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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中日战争：“大野招魂哭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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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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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前期的“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之后，由于日本逼入朝鲜，遂使中国不得不进入朝鲜。对于以“征韩”为指向的日本来说，中国便成了一种拦路的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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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十年代初，刚刚做了首相的山县有朋已挟其念念不忘之心，既作《军事意见书》，再作《外交政略论》，在疆域所在的“主权线”之外，又为日本另立“利益线”名目，用以指称“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其要旨全在把朝鲜圈作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并申张“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1]因此，在他对议会所作的施政演讲里，这种与“国家独立之道”连为一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能够被引来当作理由，使政府调度国计无须傍顾地置兵事于至上，以成其“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占预算岁出额的大部分”[2]之计算。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当国的日本人立意“在大陆进行近代战争”，并为之征召兵员、扩充常备军、大幅度取法德国改革军制和建立生产武器的军事工业以来，[3]此日的《军事意见》、《外交政略论》以及国家预算以“陆海军”为重心而一头独大，都以其显然的亟迫，说明了日本的国策正在走向直接准备战争。因此三年之后天皇下诏，仍然循着山县有朋那一套道理在提撕军人，说是“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并由自身开始先立榜样，在国家度支之外再进一步，“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三十万日元”，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助海军之“造舰费”。这种节樽“内廷之费”和勒取官僚“薪俸”以移来营造兵船的做法，不能不算是一种异乎寻常尚兵尚武。而“造舰”的经费谋及“内廷”和“官僚”，又说明了其时国内作为财政来源的税收已经在异乎寻常的重征之中而已无更作开掘的余地了。由此所反照的，正是政府支配的人力和物力大半都在化作准备打仗的武力。同一个时间里，从原本的国家权力机构里又派生出“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的“军令部”，以及旨在“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敕立“战时大本营条例”，等等。[4]同正在移入陆军和海军的人力与物力相比，这些接二连三地新生出来的机构则都是用来组织和指挥人力物力以实施战争的东西，因此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东西被统称为“战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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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倾力准备战争，依其从“征韩论”到“利益线”的理路，最初的目标和直接的目标都在朝鲜。但由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已经导致了日本之锲入朝鲜的屡被阻格，则在其规划中的战争里，中国便不能不成为预想中的敌国。光绪十五年（1889），朝鲜因饥荒而发“防谷令”，禁米粮出口。日本政府以日商由此遭受损失为缘由向朝鲜政府交涉赔偿，其间曾颇用恫吓。而后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说是“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镇压”，遂使伊藤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日算是庞然大物的北洋舰队。[5]虽说日本因之后退了一步，然而比照其以“日清战争”为目标的海军扩张随后之日急一日，[6]则显见得这类一时的忌惮最终会积为以武力与中国相竞逐的躁急和炽热。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朝鲜、和日本构成了一种历史因果。但在日本军方“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设想里，则其意中并不仅止这一种因果，在历史构成的因果之外，他们还在以自己的谋划另造因果。八十年代后期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曾作《清国征讨策案》规划对华战争，并描述战后东亚大陆的派分，其立旨皆非用常理可以作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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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虽已困弊衰败，但仍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运命关系于清国之兴亡者甚多。若彼万一为他国所蚕食，本邦运命亦无可为计。毋宁在欧洲诸国侵入之先，确定统辖彼国之术略，始为上策。在达成战争目的缔结条约之场合，应将自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及第三项列记之地区划属本邦之版图。