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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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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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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史稿》，第四册，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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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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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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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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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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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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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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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同上书，第二册，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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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下编 旧道理与新思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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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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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康有为由痛论国会之“争乱逢杂”和“德行扫地”，而追悔“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引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稍后又总论其时的“大乱于国，小乱于乡”，自责“鄙人愚妄，实变法之前驱，实为罪魁宜讨者也”[1]。以此比十多年之前的七上皇帝书，可谓是非全变。同一年，严复在一封信里说“中国孔道如日经天”，而“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者，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2]。显见得时至此日，他曾经为人仰慕的东西都成了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了。此后九年，章太炎答柳诒徵驳其非议孔子的旧说，深自刻责“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竟“妄疑圣哲，乃至于斯”，而后以“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为心悦诚服，返观1906年他在东京讲诸子学之日侈口丑诋孔子之“佞”、孔子之“诈”和孔子之“权术”，不能不算是翻然大变[3]。以其一生论学之自负傲岸作对比，这些话表达的都是有触于心的沉痛。而梁启超1914年追述“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而“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自谓“吾常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至1922年，又深论民国立国十年以来“没有宪法的罪恶”，而自认是“罪恶”中的人之一，“彻底忏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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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由十九世纪末年的新党变为二十世纪初期的老新党。用钱基博的话来说，他们皆曾“提倡宗风”宏开“一代之新运”[5]，而二十年之间，又先后掉头而走，一个一个疾首蹙额，不肯再与“新运”相往还。所以周作人鼓荡新文化之日下笔论世，已总括地把“老新党”目为“反动”的一群[6]。然而这些人既曾由弃旧作新先造潮流，则他们后来群体性地回归旧途以寻找各自的安身立命之地，便以其太过显目而不能不成为一种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们在艰难时世中两度转身，而最后实现的却是自己克责自己和自己反对自己。比之各以守旧开新为一面之理而硁硁然引吭高鸣的人，这种由新党而老新党的心路所历，一定会更多矛盾，更多怀疑，更多杌陧，更多复杂，从而更多深度，而由此折射的时代内容跌宕起落，当然不是“反动”一词能够统括净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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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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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之后，新党之名由甲午战争催生，因变法维新而起。与之内相缠结的是“千秋家国泪”和“招魂哭国殇”[7]的创深痛巨。而创痛演变而为推论，则是日本效西法而强，因此日本的胜利便是西法的胜利。在这种演绎类比里，打败了中国的日本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实证，使那一代中国人无须说服地把西法当成了无远弗届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和共通的东西。而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在质地上无须论证的相同和等同。