度”、“官制”等等都曾被办洋务的士大夫拿出来指指戳戳，因其不合时而证其不合理。但中国人的“成法”是从中国人的历史和社会里产生的。在两千多年的兴废、沿革、变迁、承接之后能够长久地留得下来而被统名为“成法”的东西都有过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因之而根须深入，在当日的中国已是一面与传统相表里，一面与士大夫相因依。就这个意义而言，成法都是与人交缠在一起的。所以由洋务而议法，则议法的过程一定又是议人的过程，从而会是一部分士大夫批判另一部分士大夫的过程。李鸿章说：“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又说：“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16]这些非议和痛责都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郭嵩焘当日以洋务与李鸿章相呼应，由西国事理说到中土人情，则持论往往更激：“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至“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而“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两相比较，则“不知其何心也”。[17]这种深度撞击也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李鸿章和郭嵩焘常常因为办洋务和论洋务而受窘于士人的群议和清议，“庸妄”、“俗儒”和“不知其何心也”都是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同他们相比，身为名父之子的曾纪泽以外交见长才，是一个办洋务而很少为清议所窘迫的人物，然而其内心则深深地痛恶清议。光绪四年他奉旨使西，日记里有过一段直截而且锐利的议论。通论“今世所谓清议者流”，而归于“泥古者流”；归于“自附于腐儒之科”而“博持正之者”者流；归于“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者流。[18]他虽然把清议分作三种次第而归纳之，但就心中之好恶而言，则每一种归纳的结论都是否定的。比起当年曾国潘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作刻责的既敬且畏，曾纪泽对于清议的刻薄排揎已纯然是表达一种蔑乎视之。这种父子之间的不同正反映了在洋务的累进中造成的时代变迁之深。因此后来奕環痛恨台谏，至譬为“外敌之窥伺易防，局外之浮嚣难靖”，深愤“言路至近年庞杂已极，辩给者深文曲笔恣意所为，庸暗者随波逐流联衔沽誉”，而“借题发挥，又有倒峡燎原之势。”[19]其痛恨和深愤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于清议的极度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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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7 在另一头，与这些主持和参予洋务的人物相对蹠而扞格不休的，是代表清议而被当日的朝野称做“清流”的士大夫群类。清代曾长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绪初年则庙堂议论一变而节节发煌，汇为翰詹科道里的讲官和言路里的谏官前后相接，彼此呼应，一个一个以“好论时政”、“纠弹大臣”[20]自标风格。这个过程同时在把士人的清议引入谏议和朝议，由渊源而论，他们大半都与同治朝由倭仁所代表的那一脉理路前后相连。所以由此形成的“戆直激切”，[21]便常常会在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22]的争持里演为清流同洋务的直接对峙和激烈对峙。而后，由同文馆之争启端的士大夫之好恶不同和取向各异，遂因其不断延续而不断深化，日甚一日地成为人以类聚和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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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9 洋务中人从整体上批判中国的士大夫，并因之而集矢于清流和清议，其主要的理据在于一方的识时务和另一方的不识时务。其实，身在中西交冲之世而多见彼族之以力相扼的不止不息，清流人物不会全然不肯识时务。一则记载说：“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23]而宝廷光绪八年（1882）主持福建乡试，事后奏报特举“生员杨仰曾者，留心时务，颇知兵法，兼明算学”，而后深惜其“未经中式”，是以专门保荐，“拟乞天恩，将生员杨仰曾发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差遣”，期能“量才器使”。[24]被称作“陈弢老”的陈宝琛和宝廷都是彼时的清流巨擘，而前一个例子说的是用心，后一个例子说的是破格，两者的主题都是洋务。另一个清流巨擘张佩纶自负宏通，论海防论船炮的折子更多。可见其时的清流群里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洋务人物共论一个题目。然而与洋务中人比，清流之论时务，其共有的重心则在攘夷。他们因此而与传统连接起来，也因此而与洋务区别开来。光绪八年，张佩纶因中日和中法冲突说事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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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1 臣所鳃鳃过计者，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颇有苟安之心，惮为远大之举。