清朝可分得东三省及兴安岭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独立于满洲。而中国本部则迎立明朝末裔，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建立王国而归我之保护，以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可更立一王国而使属于我。西藏、青海、天山南路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可选立酋长或其人杰，使各长其部，而归我之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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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中所举应划入日本“版图”的“第三项列记之地”相对应的，是“盛京盖州以南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和“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7]在这个被称作“策案”的构想里，日本“征讨”中国、肢解中国和吞并中国不仅无须理由，而且无须藉口。比之由朝鲜而及中国，这种构想是起手便把中国当成了操刀而割的对象。其异乎寻常的强霸和横悖，既打破了东亚世界的传统秩序，也打破了西方世界的公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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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既打破东亚传统，又打破了西方公法的东西能够堂皇地产出于参谋本部，足以见日本军界在准备大陆战争的过程里，“清国征讨”及其旨义已常在人心并积之既久。因此，在小川又次之后数年，山县有朋又说：“东洋祸机之爆发，不出今后十年。”而中国中心地区皆将不免于瓜分。日本“应作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8]其着眼点和用心处也是先下手对中国操刀而割，显见得前后之间正是一脉相承。而同小川相比，彼时身为元老的山县无疑又更典型地代表了军界的风会所趋。小川作“策案”，曾列“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而作准备，乘时机之到来而加以攻击”为时间表。与之相比照而成为呼应的，是随后的九十年代初期，日本在三年时间里两次组织了由数万名兵员和数千匹军马为场面的大规模作战演习。其中的一次并有二十多艘军舰和运输船一同投入，而且立登陆作战为其中专门的要目。[9]这种大规模的演习处处以中国为设定的对手，而后，对于万千正在准备战争的士卒来说，战争便因之而变得非常具体。与大规模演习以其烟尘滚滚见其兵锋所向和处心积虑相比，同样显示了日本军方“征讨”中国之处心积虑的，还有参谋本部行之已久的派人进出“大陆各地去收集作战资料”。这一面虽然不起烟尘，却更多用心深鸷，从而更多步步急迫。迨明治二十六年（1893）遂更进一层，以至于当日以参谋本部次长主持陆军军务的川上操六竟亲身出行，用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国和朝鲜作周巡观察。[10]其一路行程录入日记，大半都是作战地形、中国军备，以及士兵训练情形和军器制造样式，等等。[11]他已经把朝鲜和中国当成了战场，所以目光所及，皆属能够用来部署战争的东西。这些事实昭示了日本军方日亟一日的一意用武和力谋用武，于是准备战争的过程便不能不成为走向战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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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界由准备战争而走向战争的过程相对映，九十年代的日本引人注目的是政潮起伏。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到明治二十七年（1894），议会与政府常积不相能而争持颉颃，遂致四年之间换了三个首相，同时又有三次政府解散议会。当伊藤博文接替辞职的松方正义作首相之日，曾在一封信里说心中之深忧曰：“以目前形势推论之，不出两三年，政权将崩溃而不可收拾，在小生看来，此已洞若观火。”[12]指的都是议会与政府的不肯合作，以及由此而来震荡朝野的政治危机。与此相近的时间里，一名有影响的众议院议员则以其言之侃侃而表达了一种攻伐政府的不止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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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我等自由党所属众议院议员乃依据宪法所赋予之权利，欲达到维新大改革之目的，并取得作为第二次维新之立宪政体之美好结果也，乃在预算方面展开革新弊政之战。第一次议会如此，第二次议会又如此，激起巨大抗议，发生解散议会之情况，转而成为追究干涉选举之决议案，松方内阁因此倒台，第四次议会召开，今又出现休会五天之大抗议。余历经引诱、解散、休会、离间、收买等危险陷阱，于今三年，从弊政之根本上，坚决进行大革新之至诚，始终如一，此余敢于断言者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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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日的议会一面，这些话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政府与议会之间的这种对抗，反照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矛盾的虬结，以及其时社会矛盾的虬结正演为政治秩序的摇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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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是当国的日本人因“彼等既扬言政府不容民意，议会对政府亦寸步不让”[14]而技穷，又因技穷于“国内形势日趋紧张”而有心别开生面，以期“作出某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用来“镇定喧嚣之人心”。[15]作为一种共有的见识，是同时的言论界也在着眼于此和着力于此。