当日康有为上书皇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力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8]，正是以这种无须说服和无须论证的预设为前提的。而后是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洋务与维新之间因之而有了一种分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立泰西作标尺，而以中国为对象，则变法的过程不能不用泰西的模样与中国作比较，并按泰西的模样在中国找毛病。由此抉发的种种敝象，与嘉道以来经世之学和《经世文编》所列举而痛论之的旧病和时病常常相叠合。但“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所引入的是一种整体性和彻底性，其范围和程度又一定会远远超出往昔的经世之学，由“地利”、“工艺”、“学校”、“兵学”、“官制”、“法律”之弊而追究到众生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并申论中国因“右文”而“合四万万柔脆无骨之人而成一国民”；中国尚八股时文，而致通国“固无通常智慧之人”；中国惯“推诿卸责”，而致“疆臣归罪政府，政府亦归罪疆臣；州县归罪督抚，督抚亦归罪州县；士民归罪有司，有司亦归罪士民”；并从精神上痛责中国人之“无热力”，中国人之“无国家意识”，中国人之“意见歧而争，意见不歧而争”。其间又常有举“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为天经地义，以反照中国“一一严禁而紧缚之”[9]，引为唏嘘和愤懑。与之相类似而同样被用来作唏嘘和愤懑的还有平等、民权等等观念。而后是共认“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也”[10]。显见得用整体性和彻底性说变法而层层推演，则不能不既把西人之已有而中国所未有当成毛病，也把西人所未有而中国之已有当成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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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彼时先倡“全变”的那代人虽以“泰西富强之由”为当然法式，其中的大半却并不真知“泰西富强之由”。梁启超后来说“维新变法”之日，“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不识外国文字，“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11]。这“一班人”以“大声疾呼”为苍生指路，然而“不能告诉”而又“大声疾呼”，说明的正是“全变则强”自始即不能不与懵懂和盲目依傍羼杂。因此，就一面而论，由此引入的西学和西法常常会是脱空的；就另一面而论，用脱空的东西为中国诊病又常常会是失真的。脱空和失真都不能合于人情物理，但在西潮震荡之日，盛涨的感染力很容易淹没人情物理。二十世纪初年康有为曾以其冷眼旁观为革命风潮说因果曰：“天下智人少而愚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则众人和之，其智者则有为为之也，其众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从之，及众人既多，则以多自讴，以同自重，盖觉理之不可易，而气为之愈昌矣。”[12]其本意显然在非议革命之以多为胜本自群起一哄。然而移此通论戊戌之后的历史，则非常明白地可以看到，“滔滔从之”和“以多自讴，以同自重”本是内在于时潮起伏之中的一种一贯性。革命是时潮，变法也是时潮，以时序而论，变法起于革命之前，因此变法能够鼓荡一时而搅动天下，其“为之愈昌”的因果其实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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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由产生于纸面的议论衍生出多士群鸣的八方潮动，“有为之士”是感召和造就了“滔滔从之”的人。然而“滔滔从之”者一旦进入了这个过程，又会以其各自的怀抱、各自的眼界、各自的判断、各自的思想程度、各自的思维方式而各自演绎其意中的泰西富强之术，随后是远看西法西学的一片仰慕，便会直接化为各是其是和各好所好。而急急乎引此以论世事，则各是其是和各好所好都很容易变作世人眼中的“激于一己之意气，而发为偏宕之词，徇一时之感情，而故为恣睢之论，一受刺激，遂奋勇不能自持，血脉贲张，热狂逾度”[13]的从心所欲。这种由“词”和“论”作支撑并且以“词”和“论”为表述的“逾度”说明：西法西学因“众人和之”而得以四面播撒，同时是被播撒的这种西法西学又自始便与撒播者的“意气”、“感情”俱生俱长而成其互相交融和理一分殊。但就泰西富强之术自有体用来说，“意气”、“感情”其实工夫都在体用之外，因此，与西学西法之四面播撒而致“昔所视为夷狄者，今则帝天之矣”[14]的炎炎声势比，其时之不相对称和不能匹配的，是“滔滔从之”者大半并没有进入西学和深入西学。这些人与自己倾附的东西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深的隔膜，但这些人又在用他们的各自演绎汇为一时强音，并在群起的呼声和回声中以其“仅有风气而无学理”为“今之国家”带来了一个“风气用事时代”[15]。而后是各自的怀抱、各自的眼界、各自的判断、各自的思想程度、各自的思维方式很容易沿着懵懂和盲目演为后浪推倒前浪和后浪越过前浪。当时人说：“报纸新也，然如今日之申报，号称新党者，多骂为守旧矣。变法新也，然如今之康党，号为新党者，且訾为迂拙矣。”然后推论之曰：“彼在癸巳、甲午以前，彼在戊戌、己亥之际，亦极新者，亦骂人守旧者，亦訾人迂拙者；而君等今日乃反之以骂申报、訾康党，然则他日安知不又移之骂君等、訾君等乎。”[16]像这样在“骂”和“訾”中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是引来了这一段新陈代谢的“有为为之”者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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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戊戌变法已在远去中变成了往事。但由这段历史起源头的新学则不止不息地越过了“兼爱之说，一变而为保种”，“平等之说，一变而为强权”，“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以及民权论、国权论、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之层出不穷而且彼此扞格和卢梭、孟德斯鸠、边沁、斯宾塞、伯伦知理、拿破仑、华盛顿、马志尼在西潮中的接踵而来又此起彼落，而皆能兼收并蓄于同一段时间里和同一个群体中而无窒无碍，以成其万物皆备于我，蓬蓬然滋长于世路蜩螗之中，蔚为时趋所归。这一类出现于西学内里的彼此扞格和此起彼落，说明了西学自身的歧义、多义和西学自身的一时不同于一时。但新学虽由西学派生出来，而其“思以他人所以为治者，举而施之吾国”[17]的取向，则要义皆在跟着走。因此新学中人看西学，大半惯以浑沌为境界，而少有人肯去用心分辨其间的异同和细节。