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9303 [110] 《章太炎的白话文》，第112页。

1706709304

1706709305 [111]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3页。

1706709306

1706709307 [112]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7、469、446、474、472页。

1706709308

1706709309 [113]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11页。

1706709310

1706709311 [114]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193页。

1706709312

1706709313 [115] 《严复集》第一册，第158页。

1706709314

1706709315 [116] 《严复集》第一册，第168页。

1706709316

1706709317 [117]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1页。

1706709318

1706709319 [118]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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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21 [119]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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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26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40]

1706709327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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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29 在史学分期里，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久以19世纪40年代为起点，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则由社会转型统括其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这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二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中耸起于19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19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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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3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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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33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1]。从道光到咸丰，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2]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集，既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递进，又使“自强”的涵义由真事伸到财力，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强”。当日的奏议称之为“言强必先富”[3]。就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而言，作为一种思想和旨义，“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二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4]。显见得那一代先倡“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不得已和不自愿。但“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其间既有时势造人，也有人造时势。然而中国人图“自强”和“富强”所内含的特定的和独有的时代内容，又会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的历史特点：就一面而言，由于中国人注目于西人的审量彼已是与民族战争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交集在一起时，因此中国人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沿此而入，则就另一面而言，由于西方人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船炮成为一种制宰。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最后，与这两面相表里，由于“师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虬结。然则自其初始，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便都是“富强”一词里所包摄的东西。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说，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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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35 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种新义。与之相比，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四面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此日的“危局”，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5]。以“四千余年”历史文化为“大梦”，正是反观自身的深度失望和满眼碎裂。比之此前三十多年的创巨痛深，其慑动人心的程度显然更加剧烈。而“天演进化”以“物竞天择”说世间之“公理”，则在“四千余年”旧有的理路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阐释中西交冲和兴衰起灭的别样理路。别样的理路同时又是别样的希望，之后是旧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理路遂后来居上，成了那个时候回声四应而虎啸龙吟的东西。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胡汉民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6]他推崇作《天演论》的严复，而目光之所注则全在“人心”因此变和“民气”因此变。对于刚刚被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带来“吾国之所创闻”，而尤能动人心魄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7]。在数千年前后相延的历史叙述里，中国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而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为万方之通则，则中国人的理想之世应当在将来。两者都不能满足于当下，而前者以过去来批判当下，后者以将来来批判当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对立。