其间《时事新报》曾非常明白地进言“政府改变其方向，大力推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并断定“此乃目前最为妥当之政策”。“转而向外”能够被当成“最为妥当之政策”，本在于当日的日本已是“伪勤王、假爱国、保守、武断之精神弥漫全国”而甚嚣尘上，在议会同政府因“革新弊政”而相对抗而形成的政潮之外，又另成一种时潮，而其趋势则一路归向排外。[16]与之相匹配，彼时的党派议论中便往往有“把对内激愤之人心所向引之对外”，而致日本成为“亚洲革新的领导者”之说；有“使日韩两国合为一邦”之说；以及“吾指点将来，乃日本扩张之时代”，并预祝“扩张之冲突”成为“日胜清败之冲突史”等等向往搅动东亚和“兼六合而掩八紘”的鼓噪和鼓动。[17]这一类东西之“弥漫全国”，正写照了彼时日本社会的群体意识在盲目与迷狂中的异常亢张。而后是明治二十七年（1894）久居日本的朝鲜逃人金玉钧被暗杀，便很容易地引为事端而与亢张相感应，成了朝野注目而掀动一时的事。由于金玉均在“甲申事变”之日曾是和日本人合谋杀人放火的要角，又于事变失败之后“挟赀逃日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同道，而在朝鲜人眼中，他是逆贼。迨十年之后，金玉钧为朝鲜“义士”诱杀于上海，中国归其尸于朝鲜。随后，由于朝鲜以逆贼视之，所以“戮玉均尸，而以盐渍其首”用作示众；由于日本以同道视之，所以大哗而且大恚，“乃为玉均发丧假葬，执绋者数百人”。[18]由此形成对抗直接促成了“日朝如水火”。然而朝鲜一面以曝尸为了结，与之相比，日本一面则因之而群聚坌集，由福泽谕吉那样因鼓荡思想而成一时大佬的人物出头，聚众结为“金氏友人会”，又以这种有组织的方式借端引申而四播愤激，指“清帝国和朝鲜的举动是无视日本国威和国权的蛮横无礼的行动，于是维护国权的呼声急剧高涨”。其间曾有过玄洋社的头领力促政府开战；同时又有过参谋本部的主官以“只要一着火，灭火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要主动执行自己的任务”为“暗示”，敦促有志于此的玄洋社人物着手“放火”。[19]而正在寻找某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的政府官僚，则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可以取径于东亚以引导“喧嚣之人心”的路向。[20]于是，日本社会重重矛盾中原本虬结纷争的各方，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彼此之间的相互趋近。在日本军方多年准备战争之后，此日的趋近既以“国威”和“国权”既相呼唤又相呼应，则不能不成为簇拥战争和推动战争的力量。而后，发生在朝鲜的动乱遂被日本人引来直接当作了动武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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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1894）春，朝鲜因“赋重刑苛，民多怨”而有“东学党变起”于全罗道，之后“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枪炮子药均为所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为名，传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朝鲜大震”，并向中国乞师求援。[21]如同十多年前越南因内乱而向中国作吁求一样，朝鲜在其官兵一败再败之日乞请中国“酌遣数队，速来代剿”[22]，本是沿用宗藩关系里行之已久的“事大字小”之旧义和旧例在行事。但自“甲申事变”之后，日本已从中日《天津条约》里凿壁而入，获得了与中国相等同的“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23]之日的出兵权利，从而获得了一种制约朝鲜和牵制中国的权利。因此朝鲜的动乱和朝鲜向中国请兵虽与日本了不相涉，而日本政府甫得讯息即已决议出兵朝鲜。随后是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的旧义和旧例变成了牵连三国的缠绕和纠戾。日本急于派遣军队渡海，起议于中国出兵，“将使已经不平衡的日清两国在朝鲜的权力关系更为不平衡”。所以其内阁不俟朝鲜之请而出兵，自始便意在对付中国政府应朝鲜之请而出兵。其间主持军务的川上操六和主持外交的陆奥宗光尤其用心深险而且阴鸷悍犷，在内阁决议出兵的“当天夜里”，已迫不及待地合谋策划由此更进一步，要“利用出兵之机导致日清两国开战”。一则出自参预其事者的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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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氏与川上氏均立即同意出兵。而且，为了挽回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壬午兵变）、十七年（1884年甲申政变）的落后，此次务必取胜。牙山清兵估计五千人左右。由于彼方习于前几年之胜利，闻知我出兵，彼必迎击。彼时，若期必胜，我军需有六、七千。故先派一混成旅团已足。若彼在京城或京城附近一战而败，必将求和。我将轻易获胜而善后。他若不求和而再派兵，也将不敢以船只靠近仁川等地，必自满洲进军。如此则我再派一个师团，在平壤一带再予痛击，彼必求和矣。故决定，应先派遣一个旅团，并作好派出一个师团之准备。此时所交谈者，并非讨论如何以和平了事，而是应如何发动战争，如何获取胜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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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军务和主持外交都是能够影响全局和支配全局的权力，因此在军务和外交的导引下，“如何发动战争”便成了日本介入韩事的起点和指向。与之相契合的，是其出兵之前已按“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先设大本营。然则中国犹全无知觉，日本已进入了“战时”，是以当日本最初派出的海军和陆军次第到达朝鲜的时候，其实际拥有的八千余名兵员所面对的，仅是先入朝鲜而侷处于牙山的两千余名中国淮军。[25]而由此构成的比例，正是川上预设中所要的明显的优势和绝对的优势。日本不俟朝鲜之请而出兵，本以“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26]为名义。然而自中国军队驻泊牙山之后，“东学党人闻之，已弃全州道。朝兵收会城”，[27]又“分头捕剿”，并因其一路得手而视造反的东学党“孑孑余孽”为“指日可平”。