光绪末期，熟识世情和时务的于式枚曾概括而论新学中人的共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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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绪初年，故侍郎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美、法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庐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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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的主旨是感叹二十多年里的士议变和人心变。而其笔下描摹一世之时趋所归，则又以观察所得，非常明白地写照了新学中人用来“举而施之吾国”的西法和西学，大半都是一种没有具体性的东西，从而是一种只能远看不能近观的东西。当日同在新学一脉之中而自负高出一头者，曾以俯视之态总论其时所谓“新学”之“通人”曰：“亦不过剽窃东籍中一二空论，庞然自豪于众，若询其根底之学，则亦茫然未有以应也。”[19]自“通人”而下，则往往由推陈出新而流为“离奇古怪”。一则时论举实例评说“新党的新文章”，引为惊异和炫目的是一篇文章“劈头”而来的是“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家族不可不革命”和另一篇文章“劈头”而来的是“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江苏不可不革命”。与之类似的还有劈头而来的“怪！怪！怪！”以及一见再见于行文中的许多“！”[20]。虽然“茫然未有以应”和“离奇古怪”都不能算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说服力和思维力，但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名目，却常能“飚举雾集”，致“哄而应者千万人”[21]。显见得“仅有风气而无学理”之日，模糊的东西既因其模糊性而能用作自为引申，遂使模糊的东西又因其模糊性而成其吸引力。然而由此生成和与此相伴的，则不能不是借模糊性作引申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后是西学和西法便非常容易化为野狐禅。所以其间既有过“光学、电学、智也”，“热学、化学，仁也”，“重学、力学，勇也”那样的类比，也有过“西人治学，无往非天理，中人治学，无往非人欲”那样的独断[22]。与这种类比和独断同样不着边际的，又有“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23]，以及“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帜”[24]和“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25]那样出自臆想的信口开河。更出格一点的，还有力倡中西之间的“通教合种”，以成就一种族类上和文化上的一体无异，等等。与这些因自为释义而见的比附和引申相比，更为显目并更加触目的，是“摭拾一二新学名词”而称“识时俊杰”者“读边沁功利之书，他无所思，而惟知自乐其乐；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财；睹达尔文物竞之论，不以之结团体，而以之生内争；取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论，则相率逾闲荡检，而曰我天赋本权；睹加富尔、俾斯麦外交应敌之策，则相竞于机械诡诈，而曰我办事手段”等等以学理为依据的既贪且悖[26]）。末了这一段文字出自曾经为“新学”作前导的梁启超，而其中表达的排拒，则对象都是“新学”在当日中国的各色流派和各种路数。时当二十世纪初年，这类移西法入世间所造出来的社会相太过异色异样，显然不是多数中国人喜闻乐见和消受得了的。“有为为之”者用来醒世的泰西富强之术，在“滔滔从之”者的手中变成异色异样，遂使西学和新学都不可循名责实。梁启超说的是他们与中国人的常理不类，能识西国语言文字的严复则说他们与西方人的常理也不类：“十数载以还，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年少者乐其去束缚而得自主也，遂往往决荡藩篱，自放于一往而不可收拾之域”，随后是“但凡与古舛驰而自出己意者，皆号为西法。然考之事实，西之人固无此，特汝曹自为法耳”[27]。若把“去束缚而得自主”当作解放，则以当时记述中列举的“内争”、“逾闲荡检”、“机械诡诈”和“决荡藩篱”作对照，显然是先被解放出来的大半都属人性中的恶。这种不在西法本义之内的东西能够借西法之名行世的事屡见于此日，正说明“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同时是“西人之说”又在中国常常变样。因此由晚清而至民国初年，周作人统论西学东渐，已直白言之曰：“世上许多名词，一入中国，往往意义还未分明，便浑身染的（得）漆黑。”[28]而自由、平等、民权、人格、独立、社会、天职、牺牲、运动、革命、女权、破坏、尚武、利权、竞存、军国民等等，则都是在晚清与民国初年之间从西学引入或由西学衍化出来的。与之对应的观念，遂从一开始便不会不同纷杂和歧说共生于时潮涌动之中，一面为斯时斯世造磅礴，一面为斯时斯世造浑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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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载以还，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的过程是借助于中国人而实现的，营造了这个过程，同时也为这个过程所营造的，是当日被统称为“新党”或“新学家”的社会群类。但梁启超的排拒和严复的蔑视又说明，当新党自成社会群类之日，最先倡“西人之说”的一班人，已不肯把这些一路跟来的后起者当成自己的同类了。梁启超的排拒在于这些人异化了西学，严复的蔑视在于这些人臆造了西学。同他们相仿佛的，是章太炎深恶新党之“闭塞聪明，不详事状，而欲以意施行”，其宣述西法，“与言十六字心传无异”，而又“尽天下以诈相倾”[29]。康有为痛诋“一孔之儒，粗通新学者”，比为如医者之“只开一独步单方”，供人“朝饔夕飧”，而又喜以此“纷纷改作”，遇“稍有异己，即务以扫荡破坏为事”，然后用“贼之能事也”作为概括总体之辞[30]。其言之耿耿，则都是“新党”因悖晦而生的妄躁。在甲午乙未之后的“十数载以还”里，被目为“新党”的社会群类吹涨了澎湃的西潮，同时是“新党”自身也在西潮澎湃中既成了时趋之所归，也成了詈责之所归。这些人助成了这个过程，因依于这个过程，从而在世人面前代表了这个过程，所以，对于这些人的排拒、蔑视、深恶、痛诋，在实际上和本质上都不会不指向这个过程。然而就历史变迁里的因果而言，则“十数载以还”之一路走来，本是以戊戌年间的“大变则强”和除旧布新为起点和前锋的，而且由先后追溯始末，此日被排拒，被蔑视，被深恶和被痛诋的东西，大半都能在那里找到可以辨识的源头。其间所不同的，是“十数载以还”之一路走来，既已把原本内含于起点之中的种种趋向和偏向变成了直观而见的事实，也已把原来内含于起点之中的种种趋向和偏向推到了极端。而后，对于曾作前锋的人来说，直观可见的事实常常都生成于他们的预想之外，而推到了极端的东西则往往变成了他们不能认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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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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