是故言和则唯，言战则否，言偿款则有，言军饷则无，言调兵分防则勉为补苴，言增兵大举则相顾色骇。充此数弊，事机坐失，劳费转增。窃恐各国环伺，且继日本、法兰西而起。琉球不顾，必及朝鲜；越南不顾，必亡缅甸，诚可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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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3 是以“终非出于一战，不足以息岛夷之焰，而使中国百年无事”。[25]以攘夷为立场，其极端则不能不言战。张之洞有一段话由攘夷说到言战，于胜败之际思之烂熟：“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胜之方。”[26]这种思之烂熟而后理路明晰，正说明清流之攘夷是一种自内而生的东西，因而是一种不可移易的东西。所以，其时陈宝琛统论“咸丰季年”以来内外臣工各筹洋务，深憾于“若津、若滇、若黔、若台湾诸大案”皆以和局了事，“无非张敌焰而损国威”。[27]他手里的尺度显然也是来自这种不可移易的东西。于是当洋务中人以识时务和不识时务为士大夫分界的时候，清流和清议同时在以攘夷和“苟安”为士大夫分界。这两种分界都曾牵引出种种题目，几经推演，几经衍发，使得这一段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不能不与众声喧哗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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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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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7 清流和清议以攘夷为自觉意识。但作为一种已定的观念，攘夷又是从儒学传统中延续而来的。所以，当日的攘夷虽是19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义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旧有和固有的。然而西人张其焰以作成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显示的是19世纪的困厄于古无徵，所以中西之折冲迎拒总是不得不与新知连在一起。与此成为对比的是，攘夷由儒学传统延续而来，守的都是义理。对于清流和清议的多数而言，这正是本来就熟悉的东西，而熟悉的东西总是用起来更顺手的东西。因此由多数形成的人群大半不能入新知。张佩纶说：“论事必贵探源，果中朝士大夫有留心洋务者，条奏可考而知，条约可购而得。如今日之九列科道，一二清流外，半皆衰庸鄙猥，即令平议，不过署干木纸尾耳。”[28]他下笔论人久以傲兀为惯态，然而这段话概论当日“九列科道”之多数不识新知，却于意态傲兀之中同时写照了真实。张佩纶以“衰庸鄙猥”称之，意在把自己所属的“一二清流”与这些人分开来，以说明前者与后者的不一样。但就宗旨和主张而言，这些人始终都与张佩纶所自我认归的“一二清流”站在一起而且同归一类。他们与庙堂之外更多不识新知的士人相应和，并以其群鸣和回声共作支撑，有此声势，而后攘夷才能够与“苟安”相对待而成为那个时候清流和清议的群体意识。这是一个由多数形成和支配的过程，而在多数人那里，这个过程又很容易演变为持义理以应对新知。义理能够安身立命，但义理的范围在价值。以中国人的价值直接应对西来的新知识，义理便常常会变成用错了地方的东西。用错地方则容易变成南辕不对北辙，随之而来的是清流和清议的长处便不能不变成了短处。当日“以骂洋务为清流”，[29]多见的都是这种长处变成短处之后的否塞。光绪初年，丁日昌奏议购买“水炮台”以防海，王家壁起而驳之，说是“击铁甲船，亦不外环击烟筒之一法。盖煤火所以运动轮机，烟筒为煤火热气所烘，金受火制，其坚易摧，非船身铁甲可比，环攻必能得手。舍烟筒不攻而欲以水炮台专攻铁甲，亦拙于制敌矣”。[30]他在京师里作大理寺少卿，不是一个亲眼看见过“水炮台”和“铁甲船”的人，因此，这一套水战的道理都是想当然的。以想当然而能言之侃侃，正是义理化作成见，而后把未知的东西当成已知的东西，其推论之不能合乎真相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余联沅听说“直隶总督李鸿章代沈保靖、周馥进奉火轮车七辆”供皇家御用，上奏切言其害，先以“皇上崇实黜华，久为臣民所钦仰，必不贵异物而贱用物”立论，而后描述“火轮车”之可怕，则半是道听途说，半是猜度冥想：“抑臣又闻之，外洋火轮车行走剽疾，电发飙驰，其中机器之蹶张，火焰之猛烈，非人力所能施，并有非人意所及料者。万一有震惊属车之虞，此又臣子之心所不忍出者也。”[31]其立论出自义理，而描述不得不涉新知，由此产生的判断，便大半不能中肯綮。在“水炮台”和“火轮车”一类涉物的议论之外，还有以人论人。其时洋务骂清议，着眼的是士大夫整体；清议骂洋务，则多以“用夷变夏”划范围来圈定佞人与小人，着眼的常常是个体。光绪十五年（1889）丁立钧作奏折，曾按照这个标准枚举并点评了一群洋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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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9 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自前巡抚郭嵩焘、丁日昌等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而议者乃竞以为然。至于近年，总督李鸿章、侍郎曾纪泽率皆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如洋人屡次请开银行，经部奏驳，而李鸿章以为可从，率与私议草约，事几欲行。假如此议一行，则国家利权寄之洋人，其害有甚于开铁路者。李鸿章读书明理，而惑于邪说，遂至蒙昧如此，然其心犹公而非私也。