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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596 他列举日本由“力行西法”而得的种种“致富之明效”和种种“致强之明效”，说的都是“明治维新”能够变日本之固有为日本之前所未有。借助于这种“反镜以观”，他把实例和说服力引到了帝王面前，然后言之切实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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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598 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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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00 胡燏棻曾是李鸿章的属吏，又在中日战争期间为湘军理粮台，且“夙以谈洋务著称”，比之清流中人不能算是同出一脉。但在甲午乙未之际，他又比多数清流中人更早，而且更清晰地表述了这种随后为清流所共奉的放手更张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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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02 作为一个从甲午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获得阅历的人，他此日论事尤其想要破“成例”和变“成法”，正说明移接彼邦之物的借法自强，三十年里常在仄径之中而脚下愈行愈狭，其间所累积的苦恼都来自西法为中国的“成法”所困。因此，他在甲午之后岌岌乎引日本为实例说变法，并一路引申一路阐扬，以其言之切入而影响一时，[98]又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甲午之前借法的过程里本自已经在催生和蓄积变法之想。后来清流论变法，也常用取譬日本为立脚点和说服力。是以黄遵宪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日本国志》此前“久束高阁”[99]，而乙未之后则在京师和南中的士大夫之间成为探究时务的要籍，其关注之所在，则都是与变法同义的“明治维新”。日本人证明了借法不敌变法，而后是“图存”的中国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趋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乙未之际，日本不仅在一场战争里打败了中国，而且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和社会走向。于是，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变法成了支配人心并主导时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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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04 与这种社会意识和群体归向的嬗递相对应，是变法所指，自始即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士习、缙绅、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文字，以及“上下壅阏”，“民气之不通”，“今之政府何以能力薄弱至此”等等中国人熟视已久而又习为惯常的物事和现象，[100]其功夫皆用于从熟识之中寻出不合理和从惯常之中寻出不可常，以期“舍旧而图新”。由此促生的审视、訾议和弃去，对象都是中国之固有，因此，审视、訾议和弃去又常常会追溯“二百余年来之历史”和“二千年来之学”、“二千年来之政”，[101]其中的怀抱激烈者，至有私议“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并因之而倡“尽烧宋人之书”[102]。显见得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舍旧而图新”一路推衍可以走得很远。而其间之要义，则全在因中西之分而有的新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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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06 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比照历史经验之外的西方世界而知前者罩不住后者，又在这个过程里历经屡起屡挫之痛，而后因中西之分而知古今之分。然则此日倡变法的因中西之分而有新旧之分，正是沿古今之分而来，且又更深入了一层。就其内涵而言，比之前者以古今之分移入了时代内容，后起的这种分了之后又分，则意义都在重估价值：由于西法代表了今，又代表了新，所以中国之固有遂不能不跌入既古且旧的一面。以此印证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的“陈词”里乐道中国人的“求新之意”，他所看到的显然也是在中国人的构想里，“新”之一字已逸出了文字本义，而在表达历史过程中超越了形而下的一种本质属性。而后，因中西之分而派生的新旧之分和古今之分，反过来又以价值为尺度，成了用来说明中西之分本质所在的东西，并因之而使中国的自我形象在甲午之后的国人心中开始破碎。一则出自清流的士议追溯道光以来中西交冲的种种情节，概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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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08 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步伍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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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10 其间罗举的“执政”、“将帅”和士农工商已在人口上统括了中国的全体，而与之对应的国政、兵政、学术、生业。则整体地统括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因此这六个“可耻”出自中国人的笔下，不仅是在自我贬抑，而且因其贬抑的彻底性而几几乎成了一种自轻自贱。相比于中西交冲以来长存于人心之中的“中华为自古闻名之邦，典章文物，久已冠绝环球”[104]的自尊和自信，则这个时候的中国之为中国已是头脚颠倒。而对于身入古今之比和新旧之比的那代人来说，这种颠倒的形象便是中国真实的形象。因此后来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甲午乙未之后游走江湖，一面发愿救世救时，一面又由湖北向上海询问：“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并自谓“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105]。其言之沉痛和言之极端所反照的，也是一个形象破碎的中国。而中国之形象破碎，同时是人心之凭藉破碎，所以那代人倡变法于古今中西之间，便多信“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106]。在这种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之想里，是中国犹未变，而士人之心灵和精神已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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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12 由此返视三十多年之前曾国藩奏议“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意中之所愿是“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07]左宗棠奏议“设局试造轮船”，其意中之所虑是“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08]？他们都是呼风唤雨为借法自强开先河的人，而其心中的“永远之利”显然全属中国之固有。因此，在他们那里，若以西法为新，固有为旧，则同时又是新者为器，旧者为道。这种以道器分中西，从而以体用分中西，决定了借法自强的本义和初旨都在取新卫旧。但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已经是既无分道器，也无分体用。当日之激切者至直白言之曰：士大夫“冥然无知，动即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109]是以立此为指归，则变法自强的着眼点和立脚点不能不移到除旧布新，同一个意思，彼时的士议称作“扫除更张”[110]而由这种“立国之道”引申推演，便很容易置中国之固有于“变亦变，不变亦变”[111]。