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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81 作为中西交冲之下的思想现象，见之于严复一身的“科学”和占卜之两歧而两存，与孙宝瑄论史论世里的自我觕牴一样，都是心在“新理”和“旧理”之间的无法一贯。两种不能一贯的东西同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就其实质而言，已是精神世界的撕裂和支解。但当新理犹是一种供人论说的东西时，论说常常更像赏析和赏眺。时论里多见的“西之人力今以胜古”[88]，以及“西人力求理之明，故日进而智”[89]等等，皆属此类。析和眺是一种对象化，有此间隔，则撕裂所造成的痛楚便会被过滤而减杀掉不少。但严复力守“吾俗”以抵拒“西俗”的这一段情节，却使人能够切近地看到一种深度的撕裂和无法过滤的痛楚。嫁娶虽是一己之私事，然而沿其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而深及“吾俗”，则与“西俗”相对立的已是万千人共有的规范和守则，其间的内核便被称作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吾俗”中所积存的正是更多的历史文化和更深的历史文化，而“西俗”冲击中国人的价值，同时是在冲击万千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以二千多年的历史相比照，“吾俗”并不是一种始终不变的东西。但对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个体和群体而言，则与之系连的“吾俗”便既是熟见的，又是神圣的。因此严复的紧张、执着、急切和决绝虽与具体的情节连在一起，而写照的则是撕裂和痛楚之下由心追西法而回到传统的理路和心路。当他心追西法之日，其向往中的西法便是富强，然而西法由远而近，比富强更先来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入动荡不宁。这个过程“废旧籍，慕殊语”[90]，使托体于中国的人正在失掉“成其为我”[91]的东西，同时是西法所到的地方，又常常演为世人眼中的“罪恶随文明俱进”[92]。产出“背本之妄人”、“媚外之憸人”、“喜新之浅人”、“厌束缚而愿恣肆之野人”[93]。时论谓之“此真天下之大变也”[94]。这种精神世界里的碎裂和异化颠翻了每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秩序，比之以国家为本位的富强显然更切己和更迫促。之后是中西之间以富强相对比，遂一变而为中西之间以人伦相对比。而曾经心追西学西法的人物经此翻回，则往往不仅自觉而且自愿地折入了旧学旧法一面。康有为说：“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有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融之化之，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95]。这是一种向深处所发的追问和自深处所作的叙述，而曾经在他们心里居于重心和中心的西国之船炮与“万国之良法”，则在这种追问和叙述中不能不失其重心和中心，起而代之的，已是“中国存，则五千年之圣哲文物存，中国亡，则五千年之圣哲文物亡”的历史与文化[96]。这种“吾所固有”的东西，当日多名之曰“国粹”[97]。严复后期注目“人伦”，其心得和关怀也集注于“五千年之圣哲文物”，而尤重“民彝”的“不可动摇”[98]。因此民国初年废读经，他起而抗论，亟言“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在其意中，世变可以重造“治制”，而这些道理则关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其入人之心的深度皆远过于“治体”。是以“官家之事世殊”，若论人间之伦常，“固无所异”也[99]。这种守定“固无所异”而以不变应万变的立场，使他同康有为非常相近和越来越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100]。他为自己所做的自我归类，显然已切断了他与自己所造成的“思想界之丕变”[101]的关系。与此相伴随的，一定会是无穷的心底波澜。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曾举“彼族三百年之进化”总归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又引“科学文明，终效于人类如此”为感叹[102]，而深深怀念西学西法不到之日“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并以预期之心预言“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103]。这些都是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因此与康有为由除旧布新的一派意气激昂转向守护旧物的一派意气激昂相比，严复回归旧学旧法之日，其心境又不仅沉重，而且沉痛。迨康有为死，梁启超作《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言之百感交集：“呜呼，吾师视中国如命，而今也国则不纲；吾师以孔子之道为己任，而今也道则沦胥以亡。”[104]他所表达的师生之情显然是与身世家国之感连为一体的。在此之前，梁启超已目睹“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其间的一变再变和一挫再挫，已使“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皆成了“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之物。而四顾茫茫之际，他用来支撑自己并用来为国人起信的东西，全取之于“数千年神功圣德所积累”的“吾侪祖宗所贻留根器之深厚”和“吾侪所凭藉基础之雄伟”[105]。这种身在困顿之中而不能为困顿所磨灭的心中之所寄应当更真实，所以，以此反观其祭文中的百感交集，则他为老师叙心事的同时，大半也在为自己叙心事。然而同康有为和严复之及早脱出世务之外而旁观时局相比，梁启超则久在世务之中并因之而久在世局之中。所以他一面从“佛经和儒书中”讨取价值和意义，以努力作成其安顿身心而“不逐时流”的“人生观”；一面又须在世事的沉浮里感受“新潮”和回应“新潮”，并常常因之而卷入“时流”[106]。其间的极端便是因其回应和卷入，而致“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107]，而同一个时间里他下笔自述情怀，则多见“失败”、“忏悔”、“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108]。显然，比之他的老师，梁启超在转身回归的过程里，又经历过更多自造的折磨和外来的折磨。在这些人中间，被称作“革命之文雄”[109]的章太炎自始即力守“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10]，虽然一路既参预变法，又参预革命，并曾“多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111]。但其学术世界和精神世界则一直没有太过剧烈的新旧嬗蜕。因此，由清末而入民国，他在新潮面前甘做旧人，便无须经受太多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伤筋动骨，而已自能成其固执和倔强。同样倔强的还有“少小闹学”的章士钊。他因“闹学”而入时潮，并由此放手弄潮，“意气无前”，自谓“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迨中年之后，则翻然有“刺骨之悔”，又执“四千年来吾国君相师儒续续用力以恢宏之”的“礼教”以抗“时潮”，一时为众怒所归。而其笔底之锋刃凌厉，一样“意气无前”。他在这个过程里追究清末以来“吾国魁异奇杰者”之“快于心而便于口”的“鲁莽灭裂”，并把自己和“魁异奇杰者”相连同，举“稚晖、任公、独秀及不肖”，皆归为“试药医生，丧人之命至夥者也”[112]。则其力抗时潮的一派凌厉里无疑又有着深深的自咎。在二十多年的思想代谢和历史变迁里，这些人各自以心路的起伏与世路的起落相感应，由先得风气走到歧途而归。与他们相近似的，至少还有陈三立、王国维[113]，以及笔名“老圃”的杨荫杭等等。由此汇成的应是一种时潮所不能淹没的思想群类，从而是一种岁月迁流所不能淹没的思想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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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83 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深闭固拒于中西交冲之间的众多士人相比，生成于清末民初的这些人以其先“图新”而后守旧，并在尾随西法之后又排抵西法，表现出显然的不同。前者不会有精神世界的撕裂，后者却大半都是从精神世界的撕裂里走过来的。他们身处衰世，无时不在感受西方人用逼扼作示范而展陈出来的富强，因此西学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但西学入中国造成的“内变之烈，尤甚外患”[114]，又在以其一路摧锄把中国人熟识的东西一个一个变作破碎的东西。而由此促生的惊诧、彷徨、疑虑和恐惧，最终都使他们在阅历之后获得了一种“事变之来也，往往果者非其所期，而所期者不必果”[115]的迟来之知。他们有心召唤的东西一旦来到眼前，都成了不在预想之中的东西和难以接受的东西，以此为反照而瞻前顾后，则这些人直面自己心底的天平，又不能不意识到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有着自己割舍不掉的东西。而以割舍不掉的东西对比想要的东西，则“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以此相权衡，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116]。与之相应，则是对于富强的关注更多地移向了对于“治道”的关注。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因中西交冲所造成的政治危机而维新，又因中西交冲所造成的文化危机而守旧。虽说以新陈代谢为眼光，这种由维新到守旧的转向大悖于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但就因果而论，他们的维新守旧都由近代化的变迁而起，并始终与近代化的变迁相依存，若由这个意义作阐说，则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本身便是近代化历史过程里的一部分。西法西学所造成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撕裂，其实质所在，是想要的东西和割舍不了的东西之间撕裂，从而是富强和价值之间撕裂。与同时代人相比，他们是更早而且更深地感受到了撕裂之苦痛的一群，并在苦痛的牵挽之下回头转身而划出了一种人生的否定之否定，他们因之而成了西潮的回澜。其间的沉重、沉痛、忏悔、自咎和“低徊”、“愀然”都记录了撕裂的痛楚在这些人心底留下的痕迹，并使回澜和西潮一样，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历史里的真实内容。