至于按察使周馥，道员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辈，其人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多为创设，阴便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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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1 这些人本自品类不齐，但在丁立钧笔下，却因为洋务而被圈到了一起。“其人屡被讥弹”说明，他为这些人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手中所执的都是清流和清议的共用尺度。但共用尺度又是一种预设的尺度。以此比量人事而不作比对稽核，则其间的出入往往可以弄得很大。与丁立钧相识的张祖翼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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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3 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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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5 这些话记录的是经历而不是传闻，留下来的应当是一个可信的故事。“甲午之年”即光绪二十年。“丁叔衡太史立钧”是在这一年才刚刚把马建忠和马星联分开来，并因张祖翼的介绍而对马建忠有了一点具体的了解。然而五年以前他作奏折，已富有自信地把马建忠与杨宗濂那样的人物并举，一同踹入“阴便私图”里。以五年之后比五年之前，当初的自信显然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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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7 事涉洋务，清流与清议多数都是局外旁观的一群。旁观见不到细节和情节。而后以预先设定的尺度作评断，便很容易与事实相脱节。在当日的中国，由士大夫的分化已经造成了士大夫的隔膜，但人在隔膜之中又大半不能自觉其隔膜。所以清议论说洋务，评断与事实相脱节是常常会发生的事。其间李鸿章与洋务相始终，三十年里久被视为这个过程的中心人物，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因洋务受时论之非议也独多。于是而有“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34]的自叹。以“谣诼”称非议，正说明非议多，则非议之出错也多。其中错得离奇，因之而能够反照出清议与洋务之不相沟通而裂为两群的，以甲午战争之后安维峻劾李鸿章的奏折为一时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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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9 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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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1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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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3 与当日的历史作对读，这些事都是假的，然而安维峻本非惯于信口开河的人。甲午年二月，正做小京官的孙宝暄在日记里提到“安晓峰近日劾甘肃巡抚袒庇冒籍一折”，赞为“明白晓畅，用笔如刀”。然后说：“晓峰，甘肃人，先君庚午门下士。平日讷然如不能出诸口，不论其立朝侃侃之节，有如此气慨，可佩可佩。”其笔下所流露的，无疑有一种人品上的敬重感。但十个月之后再说安维峻，已是疾首蹙额：“昨见安御史奏稿于书肆中，其所言仍劾合肥，语多市井无稽之谈，肤浅已极，文亦夹杂，不堪入目。”[36]这些话所评说的正是安维峻在甲午战争之后作的这一折。从二月到十二月，不过换了一个题目，“明白晓畅”就变成了悖晦和“无稽”。孙宝暄在这里用“市井”两个字说安维峻，显然是特指其奏折中的子虚乌有类同于小说和戏文里的忠奸故事。一个不是信口开河的人说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汗漫之词，其中的大半应当是得自传闻。然而以传闻入奏折须先作辨识，以此作度量，则其判断力的程度本与忠奸故事相去并不太远。就这个意义而言，安维峻之能够作典型，正在于他用自身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实例，使人可以看到，以攘夷为立场是如何转化为被攘夷所制限的。立场一经转化为制限，而后是中国人的义理节节内缩，与中外之间因冲击和回应而发生的实际过程越来越远，也与这个过程里的因果、成败、曲折、内省越来越远。于是清流和清议批判洋务便常常会走入一个雾气朦胧的论域，并在义理的板结和识断的懵懂中失掉儒学本有的理性清明。“市井无稽之谈”正是这样化为士大夫议论的。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中塑造过精神和品性的东西，清议与“市井无稽之谈”合流于斯时的中国，又内含着深深的历史悲哀。二千年来曾经为士大夫立范式的清议不能识西人带来的“千古之变局”，而太过沉重的“千古之变局”则正在一步接一步地逼出清议的亢激。