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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谓言者又疑为扰民也。非特室庐、邱墓呈诉者只有一二起，固不足介意；即果有二三百起之多，而事关军国，亦当权衡轻重，岂能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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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筹备于平时，无异决胜于临阵。王者克敌致果，初不闻以伤残物命为嫌。尚以筹备为扰民，犹之两国交绥，斤斤于不重伤，不擒二毛之说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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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盛传论开矿，则主张“请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凡产煤铁之山，不准本地绅民藉风水之说阻挠大计，违者以违制论”。[52]两者都在引军法和刑法以对付民间的异议，两者都与中国文化里的教化相对峙。其渺视民人的轻而贱之，醒目地表现了国家权力藉洋务而脱出儒学规范的恣肆和霸道；也醒目地说明了国家权力的伸张和民本的萎缩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种由近代化助成的国家之名义和国家之权力在观念上的独亢。然则与民本萎缩为因果的富强，又将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强。郭嵩焘说：“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53]他推崇富强，却不相信麻木不仁可以致富强，在当日喜欢说洋务的人物中是个异数。这种深度的个性思考使他奇异地相近于清流和清议。但异数只能反照时趋而不能改变时趋。在那个时候，淹没了民本的国家观念和麻木不仁的富强意识，都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带给中国社会的，而且它们一经出现，便会在中西交冲的推波助澜中日甚一日地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光绪末期，湖北为西太后庆万寿，“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身在听歌之列的辜鸿铭言之苍凉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者，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54]其时已在20世纪初年，而比之19世纪后期清流与洋务的亢争，国与民之间的分为两截已是更进了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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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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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用物力打败了中国，因此洋务效西法，初则惊心，继则动心，后则用心，正视和注视的始终都是物力造成的炎炎之势：“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55]物力以实事实功为准尺，因此李鸿章半生办洋务，自为引重的是“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56]其间的“只知”是一种自设的高度和限度。然而以实事实功为限度，则从洋务中自生而茁长的只能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实利和功利的自负。是以彼时的奏折曾有以洋务为理由者追问说：“士大夫袭故蹈常，置有用之书于不求，将何以上慰宵旰？”[57]显然，视“有用”为惟一，是把“有用”本身当成了洋务的价值所在和价值判断。于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在远离民本和民生的同时，也远离了原本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的义理和道德。孔夫子讲人伦，立意在于教人怎么做人。而当日洋务之用心全在做器与做事，以此比拟孔夫子，则“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58]是圣人和人伦都已不能算作有用。而后实利和功利都成了单面的东西。洋务不倡道德，但在当日的中国，洋务又是天下之利源和利薮。造船造炮和买船买炮动辄以万千白银作计量，万千白银全是从国库里流出去的。后起的航运、电报、矿业等等，虽然多数有商办之名，而其中进进出出的本和利，很大的一部分也是与公帑相牵缠的。这些当然都属有用之事，与这些事同起于一个源头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其本义所指无疑应是国家之利。然而在这种不倡道德的利源和利薮里，一面是郭嵩焘说的“以西法为名，一切务为泰侈”，一面是惇亲王奕琮说的人“不洁已”，[59]国家之利遂非常容易转化为私人之利。而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等等非法逐利的名目，便在三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洋务中的人和事相挂连，激出清流和清议一遍一遍地持道德以批判不讲道德。在这个过程里，儒学的刚性作成的是19世纪中国最后的义利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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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刘锡鸿说：“士习不端，经管支销银数最难得人。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银洋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六两，前十数年盖如此，各省恐亦不免。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60]他所说的是由制造而肥私。十二年后朱一新奏论“购炮买船近多浮冒”，举“从前董梦兰、蔡钧等之朋谋诬罔”，连类以及“此外购办枪炮之员，以贱为贵，以旧为新，欺饰侵吞，弊可胜道”，而后以“李凤苞承办定远等三艘，人言藉藉”为可忧。[61]他所说的是由购买而肥私。刘锡鸿在叙述里上溯“前十数年”，朱一新的叙述又在刘锡鸿之后十数年，因此，以时间作估算，两者所共指的“浮冒”是洋务里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而在这种漫长的时间跨度里，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广东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电报局以及后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都曾有主其事的人物因营私而被劾被议。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工部的奏报还在说“外省开销，尤以涉于洋务者为独巨”，而其间“奏称核实请销于前，而承办人员复以侵冒被劾于后”，[62]帐目多成具文。