依其本义而言，过去和将来指称而区分之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但经“天演进化”之别为解说推衍，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已一变而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价值选择的不同。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争在一层一层的探求抉发中演化为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梁启超统括而言之曰：“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也。”[8]他的话代表了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中西交冲内里和背后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释，而取“开新”而舍“守旧”，又说明了六十年代由回应西人开始的那个历史过程，此日正在急遽地转向改变和重造中国自身。戊戌年间的维新和辛亥年间的革命都因此而起，并因此而激荡一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一代人“师夷智”以图富强之日，其意中所常怀的自觉而不自愿，在这一代人身上已演为“大变”、“全变”和“速变”的急岌和迫切；同时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国之器为止境，而这一代人的变法，则旨在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9]。然则和三十多年前的不自愿相比，“大变”、“全变”、“速变”之言之侃侃，显然已夹带着一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惊艳和企慕。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原本的“海国”和“岛夷”已一个个落脚于中国的周边，并不止不息地各思伸张。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康有为曾统括地称之为“强邻四逼”[10]。比之西潮初来之际的“海疆骚动”，这种“四逼”所写照的，应当是中西交冲已经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更加深重的患难。而“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已推演中西之争的要义而一归于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随之衍为推陈出新，重心皆已移入中国社会自身。因此从这个时候起，迫来的外患一重接着一重，而其一重一重的窒扼冲击，则常常会催化出以中国自身为对象的变法、变政、变制、变俗之想，促成世局迁移，而后是除旧布新的前后相接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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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37 中国人因中西交冲而有“富强”观念，也因中西交冲而有“进化”观念。而时论滔滔，以“人治日即乎新”为图存国存种之共信，又以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之“化同”为旧邦新造之共趋，则既是在用“富强”诠释“进化”，也是在用“进化”诠释“富强”。两者都是内在于这段历史变迁之中的东西，所以两者能够互相诠释，并因互相诠释而彼此支撑。变迁造就人间的掀动和世局的跌宕，与之相伴的常常是分解和断裂，而内在的东西则维持和体现了这种掀动、跌宕、分解、断裂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于是而有同属一个过程里的上下承接和先后因果。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之间，各立名目的思潮和政潮此长彼消于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中，使历史在这种前后代谢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则是贯穿于思潮和政潮消长之间并为其所共认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强”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有此连接于消长和起落之中，而后是一截一截的历史借助于这种观念上的共认和共有，才能够串结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和认识的整体历史。由于“富强”和“进化”内在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思想为一世造归趋和共趋，因此，在这个过程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新起的观念面对旧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改造观念和观念派生观念。梁启超曾举欧洲的国家主义为比，概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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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39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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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41 所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并“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11]。他追索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以国家主义传统的太过稀薄为大憾。然而“富强”之想既因列国的环伺匹比而起，则“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应当在国家与民族，从而“富强”之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因此，自中国人从观念上接受了富强，并在外力逼视下力图富强之日起，国家思想其实已在日积日重之中入人之心，并蘖生出种种与之枝干相连的大观念和小观念。这个过程使旧日的夷夏之辨在蜕变中一节一节升华为民族主义；使熟知已久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和天下观念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一步一步地为国家至上让出了空间；使原本散漫的个体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为文字所生成并由文字作鼓荡的国民意识所染化。而后是“与吾人夙不相习”的“国家主义”在节节茁生中化为一种富有感召力和神圣性的东西，在随后而来的20世纪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曲折里以此凝聚和支撑了中国人。钱穆后来说：“中国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能屹然存在，以徐待胜利之来临”，推论其间的因果，则不能不溯源于“近代新兴的国民教育”，尤其不能不归功其间的“国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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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43 尽管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意见纷歧，言论庞杂，新旧交冲，极为混乱；但对中小学教科书涉及近代国耻方面的意见与情感，则举国一致。此乃是一种民族意识与其发奋图强、同仇敌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难当头，便发挥出无上的力量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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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45 在“纷歧”、“庞杂”、“冲突”、“混乱”的各是其是里，“国耻”能够成为“举国一致”而共汇人心的“意见与情感”，正说明神圣性化为至上性和感召力成为内聚力。