王家壁、余联沅、丁立钧、安维峻都是这样产生的。但他们的同时出现也在说明：当一个又一个的亢激都在表达义理板结和识断懵懂的时候，亢激大半都成了虚热和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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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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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7 千年清议出自士人而又规范士人，靠的是引义理为至上。其裁断、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是非和义理之外无理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清议只能是一种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东西。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变作虚热和虚声。然而与洋务相比较，亢激的清议仍然是剧变之世里代表并伸张儒学刚性的东西。从这一面出发，则清议之不合于洋务，又包含着为中国社会守护是非和价值的意义。而由此最先抉发的，是民本与富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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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9 三十年办洋务起伏跌宕，局中人一直在催动中国的变迁以回应外来的变局。但逼扼下的变迁又是一个不能从容并因之而常常要颠倒和偏斜的过程。当日说借法以图自强，对手和榜样始终都在彼族：“泰西各国，昔日惟英以求水师称雄，今则德、俄皆练水师与英抗衡。日本之船炮军械师法西人，亦骎骎有争霸海上之意。”以此反照中国，则“争之而兵端起，让之而得步进步，兵端亦起”。[37]因此，“言王道者羞称富强，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38]其间的理路，正说明了中国困于彼族之富强，遂不能不以中国的富强为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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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1 而后形成的以今日比往昔，是儒学讲王道，以民本为天下之要义。梁启超后来概述“《春秋》以天统君”的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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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3 天也者非能谆谆然命之者乎，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无形之天，忽然变为有形之天。他国所谓天帝化身者君王也，而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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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5 民为邦本，则君王不能不重民生。而以有限的物力为前提，与民生相对的一面便是不能不抑国家和君权。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矣”。《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孔孟警戒君王，《大学》限制国家，说的都是国计以民生为根本。与后来二千多年里世间的众生相作对比，这些道理当然不可用来写实。但这些道理出自儒学的本源和经典，并因之而始终悬在每一代君与臣的头上，时时都在为他们立一种人所共见的法则。康熙帝留下过不少诗，其中一首的题目是“康熙四十二年夏秋间恒雨为灾，山左尤甚。朕夙夜靡宁，宵旰焦劳，减膳撤乐，坐不安席，自冬至夏，自夏至秋，未尝晷刻少安。虽设法拯救，几乎难保。幸四十三年，二麦大熟，秋成颇佳，饥者未转沟壑，穷者皆得衣食。实非朕之凉德所感，赖上天之所鉴祐也。故喜而不寐，作长歌以示”。[40]其间既有民本，也有民生，还有民本和民生面前的战战兢兢。相比于诏书，帝王的诗赋叙写的是个人的心怀，因此，以诗作表达，正可以见其头上悬着这一套法则，心中便会不宁。身在儒学构成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人会自外于王道，所以，没有人敢把民本和民生当作可以轻而贱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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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7 但洋务追逐富强，而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是国家。所以马建忠以《富民说》为题目作策论，而开头两句则是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41]虽然起讲不算切题，但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富与强以国家为重心，也以国家为名义的本来面目。王道为民生抑国家的传统因此而被自强和富强所打破。打破同时也是驱动，虽然彼时的国家依然与君权连在一起而不可剥离，还没有成为一种新的观念，然而得此驱动已能自我伸张并节节扩展。