[28]在这种攻守之势的此消彼长而一时倒转之后，是曾经震荡一时的动乱正在走向平息之中。有此倒转，对于应朝鲜之请出兵的中国以及用“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为名义出兵的日本来说，便是之前引为出兵的理由在此日的朝鲜都已不再存在。中国一方本以应来请而承当“助剿”为“上国保护属邦”之“老例”，也以“事竣华兵即回”为“老例”。[29]因此管韩事的李鸿章以“老例”为常理，令在韩淮军“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同时令长驻汉城而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委员”为职分的袁世凯“催日本同时撤兵”。[30]这些都是守条约的中国人在按条约办事。但日本出兵，其本意从一开始便不在东学党。所以即使朝鲜的乱事已了，日本政府仍断然拒绝其驻韩公使电请本国停止派遣后续部队之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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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韩公使电请停止派遣后续部队，是因为当日没有身预其间，一同谋划借端发难。因此其“电请”犹是循常理和常度在行事，也因此而其“电请”不能不被不循常理常度的日本当道所驳。外相陆奥宗光且更进一层，明白训令“即使外交上稍有纷议，亦须使大岛少将所率领的本队（即混成旅团）全部进驻汉城；并应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我方兵力弭平内乱，是为上策。”他后来说彼时朝鲜的内乱已趋平息而日本仍在引“弭平内乱”作借口的做法，是有意以“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来换取“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32]日本军队用这种非常强横的方式进入了朝鲜，然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由此而不能不面对的则是“如今既已派出大军”，若“毫无所获便撤回军队”，作为可以预计的回应和绕不过去的究诘，“国内论调必将掀起不平，炮制种种谴责”。[33]在议会和内阁纷争已久之日，这是一种难以抵挡的局面。但四顾彼时的朝鲜，见所见和闻所闻，具是“乱民业已平定，中国军队传说要回国”，就“军事上”的“先发制人”而言，“已无任何可资利用之借口”。[34]当日自称身处“骑虎之势”的日本政府在没有借口之后便别开路径另造一个借口，并以此知会中国驻日公使，说是“东学党乱既定，极应代整朝鲜内政。拟两国各简大臣前往朝鲜稽查各弊，同心整顿”。[35]日本预设了一条遍地荆棘的狭路，又力谋把中国拖入这条设定的狭路之中。其险谲之处在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国政府十之八九不能同意我国提案”。而他们要的正是“中国政府拒绝我国提案”，则“不问其理由如何，我政府皆不能漠视，并由此可以断定中日两国的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今日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36]其用来对付中国的纯是这种兼有阴谲气味和贼匪手段的东西，从而是常态世界匪夷所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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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意图在其知照的字面之外，然而中国人的答复只能就其知照作回应，申论“朝鲜之乱，今已平定，本国既无庸暴师于外，至内治作何整顿之处，应任朝鲜王自为之，即我中国亦不愿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此意不辩自明”。之后又举“光绪十一年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为依据，重申“彼此撤退戍兵”。[37]就法理人情而言，不能不算是义正而辞辩。但日本既已立意“不问其理由如何”，则义正辞辩皆视之蔑如也。所以其照会回复之日，已视同“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并因之而明示“我政府之不肯轻容撤兵之议”为针锋相对，有意用强硬“促其彻底决裂”。[38]而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决裂”，四天之后，“日本兵已劫朝鲜”。彼时在日本作领事的姚锡光后来作《东方兵事纪略》说始末曰：“其驻高（丽）使臣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自主，勿认为我国藩属”，并“要以五事”。稍后“朝鲜照会日使先撤兵徐议改政，日本不许，复责以谢绝为我藩属，并同力袭我牙山兵，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对”。越六日，日使即“率兵入，杀王宫卫兵，遂虏朝王，令大院君主国事”。经此一劫，“凡朝臣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无巨细皆入倭人筦钥”。[39]而后是相隔不过四天，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大院君已“对他的宗主国宣布战争，并邀请日本将中国军队逐出朝鲜”。[40]于是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因日本武力的介入而一时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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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应朝鲜之吁请出兵以来，主其事的李鸿章始终以守条约而循旧例为办事之定章，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日本则一开始便是一个以既不守东亚之礼义交往，也不守欧西之条约交往为自觉意识的对手。其用心全在翻天覆地搅动东亚而谋步步扩张。其长技便不能不是无端起衅和不止不息地起衅，如同市井的痞棍和无赖。由于期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先期入朝鲜的两千多名淮军留牙山，驻扎的是一个偏港。