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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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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二册，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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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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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李鸿章全集》第二十四册，电报四，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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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2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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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述商议和停战》（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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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1页；《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8—2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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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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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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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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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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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把“旅顺和大连湾”已经圈定为割取的地方，因此从花园口登陆的第二军自始即旨在用武力先占据这片地域，登陆之后，其前锋即直扑金州以窥旅顺。这些军人的身后，是当时的日本“全国上下无不认定他们必将取得惊人的功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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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与威海相望，因其地居“畿疆门户”而“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1880）起已“经营军港，建炮台”，并“置重兵守焉”。但平壤接战之日“朝廷忧诸将悬入无继”，遂移此援彼，命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休领所部“赴防九连城”。而用来为这一头填补空缺的，则是“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与昔日相比，显见得这种占了大半的新募之兵都已不能算是“重兵”了。当日日军下船登陆，军马大炮皆过浮桥上岸，前后“凡十二日”始了事，而“我海陆军无过问者”。及其前锋抵貔子窝以望金州，旅顺始闻警。“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速分兵往逆之，顾旅顺后路。时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2]这种在日军的进逼面前的“无过问者”和“莫之应”，既反映了众多统领应敌的麻木，也反映了众多统领性气的荏弱。其间大连湾守军有请往御敌者，主将赵怀益不许，说是“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然则麻木、荏弱之外，又见其以一隅为范围的各不相统和各不相顾。之后日军攻金州，徐邦道“会驻金州之练兵一营”以炮垒拒守“少却”之。[3]迨十月初九日“日军大集”，[4]守军“兵单不能支”，遂“死伤枕藉”而溃，“残卒走旅顺，金州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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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与大连湾密迩，而金州犹在战守之际，赵怀益已于“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比之金州的一战而溃，此间无异是未战先溃。因此后一日“倭兵分三路攻大连湾”，而守炮台的铭军诸营前一日“多逃亡”。随后的接战，便只能是“余兵遥放数排枪，怀益遽奔旅顺”。在当日中国的“海疆炮台”里，“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然而“经营布置，凡历六载”之后一朝不得不用，则由于人靠不住，遂使器也靠不住。这些原本用来阻敌的东西大半在日军面前都成了静物。而同一个地方，与“式最新，炮亦最利”相匹配的，还有大批的积存，“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自勇丁配执兵枪之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数千颗，而自沪局运至行营快炮封尚未启，华厂自制枪并德国枪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储所蓄甚厚”。以这种“严城巨防”作反衬，则一营一营的守军“两日间竟委去之”，不能不以其太过贪生怕死引发当时和后来的愤懑扼腕。之后，日军既占大连湾“海军码头”，这些积储的军资便得“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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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湾本为“旅顺口后路扃钥”，[5]因此大连湾失，旅顺口已经罩在日军的炮口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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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皇扰，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相顾无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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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日的等序里，“营务处道员”代表北洋大臣“尽护诸将，实即隐帅旅顺”。