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7832
1706707833
[58] 《李文忠公文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
1706707834
1706707835
[59] 《郭嵩焘诗文集》，第24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15页。
1706707836
1706707837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89页。
1706707838
1706707839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1页。
1706707840
1706707841
[62]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5491页。
1706707842
1706707843
[6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67页。
1706707844
1706707845
[64]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240页。
1706707846
1706707847
[65] 《清人说荟》，《张文襄幕府记闻》（上），第4页。
1706707848
1706707849
[66] 《吴汝纶尺牍》，第64页；《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三，第33页；《洋务运动》（三），第413页。
1706707850
1706707851
[6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1706707852
1706707853
[68]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详陈修建铁路本末》（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459、110页。
1706707854
1706707855
[69] 《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706707856
1706707857
[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18页。
1706707858
1706707859
[71] 《涧于集》卷二，《致李肃毅师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76页、38页；《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256页。
1706707860
1706707861
[72] 《涧于集》卷六，《致李肃毅师相》。
1706707862
1706707863
[73]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44页，中国书店1988年。
1706707864
1706707865
[74]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077页。
1706707866
1706707867
1706707868
1706707869
1706707871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中日战争：“大野招魂哭国殇”
1706707872
1706707874
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1706707875
1706707876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之后，由于日本逼入朝鲜，遂使中国不得不进入朝鲜。对于以“征韩”为指向的日本来说，中国便成了一种拦路的堵挡。
1706707877
1706707878
至九十年代初，刚刚做了首相的山县有朋已挟其念念不忘之心，既作《军事意见书》，再作《外交政略论》，在疆域所在的“主权线”之外，又为日本另立“利益线”名目，用以指称“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其要旨全在把朝鲜圈作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并申张“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1]因此，在他对议会所作的施政演讲里，这种与“国家独立之道”连为一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能够被引来当作理由，使政府调度国计无须傍顾地置兵事于至上，以成其“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占预算岁出额的大部分”[2]之计算。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当国的日本人立意“在大陆进行近代战争”，并为之征召兵员、扩充常备军、大幅度取法德国改革军制和建立生产武器的军事工业以来，[3]此日的《军事意见》、《外交政略论》以及国家预算以“陆海军”为重心而一头独大，都以其显然的亟迫，说明了日本的国策正在走向直接准备战争。因此三年之后天皇下诏，仍然循着山县有朋那一套道理在提撕军人，说是“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并由自身开始先立榜样，在国家度支之外再进一步，“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三十万日元”，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助海军之“造舰费”。这种节樽“内廷之费”和勒取官僚“薪俸”以移来营造兵船的做法，不能不算是一种异乎寻常尚兵尚武。而“造舰”的经费谋及“内廷”和“官僚”，又说明了其时国内作为财政来源的税收已经在异乎寻常的重征之中而已无更作开掘的余地了。由此所反照的，正是政府支配的人力和物力大半都在化作准备打仗的武力。同一个时间里，从原本的国家权力机构里又派生出“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的“军令部”，以及旨在“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敕立“战时大本营条例”，等等。[4]同正在移入陆军和海军的人力与物力相比，这些接二连三地新生出来的机构则都是用来组织和指挥人力物力以实施战争的东西，因此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东西被统称为“战争体制”。
1706707879
1706707880
日本倾力准备战争，依其从“征韩论”到“利益线”的理路，最初的目标和直接的目标都在朝鲜。但由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已经导致了日本之锲入朝鲜的屡被阻格，则在其规划中的战争里，中国便不能不成为预想中的敌国。光绪十五年（1889），朝鲜因饥荒而发“防谷令”，禁米粮出口。日本政府以日商由此遭受损失为缘由向朝鲜政府交涉赔偿，其间曾颇用恫吓。而后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说是“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镇压”，遂使伊藤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日算是庞然大物的北洋舰队。[5]虽说日本因之后退了一步，然而比照其以“日清战争”为目标的海军扩张随后之日急一日，[6]则显见得这类一时的忌惮最终会积为以武力与中国相竞逐的躁急和炽热。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朝鲜、和日本构成了一种历史因果。但在日本军方“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设想里，则其意中并不仅止这一种因果，在历史构成的因果之外，他们还在以自己的谋划另造因果。八十年代后期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曾作《清国征讨策案》规划对华战争，并描述战后东亚大陆的派分，其立旨皆非用常理可以作度量：
1706707881
[
上一页 ]
[ :1.70670783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