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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上书，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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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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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8、6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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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清实录》第五十六册，第59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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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120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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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09、2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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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624、1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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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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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二册，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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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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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李鸿章全集》第二十四册，电报四，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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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2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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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述商议和停战》（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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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1页；《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8—2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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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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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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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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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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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把“旅顺和大连湾”已经圈定为割取的地方，因此从花园口登陆的第二军自始即旨在用武力先占据这片地域，登陆之后，其前锋即直扑金州以窥旅顺。这些军人的身后，是当时的日本“全国上下无不认定他们必将取得惊人的功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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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与威海相望，因其地居“畿疆门户”而“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1880）起已“经营军港，建炮台”，并“置重兵守焉”。但平壤接战之日“朝廷忧诸将悬入无继”，遂移此援彼，命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休领所部“赴防九连城”。而用来为这一头填补空缺的，则是“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与昔日相比，显见得这种占了大半的新募之兵都已不能算是“重兵”了。当日日军下船登陆，军马大炮皆过浮桥上岸，前后“凡十二日”始了事，而“我海陆军无过问者”。及其前锋抵貔子窝以望金州，旅顺始闻警。“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速分兵往逆之，顾旅顺后路。时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2]这种在日军的进逼面前的“无过问者”和“莫之应”，既反映了众多统领应敌的麻木，也反映了众多统领性气的荏弱。其间大连湾守军有请往御敌者，主将赵怀益不许，说是“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然则麻木、荏弱之外，又见其以一隅为范围的各不相统和各不相顾。之后日军攻金州，徐邦道“会驻金州之练兵一营”以炮垒拒守“少却”之。[3]迨十月初九日“日军大集”，[4]守军“兵单不能支”，遂“死伤枕藉”而溃，“残卒走旅顺，金州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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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与大连湾密迩，而金州犹在战守之际，赵怀益已于“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比之金州的一战而溃，此间无异是未战先溃。因此后一日“倭兵分三路攻大连湾”，而守炮台的铭军诸营前一日“多逃亡”。随后的接战，便只能是“余兵遥放数排枪，怀益遽奔旅顺”。在当日中国的“海疆炮台”里，“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然而“经营布置，凡历六载”之后一朝不得不用，则由于人靠不住，遂使器也靠不住。这些原本用来阻敌的东西大半在日军面前都成了静物。而同一个地方，与“式最新，炮亦最利”相匹配的，还有大批的积存，“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自勇丁配执兵枪之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数千颗，而自沪局运至行营快炮封尚未启，华厂自制枪并德国枪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储所蓄甚厚”。以这种“严城巨防”作反衬，则一营一营的守军“两日间竟委去之”，不能不以其太过贪生怕死引发当时和后来的愤懑扼腕。之后，日军既占大连湾“海军码头”，这些积储的军资便得“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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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湾本为“旅顺口后路扃钥”，[5]因此大连湾失，旅顺口已经罩在日军的炮口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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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皇扰，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相顾无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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