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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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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同上书，第五册，第2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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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同上书，第五册，第2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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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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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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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同上书，第四册，第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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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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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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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史稿》，第四册，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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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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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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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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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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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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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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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同上书，第二册，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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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下编 旧道理与新思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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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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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康有为由痛论国会之“争乱逢杂”和“德行扫地”，而追悔“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引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稍后又总论其时的“大乱于国，小乱于乡”，自责“鄙人愚妄，实变法之前驱，实为罪魁宜讨者也”[1]。以此比十多年之前的七上皇帝书，可谓是非全变。同一年，严复在一封信里说“中国孔道如日经天”，而“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者，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2]。显见得时至此日，他曾经为人仰慕的东西都成了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了。此后九年，章太炎答柳诒徵驳其非议孔子的旧说，深自刻责“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竟“妄疑圣哲，乃至于斯”，而后以“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为心悦诚服，返观1906年他在东京讲诸子学之日侈口丑诋孔子之“佞”、孔子之“诈”和孔子之“权术”，不能不算是翻然大变[3]。以其一生论学之自负傲岸作对比，这些话表达的都是有触于心的沉痛。而梁启超1914年追述“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而“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自谓“吾常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至1922年，又深论民国立国十年以来“没有宪法的罪恶”，而自认是“罪恶”中的人之一，“彻底忏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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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由十九世纪末年的新党变为二十世纪初期的老新党。用钱基博的话来说，他们皆曾“提倡宗风”宏开“一代之新运”[5]，而二十年之间，又先后掉头而走，一个一个疾首蹙额，不肯再与“新运”相往还。所以周作人鼓荡新文化之日下笔论世，已总括地把“老新党”目为“反动”的一群[6]。然而这些人既曾由弃旧作新先造潮流，则他们后来群体性地回归旧途以寻找各自的安身立命之地，便以其太过显目而不能不成为一种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们在艰难时世中两度转身，而最后实现的却是自己克责自己和自己反对自己。比之各以守旧开新为一面之理而硁硁然引吭高鸣的人，这种由新党而老新党的心路所历，一定会更多矛盾，更多怀疑，更多杌陧，更多复杂，从而更多深度，而由此折射的时代内容跌宕起落，当然不是“反动”一词能够统括净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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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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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之后，新党之名由甲午战争催生，因变法维新而起。与之内相缠结的是“千秋家国泪”和“招魂哭国殇”[7]的创深痛巨。而创痛演变而为推论，则是日本效西法而强，因此日本的胜利便是西法的胜利。在这种演绎类比里，打败了中国的日本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实证，使那一代中国人无须说服地把西法当成了无远弗届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和共通的东西。而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在质地上无须论证的相同和等同。当日康有为上书皇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力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8]，正是以这种无须说服和无须论证的预设为前提的。而后是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洋务与维新之间因之而有了一种分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立泰西作标尺，而以中国为对象，则变法的过程不能不用泰西的模样与中国作比较，并按泰西的模样在中国找毛病。由此抉发的种种敝象，与嘉道以来经世之学和《经世文编》所列举而痛论之的旧病和时病常常相叠合。但“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所引入的是一种整体性和彻底性，其范围和程度又一定会远远超出往昔的经世之学，由“地利”、“工艺”、“学校”、“兵学”、“官制”、“法律”之弊而追究到众生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并申论中国因“右文”而“合四万万柔脆无骨之人而成一国民”；中国尚八股时文，而致通国“固无通常智慧之人”；中国惯“推诿卸责”，而致“疆臣归罪政府，政府亦归罪疆臣；州县归罪督抚，督抚亦归罪州县；士民归罪有司，有司亦归罪士民”；并从精神上痛责中国人之“无热力”，中国人之“无国家意识”，中国人之“意见歧而争，意见不歧而争”。其间又常有举“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为天经地义，以反照中国“一一严禁而紧缚之”[9]，引为唏嘘和愤懑。与之相类似而同样被用来作唏嘘和愤懑的还有平等、民权等等观念。而后是共认“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也”[10]。显见得用整体性和彻底性说变法而层层推演，则不能不既把西人之已有而中国所未有当成毛病，也把西人所未有而中国之已有当成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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