其间陈三立“令子弟改业西学”，张元济“习英文”，汪大燮也“欲苦学西语”[112]，都以科第中人的由此入彼显示了中国之固有在人心中的摇晃和脱落。这些观念的起伏消长说明：以甲午乙未前后为起点，借法自强蓬蓬然转向变法自强，与之相伴随的是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而后观念引入世事和观念引入人际，起于认知的新旧之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演为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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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14 在这个过程里，因议战议和而汇拢于这个过程里的清流中人，一旦由攘夷群趋变法，其议论的重心便多见以“开新”、“维新”、“刻意求新”以及“振兴新学”和“尽弃旧学而学焉”等等广认同类；同时又用“旧党”、“锢蔽者”、“守旧之徒”、“守旧之病”以及“故见自封，若蛙在井”等等辨面目，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划为异类。[113]彼时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做章京，而信中评议人物，直谓“子培出译署后，其中多系非洲太古之人，无可与言者”[114]。他笔下的“非洲太古”都是极言其旧而蔑乎视之，以此为比照，则愈见得沈增植之能够亲近，是因为沈增植出自清流而识得开新。在那一代新人物里，张元济是一个性本温良的人，然而界分新旧之际，其心中的自负又已不自觉地化为傲兀。因此“非洲太古”和“守旧之徒”、“如鼃在井”一类新的修辞一时俱起而词锋锐利，都引人注目地说明：变法一方自始便在以文字显示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进取性和冲击性。比之上一代清流目为“以夷变夏”的李鸿章，他们用“开新”敌“守旧”的群起之而群鸣之所造成的震动显然更加剧烈，波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由此一脉相延而一路亢张，遂有谭嗣同日后所说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115]，其言之决绝悍猛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曾有。因此熟识人物掌故的瞿兑之后来追叙这一段史事，曾总论之曰：“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而“五四”运动后五年陈独秀概述“国民运动”，一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说是“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争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116]他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虽细节不甚准确，而言之更重始末曲折。两者各自用“始旧继新”和“思想互变”概括了一个曾经长久抵拒借法的士人群体因战争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面战争和直面危局的过程里骎骎乎演化为变法主体的事实。这个群体以自身的代谢映照了历史的代谢，其间的变迁之迹正非常明白地显现了晚清中国时势逼人的促迫峻急。而比之因议战议和而分类分群于一事一时，则以“开新”敌“守旧”，牵动的都是千年之虬结和千年之沉积，所以其分类分群造成的撕裂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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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16 亟亟乎汇集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人物群，又亟亟乎演变于甲午乙未之际。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完了从拒和到变法的漫长历程，因此，就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仓猝的历程，从而是一段没有前车之辙可循的历程。就一面而言，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便不能不与个体的各寻其是和各是其是相表里。就另一面而言，变法成为共趋之日，则共趋一定又会化作裹挟，使更多犹未深入时务的士人在“一唱百和”[117]的声光和喧豗里卷进来和跟着走，他们增添了变法的声势，同时也在为变法带来更多的复杂、纷杂和更多的没有同一种理路。两者都与清流影响和主导的这个过程相伴随，因此两者都决定了这个过程的一路前行，常常要与歧互和舛错相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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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18 乙未年秋季“京城士夫”立强学会，以李鸿藻门生张孝谦“主其事”，而“有正董之名”的沈曾植、丁立钧、陈炽，“有副董之名”的沈曾桐、文廷式则多出翁同龢门下。但历时未久，已见“张则垄断，口称筹款一切皆其力，以局为其局。丁因事有违言，函言当出局。张则谓我本未请其到我局，何出之有？继又与陈迕，而丁乃右张，为之调停，于是丁张合”。稍后又见“芸阁疏阔，叔衡阴深”，两不相悦而“丁日伺文短”。身在龃龉之间而为之深忧的汪大燮致书南省的汪康年列叙情状，然后说“若遇仲韬、节庵，诸可密告之，此间子培、叔桥极力和解也”[118]。丁、张、陈、文，以及“仲韬”、“节庵”、“子培”、“叔桥”，加上束手无策的汪大燮和汪康年，都是正在倡扬变法和托举变法，并因之而合流合群的一时名流，但“垄断”、“违言”和相“迕”相“伺”，又说明这种合流合群的汇聚里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后是没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强学会一变而为“聚辄议论纷纭”之所；再变而为“京都官书局”，最终是“明者”各自“引去”。[119]与初创之日以“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宗旨而召来“风雨杂沓，朝士鳞萃”[120]的蓬勃气象相比，则相隔不过三四个月，已具见其兴也骤，衰也骤。而兴之骤和衰之骤，都说明了转变中的清流群体仍然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群体。他们以各自议论为表达方式，也以各自议论为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其感染彼此的地方和动人之心的地方便始终都只能是在议论的共趋之中。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又常常是在以大而化之的议论趋大而化之的变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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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20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重镇在京师，士议之中心也在京师，而自京师里的人看京师，则多见“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恐必糟无疑”[121]。这些话用“佥同”一词写士人之“上上下下”，与之相对应的，无疑说的正是彼时之群趋和共趋。然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又说明，这种“佥同”以及由此显现的群趋和共趋其实常在悬浮之中。“皆不知世务”而又多“言变法”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但这种明显的矛盾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三十年借法自强之后转向变法自强，其动因和动力皆不出自内生而是起于外铄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特点。由于不自内生，所以变法自强虽以中国为对象，但说变法的议论则大半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处提取出来的，而是横着西洋东洋，同彼邦比较出来的，其间之尤著者，在世人眼里便成了“剿窃西学，但助谈锋”[122]；由于起于外铄，所以变法自强又不得不引“千钧一发，危如累碁”[123]的惊悚与惶遽为自己的内在意识和自觉意识。而由此发为变法议论，便常常会言随势走，使其意中的危迫脱辐于世人心中的“世务”。一则记载描写“维新”志士为众人“开讲”，说是“闻其言，至始自终无非谓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24]。显然是“开讲”说法虽言之灼灼，而手段大半都在以情绪鼓荡人心。然则以名实而论，前一面是悬浮，后一面也是悬浮。