从维新到守旧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历程，因此在西潮澎湃之日，他们“好尽言而与众立异”[117]，评说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评说“代议然否”，评说科举制度与学堂，评说监察制度与中国政治，评说国权与民权，评说进步与进化等等，都曾表现出独特的深刻。然而回澜终究不是潮流，因此回澜终究不敌西潮。在八十年中西交冲的剧变和巨变之后，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已遭冲刷和冲击而脱榫破裂，并因之而日复一日又日甚一日地丧失了旧时模样。在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所到的地方，布新总是以除旧为前驱的，从而进步总是以摧折为前提的。然则直面西潮而选择守旧，其实是在八方震荡中抱残守缺，是在潮声动地里为覆舟招魂。一则记载说：“（章）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获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钊为文。而“一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迨新文学起，则“唾《甲寅》不屑道，而习为白话，倒戈以向，骂士钊反动，助胡适之张目焉”[118]。在多数人感觉不到精神世界撕裂的深深痛楚之日，时趋便是感召。而守旧既在被唾弃之列，则不能不成为少数人和孤独者。当日与之对应的名词，除了“反动”之外还有“落伍”[119]。然而五千年山河岁月与历史文化之所积，总会在人心中留下割舍不掉的东西，因此，在后来的中国，一面是新潮沤浪相逐，了无止境，一面是每一代知识分子里都会出现因撕裂而感受痛楚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又常常是做过潮头健儿的过来人。就心境而言，他们与守旧的前人会非常相近。虽说这些人很难影响历史变迁，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真实地描写了历史变迁中曾经有过的矛盾、复杂、曲折和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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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85 [1]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82、930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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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87 [2] 《严复集补编》，第30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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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89 [3] 《章太炎演讲集》，第39、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63页，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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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91 [4]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文集》三十三，第52页；《文集》三十八，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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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93 [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11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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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95 [6] 《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册，第39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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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97 [7] 《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79、55页，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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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099 [8]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49、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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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01 [9]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3、93页；《文集》五，第18—26页；《文集》三，第28页；《文集》二，第64、65页；《文集》五，第7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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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03 [10] 《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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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05 [11]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三十九，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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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07 [12]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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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09 [1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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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11 [14]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19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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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13 [15]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8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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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15 [1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851页。

1706709116

1706709117 [17]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212页。

1706709118

1706709119 [1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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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21 [1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15页。

1706709122

1706709123 [2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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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25 [2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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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127 [22]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113、112页。

1706709128

1706709129 [2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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