这个过程从历史中产生又从历史中获得合理性，但以国家的富强为全神贯注之所在，则这种伸张和扩展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余暇和余地把民生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所以李鸿章办洋务三十年，而当中日战争之后“历聘欧美”，西人曾迎而评论之曰：“中堂之面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又说：“我辈西人久知中堂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故只能计及目前，不愿谋诸永久。”[42]这些话说的虽是李鸿章，而其眼光所到，已能触及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富强与民生相背离的过程。李鸿章以士大夫作洋务人物，与儒学相距尚在不太遥远之间，其实亦知“今之熟习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43]的事实。“隔阂”一词用为评估，说的当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置身于借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他又是最自觉地把经济引入洋务的人。在他由经济作推演以规划将来的理路里，凭据是西方的，收入则是国家的：“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44]以“岁入财赋”为着眼点和下手处，则旧日的政治论说里连为一体的国计民生便只能取其半截。与此对应，当日以“商务”为总称而次第出现的轮船航运、铁路、矿业与机器织布等等，遂不能不成为既由国家权力促生，又由国家权力督管的东西。与最初远离民间的效西法造船制炮相比，航运、铁路之类本属另外一类物事。它们一经产生，便会更切近地直接伸入下层社会的生活和生计之中，并在它们所到的地方引发种种从来所没有过的变化和变迁。以原本的境况为常态，这些都是搅动。而民生一旦因富强而被搅动，则搅动了民生的东西，同时也搅动了两千多年儒学留下的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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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9 光绪六年（1880），朝廷有“借洋款开铁路”之议。当日倡说的要旨，一是“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二是“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45]两者都在富强的范围之内，而以常理相度，则“遇警”之日少而“运货”之日多，其启动因出于兵事，而其实效则大半应归于富国。以洋务为要政，则其间之因果昭然，所以其间之逻辑昭然。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由洋务所引入的铁路又会同洋务之外的万千民间社会中人及其资生之具发生关联，并因之而有另一种因果和另一种逻辑。清流和清议更重后者，所以当海军衙门请修津通铁路之日，盛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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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1 铁路之利在重物能引之使出，道远能促之使近，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经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船户以及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虽曰上货、下货以及停顿之地，失业之人皆可就谋生计，然京津游手本多，万不容各安本业之愚民来兹托足。是所利者奸黠之游手，而所害者数万有业之愚民，利者自利，害者自害，不相通也。朝廷矜恤为怀，常欲一夫不失其所，何忍令失业之民动逾数万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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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3 他的立足点是“天矜下民”。这种意识本为士大夫所共有，因此，清流和清议都不喜欢铁路之淹掉众生苦乐和匹夫匹妇。周德润说“恐捷径一开”，则“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刘锡鸿说“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政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何以悉屏置弗道而惟火车铁路是务哉”；奎润说“夫此舟车失业之穷民，皆我国家安分守法善良之赤子也”，朱琛说“议者谓铁路之举将以有利于国也。臣愚以为国之有利与否尚不可知，而民先已受其害。夫病民利国犹且不可，况病民而未必有利于国乎”。[47]同时抗疏相呼应的还有徐致祥、翁同龢、游百川、屠仁守等等。他们的深忧所结，都在于富国与恤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铁路引出群议不息，是因为轮船航运在经营多年之后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以直观的事实。可以直观的事实便成为可以类比的事实。湖北巡抚奎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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