而“发奋图强”与“同仇敌忾”连为一体，则表达了“国耻”成为一种教育，其生生不息的本义所在和命意所在。19世纪的中国先后经历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其结果都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就空间言之，这些战争都以局部为范围；就时间言之，这些战争的攻守接仗都不能持续两年以上。由此显示的空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反照的都是当日中国社会动员力和维系力的有限性。因此，以19世纪对比20世纪，则自1937年开始的对日抗战，便不能不格外显目。作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场全面战争和长期战争，其一寸山河一寸血换来的“屹然存在，徐待胜利之来临”，以万众一心与连天烽火相对映，已实证地说明了历史中的变化，使人非常醒目地看到：与民族主义相表里的国家意识在累积中演化为守定的大义和匹夫有责，遂使曾经有限的动员力和维系力都成了钱穆所说的“无上力量”。这个过程震荡起伏，而观念的嬗蜕对于历史变迁的影响和牵结则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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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47 与“富强”相比，“进化”的本有之义曾在中国派生出更多于古无徵的观念和可供推演的观念。自严复引西人之说弘张“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以及“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并由此层层阐发，以通论“人类之力求进步”[13]，接受了这种“日进”和“时进之义”的中国人，便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可以别开生面地观照世相，并延展引申，用以自为比附解说的视野和视角。而后是“天演”之“公理”一路传播一路衍绎，派生出许多本义之外的新义。其间梁启超曾奉“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为旨趣[14]，以“人之老少”比“国之老少”，推而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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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49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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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351 之后罗列排比，以“忧虑”、“灰心”“怯弱”、“苟且”、“厌事”与“行乐”、“盛气”、“豪壮”、“冒险”、“喜事”相对举，滔滔然陈说“老年”与“少年”之互悖，并以前者“如夕照”，后者“如朝阳”[15]为归结。他歌颂“少年”，而立意则在借作比拟，于沿用“进化主义”的同时，又深翻一层，从中汲引出一种与“将来”相连属，并因之而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以及由此日指向“将来”，并因之而不止不息的“进取主义”。于是天演之进化既被认知而成的“公理”之后，则既被认知的“公理”便已转化为一种人所应为与人所自为的力量，和世所应然与世所必然的定则。与西人讲述进化的原义相比，这一类罗列排比与开掘深翻其实都属创说和别解。然而时当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交迫里入“变局”，又在内忧外患的绵延激荡里由“变局”而入“危局”，由“危局”而入“残局”之日，对于久处困厄力求一伸，如大夜之望黎明的中国人来说，则这种以“日新”为归旨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虽然推想多而论证少，却是能够描画天际曙色的东西，从而是能够唤出心底共鸣的东西。有此共鸣，则乐观与进取一旦产生于言论界，便很容易融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和持续变迁之中，并累积地成为这个过程里灼然可见的一种特点。所以梁启超立论之后二十五年，钱玄同曾追叙三十年以来的“明白人”和他们“分头努力”的结果，又由此引申，统论中国之“很有希望”，而后以“咱们大伙儿从这条光荣之道前进！前进！！前进！！！”为归总之辞和期望之辞[16]。其间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不仅昭然而且昂然。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要角之一，钱玄同意中的乐观和进取当然会更多一层得自于新文化运动的新意，但就思想论渊源，则显然是二十五之前与二十五年之后虽然以此起彼落见新陈代谢，而彼此之间却犹在一脉相承之中。乐观主义与进取主义皆因有“将来”作映衬和支托，始可得以各立意义，而将来之能够共为期望，全在天演进化既出，则知此日与知将来已成了一种前后相承了无间隔的事。19世纪中叶丁韪良译国际法为“万国公法”，他引为要义的“公法”一词本意在于贯连中国和泰西，着眼的重心是其空间上的笼罩力。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视天演进化为“公理”，则尤贵借西人“内籀”之所得，用为“据公理以断众事”，从而“设定数以逆未然”的“外籀”[17]。而“未然”之可以“逆知”，无异于遥远的将来已被公理移到眼前，并因之而成了一种能够目测的东西。其间之所重，显然是在时间上的笼罩力。之后，藉公理之设为“定数”，原本同在一派混沌莽苍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便有了一种各分阶段而前后沿接的有序嬗递。于此先得心悟的康有为曾先为发抒，引进化论入公羊学，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重释儒学原典里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以阐说历史演化中政治制度的古今之变和已然未然。在他以后，拥有更多新知的论者又有更富广度之说曰：“凡人类进步之次第，由射猎而游牧、而稼耕、而工商”[18]。这种“进步之次第”也在阐说历史演化中的古今之变和已然未然，而眼光则在社会经济一面。此外，还有引野蛮、半开化、文明为“定数”以串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更进一解。等等。形成于这个过程里的种种推衍各自立说“以逆未然”，同时又在使置身已然之中的众生引此观照当下，脱出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旧日朦胧。而后是作为观念的“公理”、“定数”以及与之相类的“运会”[19]化为一种前导与中介，最终促成中国人接受了历史规律的观念，并因此而获得了用历史规律解说已然和推导未然的本领。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20]，他用“潮流”一词对应世路变迁的走向有定和一往无前，以明示“浩浩荡荡”所到之处，造“昌”造“亡”皆不能为人力所左右。然则其意中之“潮流”，犹是沿“公理”和“定数”一脉延伸而来。但他以“顺”与“逆”相对举并引之以为醒世之谛理，则用心所及已全在于说明，人当已然未然之间，同时是人在潮流四围之中，而一旦选择世界潮流，便能代表世界潮流。以其一生之屡仆屡起而言，他显然具有这种自信。彼时“潮流”随“进化”而远播，因此年辈在孙中山之后的傅斯年也曾具有这种自信。1919年他为《新潮》作《发刊旨趣书》，笔下意态恢弘，皆期期然以导引中国入“世界潮流”和“世界思想潮流”[21]为理之应有和事之必然。他以此为《新潮》立“旨趣”，而表达的则是一种与孙中山非常相近的代表潮流的自觉意识。在后来的知识社会里，潮流一词与规律一词常常相伴而行，而其独有的磅礴则又更能力慑胜人。从严复、康有为以来，出现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这些人物以其各自的论说影响了一世之取向，又以其各自的论说留为近代中国思想历史上新旧嬗递的深度痕迹，宛然可见地写照了“天演进化”的层层推演和派生分蘖，给中国人所带来的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历史规律的观念和世界潮流的观念。这些古所未有的东西一经入人之耳和入人之心，便会内化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在后来的漫漫岁月里非常明显地改变与矫正中国人的认知路向和思维方式，从而最终使它们自身成了现代中国样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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