由此连成的一片广度，又说明了“浮冒”是洋务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事实的普遍产生和长久存在，都显示出实事实功与道德哀颓在洋务里的深深胶结和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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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体的“浮冒”、“侵渔”、“中饱”、“罔利”、“贪污”在那个时候不仅是无廉耻的，而且是不合法的。无廉耻和不合法，则不能不以掩藏为常态。与之相比更肆无忌惮从而更加触目的，还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没有限度中走向极端，别立名义公然逐利，并因之而以其别立的名义作践士大夫的廉耻和志节。光绪中期屠仁守作《奏请停止海军报效疏》，痛责海军衙门为筹款而开“报效”之门，逐使“佥壬干进”纷纷以“报效”为“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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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员杨宗濂，谕旨所谓声名平常，不应调办要差者也，以万金而录用；革员姚宝勋，以置房赁作妓寮被参，谕旨所斥为卑鄙无耻者也，以万金而开复；故入人罪如马永修，弊混公帑如陈本，系不准捐复者也，皆以报效湔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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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些人为样式，显然是无廉耻的事和不合法的事因“报效”之别为护佑，都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廉耻和不合法而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则士大夫的德行自砺和德性自尊便成了不必有和不足道的东西，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善恶模糊。人在模糊之中，便是身在不知所适之中。因此，海军衙门因“报效”而得到了实利，但受重创的却是两千多年儒学在人心中构筑起来的道德界线。所以屠仁守劾“报效”，叙事之后还要论义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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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以立者，纪纲法度而已。流品淆，官方何由澄叙？名器滥，典则何由昭垂？劝惩倒置，又何以厉世而磨钝？理财而财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余年未有之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亏定制，又拂群情，使天下疑朝廷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纪纲法度，悉堕于冥冥之中，虽欲振之，其将莫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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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然而在没有限度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四处漫溢之日，“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所表达的道理，却是那个时候惟一能够与之相抗而且相遏的道理。“义”与“利”对举；“道”与“功”对举，都说明实利和功利并不是人世间惟一靠得住的东西，所以实利和功利都应当有限度。等到后来“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辇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64]此时已在20世纪，其市面比海军衙门又大了许多，而“虽欲振之，其将莫及”也已不远了。以后来比当时，既可以看到清流和清议的义利之辩言之而中，又可以看到利孔大开之日的义之不能敌利。言之而中说明老生常谭而能谭得下去，其中自有真知透辟；义之不能敌利则说明时趋已成之后，真知其实是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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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实功与道德哀败在洋务中的深相胶结，反照出效西法的过程里做事和做人的脱节。辜鸿铭曾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其只知有政，“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用人行政，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65]“教”的着眼点是人，“不知有所谓教者”正是说洋务不重做人。由于不重做人，聚合于洋务里的各色人等逐积久之后自成一种品类。姚永概致书吴汝纶，说是“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梁启超叙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举洋务中人而总称之曰“一世鄙夫”。在他们之前，张佩纶形容李鸿章驭人，用的是“使贪使诈”。[66]这些人守旧开新各不相同，而以洋务分人品之等类则所见佥同。其间的一致性正反映了当日人眼中的普遍性。因此，清流与清议作义利之辨，一定会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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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因变局而生，所以洋务以尚才为先。薛福成说：“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67]以“致用”为前提作推论，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其间分出来的先后也已内含了一种轻重等序。薛福成阐说的是所贵者才也，而其心仪之和理想化了的“英才”、“通才”、“译才”，李鸿章统名之“解事人”和“办事人”。当日马建忠曾为李鸿章不满，所受的斥责便是“办事一味空阔”；而盛宣怀得李鸿章器使，被赏识处即在“大才素精会计”。[68]显见得更进一步，是人因事贵。然则在效西法的等序中，又以事为最大。所以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里，多见的是可以历数而枚举之的实事实功，与此同时，为一世所共见的，则是“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一经由实事实功派生，便能自为光焰，别成三千世界里的一种吸引力，使少气节和少人品者乐于归趋而自成一群。但纷纷然的少气节和少人品，又正见其以事为最大，由此召来的人物在旁观的眼中遂多半不能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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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中叶，王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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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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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早倡议办洋务的士人之一。