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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66、480—481、728、467、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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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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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清碑传合集》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3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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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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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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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同上书，第五册，第2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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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同上书，第五册，第2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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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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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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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同上书，第四册，第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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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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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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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史稿》，第四册，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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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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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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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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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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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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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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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同上书，第二册，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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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下编 旧道理与新思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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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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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康有为由痛论国会之“争乱逢杂”和“德行扫地”，而追悔“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引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稍后又总论其时的“大乱于国，小乱于乡”，自责“鄙人愚妄，实变法之前驱，实为罪魁宜讨者也”[1]。以此比十多年之前的七上皇帝书，可谓是非全变。同一年，严复在一封信里说“中国孔道如日经天”，而“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者，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2]。显见得时至此日，他曾经为人仰慕的东西都成了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了。此后九年，章太炎答柳诒徵驳其非议孔子的旧说，深自刻责“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竟“妄疑圣哲，乃至于斯”，而后以“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为心悦诚服，返观1906年他在东京讲诸子学之日侈口丑诋孔子之“佞”、孔子之“诈”和孔子之“权术”，不能不算是翻然大变[3]。以其一生论学之自负傲岸作对比，这些话表达的都是有触于心的沉痛。而梁启超1914年追述“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而“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自谓“吾常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至1922年，又深论民国立国十年以来“没有宪法的罪恶”，而自认是“罪恶”中的人之一，“彻底忏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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