这种悬浮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矛盾之中，但这种悬浮与变法的共趋交缠于同一群人的笔下与心头，又会使甲午乙未之际群倡变法自强的过程里愿想多而理致少，附会多而真知少，意见多而思想少。比之理致、真知和思想，意见、附会和愿想都是片断的东西和易变的东西，并因之而是深度不足的东西和难以凝结的东西。而后是缺乏整体性和缺乏统一性便成了当时的惯态，并在因战争聚集的清流一路转向变法的过程里常常演为内里的抵牾扞格，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这个群体本身和这个过程本身。所以，继乙未年京师强学会尚未开局已起内讧之后，丙申年出刊的《时务报》在风行一年之后也从里面开始坼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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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22 梁启超后来概述维新变法的前史，曾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作“飓风”，比作“火山大喷火”、“大地震”[125]，以摹写其震动之猛烈。但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则这种震动大半都出自排拒。被归入旧党的人排拒之，被目为新党的人也排拒之。其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甲午之后五十年陈寅恪追叙家族旧史而事涉变法，特为言之切切地将其“先世”同托古改制那一路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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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24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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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26 被称作“义宁乔梓”的陈宝箴和陈三立甲午乙未之后以开新而为人望所归。但在他们心里，则始终相信“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来路和去踪都不能脱对比中西以及对比中西而“历验世务”。他们的世界在可以实证的形而下，因此他们始终不肯相信《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悬空独断作“穿凿附会”的那一套“偏宕之辞”[127]。虽说独断、“穿凿”和“偏宕”也在说变法，但与“历验世务”相比，其结撰都远在千年之前和九天之上，并因之而既太过先验，又太过奇异。所以陈寅恪举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说明“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128]。由于“二源”同在变法之中，因此有心变法的清流人物能够对力求上进的康有为施以推挽汲引。然而这个过程里康门自成一群，“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又在使《新学伪经考》的《孔子改制考》一变而为“康学”，再变而为“康教”，[129]他们以一往无前见其踔厉风发，而此“源”和彼“源”之间的各不相同也因之而在日渐显化里演为积不相能。随后是梁鼎芬、汪康年、沈增植、张元济、张謇、黄绍箕等等曾经与之同道的人都与“康学”和“康教”先后分路，而且愈行愈远。因此后来向“帝阍”走去的康有为虽然越来越深地锲入科道以鼓荡言路，但在他一路登高之际，身后的群体其实已经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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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28 而由“康学”和“康教”追索“今文公羊之学”，以比照翁同龢读《新学伪经考》之日目为“说经家一野狐”，而自谓“惊诧不已”[130]，则可以见这种“言变法者”的“不同之二源”里，同时又内含着儒学本身的学派之歧和学派之争。比之变法的动因和动力不自内生而起于外铄，由此形成的立异立同引学术与时务相纠结，显示的无疑已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矛盾了。然则由强学会的分和合到“不同之二源”的分和合，其一路通贯所留下的人物和史事，都说明这一场以清流为主体的议变法和谋变法从一开始便是带着重重裂罅而起，又带着重重裂罅而行的。它们与一代人的理想相交缠，也与各个个体的才识情性相交缠。而当议变法和谋变法深度影响了当日的中国政治之后，起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群体居承前接后之间，便既以他们的合群共趋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已定的起点；也以内在于他们合群共趋之中的裂罅和矛盾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成败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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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3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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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32 然而就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朝政和朝局而言，则事犹未止于此。在变法影响中国政治的同一段时间里，帝王之家事起于宫闱而伸入朝局，从而是帝王的家事也在深度影响中国的政治。两者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遂使身在群趋变法之中的士流不能不常常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两者都变得越来越盘错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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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34 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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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36 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而“甫邸都虞司，又传有起”，以至不得不“驰入”以赴，则说明了事起突然而且急迫。这次召见“前后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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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38 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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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40 “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而后是“诸多不法”的太监被“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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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42 时人之记述说：“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132]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妇，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怿”。[133]但甲午年西太后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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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644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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