比之后到的日本派遣军甫一登陆便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的王城及其周边，显然是无端起衅的一方出手便扼制了朝鲜的君权，从而出手便控驭了全局的重心。彼时久驻朝鲜的袁世凯和带兵入朝鲜的叶志超因近观日人之汹汹然而先识利害，曾屡电李鸿章“请济师，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京，撄日人锋”。[41]其间李鸿章复叶志超的一道电文尤其言之明切，说是：“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42]在这段历史里，李鸿章的太信“万国公例”面对着日本人的践踏“万国公例”，从而是李鸿章的生怕打起来面对着日本人的生怕打不起来，而当前者对付不了后者之日，由于太信“万国公例”，便常常会指望借欧西列国的干涉和调停来维持公道。因此那个时候李鸿章的电稿中多见“俄使力劝日有实信否”？“法外部拟如何调停法，愿闻其详”，“英使调停，语似含混”，以及“昨奥使以私意来劝，谓中日失和，适资俄利”，“美代办前询应否电外部，鸿允行”[43]等等记录了种种询问、推度与往来的文字。但这些曾不同程度地涉入了中日之间的西方国家皆各有各的利益，从而皆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其干涉和调停因利益而起，也以利益而止，由此演为虎头蛇尾和游移两端，对一意起衅和扩张、并且目中全无“万国公例”的日本一方制约与掣肘都非常有限。其中英国的调停失败之后，日本特照会总署而视之为“第二次绝交书”，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和“非好事而何乎？”并以“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相胁迫。[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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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对峙之势已经形成之后，这个过程犹在着力于寻求战争之外的办法来了结中日之间的争端。守条约的李鸿章因太过相信中日之间的条约而辛苦周旋于这个过程之中，然而这个过程最终的没有结果和不了了之，又不能不使太过相信条约和“公例”的一方因先机尽失而成了没有准备的一方。迨日军入据皇宫而尽变朝鲜旧政，以其肆无忌惮的暴戾逼成“和议决裂”，则时至此日，条约和“公例”都一无可恃，李鸿章始“电牙令山速备战守”，并调兵赴援。而面对日人“浸淫酝酿以启戎心，祸患以来，非一日之积也”，这些反应显见得都已太过被动迟缓。[45]之后是中国人刚刚开始调兵赴援，日本人已经耐不得久等而大打出手。其间奉命渡海的两营淮军遂因此中途遭遇袭击，成了最先死事的中国军人。当时的记述说：“盖鸿章以议和不成，始租（高升）轮载北塘防兵渡援”，同时“令济远等兵船翼之进”。而“倭人间谍时在津”，已“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于是商轮和兵船便与急急赶来的日本舰队相逢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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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寅刻，济远、广丙（乙）自牙山出口，辰刻出仁川，驶抵丰岛西北，望见倭兵轮吉野、浪速、秋津州渡海来，互相轰击，历一时许，广乙已受重伤敧侧，弁兵死者三十余人，伤者四十余人，乃驶往东北逃避。济远甲坚，未受殊伤，而受弹已多，船之望台前炮台皆中炮，大副都司沈寿昌、二副守备柯建章、学生守备黄承勋、军功王锡三、管旗刘鹍死焉，弁兵死者数十人，乃驶向西北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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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往东北逃避”的广乙最后触礁而毁。“驶向西北逃避”的济远则被日人的“新式快船”吉野一路尾追。至“势将及，管带方伯谦乃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而“倭追如故”。当此危迫与耻辱交集，“有水手王姓者甚怒”，在另一个水手的帮助下，“乃将十五生特尾炮速发四出”，而三弹皆中敌船，致其“船头立时低俯”，旋退返。奔逃中的济远因之而得以驶回威海。当广乙东北逃、济远西北逃之际，中国的“操江运船并雇英国高升商轮适至”。与它们相迎的都是刚刚得胜的日本兵船。之后，“其秋津洲乃截获我操江”，并虏之而去；浪速则“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船，并以水雷沉之，我两营歼焉”。[46]当时同在船上后来泅水逃生的德国军官汉纳根（Hanneken，Constantin von）事后追叙其间的场面，尤其对中国军人身处日人炮口威逼之下的“甘死而不甘降”印象深刻并“心始敬之”。[47]在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里，“抵死拒”和“不甘降”都是舍生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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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一战变起猝然，为中国运兵的高升号虽是挂英国国旗的轮船，但英国政府却轻轻放过了击沉高升号的日本。在其时的东亚，无疑是一种怂恿。于是经多年准备战争之后，日本如愿地把中国拖入了战争。因此当日西国的舆论称作是“为避免本国的一次祸乱，它（日本）得意洋洋地举步前去招惹国外的一次大破坏”。而马士十多年之后论述这一段历史，则言之慨然地说：“中国的要求仅在于维持现状；可是为了维持现状，却事与愿违地被迫作战”。[48]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历过多次被迫的对外战争。相比较而言，这一场战争所面对的对手无疑更多黩武的意欲、谋算的阴邪和没有限度的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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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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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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