而二十多年之后评说“洋务人员”，则诧异和睥睨交集于“噫嘻”一哂，显然是不愿与之认同类而叙亲缘。两千年岁月积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都重人，并因重人而尊君子人格。因此，与效西法移来的洋枪洋炮、轮船机器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更不能接受的是效西法的过程因重事而尚才，因尚才而轻德，在节节滋蔓里生造出一个没有君子人格的世界。中法战争之后，黄体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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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之道，器械形势，千变万殊，而将才必俟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则千古不易。法虏犯顺，我军凿船自沉者不一而足，其间卓著战功而为外夷所畏服者，惟冯子材、孙开华、刘永福三人，此三人者，素未尝讲习洋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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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重这些人以“忠勇廉朴”致事功，为的是对比李鸿章所“最赏识信任者”之没有“忠勇廉朴”。把两者分开来的东西便是品类。而身在两者的此长彼消之间，黄体芳始终不肯相信事之大小可以盖没人之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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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李鸿章亦岂真丑正好邪，有心误国哉？彼直以为如李凤苞诸人者，真今日能识时务、能办大事之人才，而不知其贪诈卑污毫无天性，凡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所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者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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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辩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薛福成笔下的“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的缘之而生便成为一种启人深思的反比。这种反比说明，洋务为办事而不得不求才，因而“事”和“才”都不肯受清议的管束。但由于不立人品，应召而来者却很容易重一身一家之利更甚于重国家之事。因此，办事的过程常常要显出人心越过德性制约之后的各见“卑污”。在黄体芳的这一段议论之前和之后，张佩纶痛骂许钤身、盛昱訾议唐廷枢、王先谦弹劾盛宣怀，以及翁同龢因召对而切言“李凤苞、徐承祖皆不（可）恃”，[71]等等，都是一种品类里的人对另一种品类里的人表达出来的异视和鄙视。三十多年之间，洋务由异端而成为朝廷的要政，又由朝廷的要政而成为仕路里的捷径。其间利禄牵动人身，入洋务者既多，依附于洋务者更多。而后，因不立人品而“毫无天性”便随之铺展，在这个过程里由个人之质地染为一世之风气。中日战争之后，张佩纶对喜欢讲变法的李鸿章说：“各省未变法，北洋水陆各军何尝不参用西法？”而“临危无助”，相率溃散，毛病都出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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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变法尤在变人。若仍用时相私人以为才，仍取泰西唾余以为法，徒使千圣百王所留之礼义廉耻扫地无余，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国仍不保。[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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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他已退出官场而以“废锢”之身成为李家的女婿，但清流本色始终与洋务不同。因此中日一战之后，以事与人相权重，其深恶“小人之有才者”，持论仍与十多年前黄体芳之说一样；而以“礼义廉耻扫地无余”比当日之“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则当日的“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已变为他所面对的骎骎乎将起的一世颓波，其愤郁又尤过之。在这种地方，儒学的刚性总是同士大夫远望来日的深重忧患连在一起的。19世纪后期，借助于洋务牵动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才获得了发生和发展的起点。然而义利之辩与之相颉顽，不能容忍的是古所未有的实事实功与古所未有贪欲公行一路共生而相互夹杂。而后在儒学的德性意识和君子人格投射和映照之下，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历史便非常明白地显出了其本相中的污秽一面。污秽因道德批判而见，但时处变局无尽之中，事因时而起便是事与势相系，“解事人”和“办事人”虽大半被一时清议目为猥鄙，而作为一个群类，却不会轻易地被道德批判逼得退场。时人说盛宣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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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以覆师罢北洋。言官争弹（盛）宣怀，谓如严嵩之赵文华。朝旨令王文韶、张之洞按之。文韶已入其贿，而之洞不能赇，乃乞瞿廷韶解之曰：“苟宽宣怀，愿出资弥汉冶铁厂、纺纱织布局各亏耗。”之洞喜，遂复称其才大心细，堪备缓急，竟以一开缺道员擢四品京堂，令筹芦汉铁路。[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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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曾作清流而且一生与科目中人相亲近，他不是不知道“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74]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张之洞不会喜欢盛宣怀而以同道视之，但一涉办洋务而效西法，则又不得不借重本属另一个品类的盛宣怀。这个例子以一种既富代表性又富调侃性的方式说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因时势逼拶而倾斜失衡，又在倾斜失衡里漠漠然碾过清议的道德忧愤。实事实功一次一次地碾过义理和道德，两千年的清议和光绪朝的清流便不能不再而衰三而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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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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