[7]因此龚照玙之先逃，已无异于自上而下地造成了法度和军律的崩溃。而由“不相辖”到“相顾无措”，则显示了诸将大半已俱在气短与意沮之中而不可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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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愤痛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大挫日军。及大队继至，邦道军饥疲无援，乃退兵。照玙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先后遁，其部卒肆掠，夺民船而渡。日本未至，而旅顺墟矣。徐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日舰已纵横海面，其陆军分踞炮台，守兵皆逃，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旅顺遂陷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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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是占领了旅顺的日军放手屠杀中国人。一则出自西人的记述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国）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另一则出自西人的记述说：经此血腥屠杀而最后剩留下来的，“全市中仅三十六人耳”。而这些人之能够得以不死，不过是杀人者要用他们来“埋葬其同胞之死尸”。作为大约的统计，无地可逃，因而无端死于“戕戮”的中国人，数目是在二万以上。[9]这种“非理杀伐”发生于战争止息之后，并且不间断地延续了四天。然则日军在旅顺不止是屠杀，而且是灭绝。身在其间的日本人，曾“自言此心按捺不住，遂至于此”，从而直白地表达了其集群而见的人性中的恶，因此“西报责之”，非常准确地“目为不知教化之生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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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第二军从金州一路打到旅顺的时候，其第一军同样在一面作战一面自东向西地节节深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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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壤一战之后，从朝鲜撤回来的军队和奉命赴援的军队会集于鸭绿江西岸，朝旨罢叶志超职，以宋庆总统诸军。而时论以为“宋庆武人，能战，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因此其时合“新旧约七十余营”为规模，虽不能不算“兵力甚厚”，然而“毕集”的“诸军”则仍在“散漫无纪”之中，并因“散漫无纪”而各自坐守待，“罔及时布置”。[11]至九月二十六日，“倭人枝队出东路鸭绿（江）上游”徒步而渡，守东路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奔宽甸”。[12]当夜中路日军测水造浮桥，次日列炮对岸“隔江击我”，护其军数千人渡江。防江岸的铭军不能御而先溃；守虎山的聂士成拒战移时，力不支，亦退而西走。虎山失，则无险塞可依，于是宋庆从九连城退据凤凰城。而日军既破九连城，复分兵“夹江下”，驻西路的丰伸阿、聂桂林仓促莫敌，领所部盛军“弃安东奔岫岩州”。数日之间一败再败，布列于鸭绿江边以堵截日军的防线遂一时全溃。之后，退据凤凰城的宋庆再退到大高岭；退据宽甸的依克唐阿再退到赛马集；退据岫岩州的丰伸阿、聂桂林再退到析木城。旋宋庆奉诏援旅顺，大高岭之防遂归聂士成接统。与之相对应，是“倭兵分为两大枝，一以凤凰城为老巢，日与我大高岭防兵崎岖角战，一谋从安东、岫岩西犯”。十一月十五日，其西向之兵扑析木城，丰伸阿、聂桂林败退，“夜奔海城”。越二日“倭人踵至海城”，刚刚到海城的丰伸阿和聂桂林又“甫交绥，复委海城而去”。随后日军占领海城，致“辽西大警，营口、牛庄皆戒严，而自榆关出锦州以赴奉天之路将随之断绝，警报日达枢府”。与西路的这种震荡相比，东面的聂士成一军和依克唐阿一军同凤凰城里的日军犹能迭相攻战并往往致胜。于是而有时人纪事中所说的“倭骇遁”、“倭不得逞”和“倭人前后受敌，几不支”。至十二月初，因辽西危棘，“诏依克唐阿援辽阳”。次年正月，因“畿疆危逼”，诏聂士成“入关卫畿辅”。[13]经此移动，“而凤凰城以北遂鲜战事矣”。[14]在依克唐阿和聂士成相继西调之前，占据了旅顺的日军已于十二月北向陷盖平，并因之得“与海城倭相倚”，使其第一军和第二军互为声援并兵势连接，“而辽东兵事愈来愈棘矣”。之后诸帅屡攻海城又屡败于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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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克唐阿、长顺屯海城北，宋庆屯营口东，几四万人，益以驻奉天之提督唐仁廉并奉天联军不下万六千人。我军凡五攻海城，一攻于宋庆，四攻于依克唐阿、长顺，皆不能拔。至乙未春，倭人驻海城者七旬有五日，皆作守局，盖以缀我兵力，待其第二群兵之至。方盖平之陷，其声援已壮，犄角已成，而仍迟回不遽进者，则谋分兵扰我山东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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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过程相关联的，是朝廷自淮军大败于平壤，转而“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1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吴大澂督湘军来援，则“环海城而军者”，已有两将军、一巡抚、一提督、一藩司，合而计之，“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比之此前，兵与弁益多，将与官亦益多。然而诸军犹未环攻海城，“盖平、海城、岫岩之倭”已“分道北犯”，而后攻守之势全变。二月初四日，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乃讬援辽东走，长顺随之”。二月初八日，日军败魏光焘于牛庄，“我军肝脑涂地，惨死万状”。迨“牛庄既失，吴大澂自田庄台夜奔石山站”，一路张皇无计。其时宋庆戍营口，方与日军争太平山，“而田庄台为营口后路，军资咸在”。因此吴大澂逃奔，宋庆惶迫，遂“夜挈全军回田庄台”，留蒋希夷守营口。二月十一日，日军攻营口，“希夷贪怯不任战”，弃而走，营口陷。后此两天，“海城、牛庄、营口诸倭皆会”，又联手攻田庄台，而“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已“尽为倭人攻具”。于是本属中国人的炮便成了被日本人转手用来打中国人的东西，“弹火雨下，死伤枕藉”；日军踏冰渡辽河，“我兵大溃西奔”，[17]从初四日至十三日，前后相隔不过九天，为守土而集结的诸军已次第兵败，并因兵败而丧师失地。而后辽河以东遂“尽为日有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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