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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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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间，作为观念的“富强”和“进化”，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推论与悬想因中西交冲而起，又在中西交冲里既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判定和态度。中国人曾因面对历史经验之外的对手以及他们带来的莫测时势而“智勇俱困”[65]，而这些由“俱困”所催生的观念则在历史经验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回应时势的东西。因此，接受这些观念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观念引导下以变应变的过程虽然都发生在中国，而其起端和归趋却不能不以脱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指向，并且以越来越远离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定势。与之相应的，是百年之间中国得到了很多本来陌生的东西，也失掉了很多本来熟识的东西。而在器物、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一截一截地以新变旧和以今变古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普遍地知道，自上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沤浪相逐于中西交冲里的以变应变，其真实的时代内容全在于“一套社会组织变为另一套社会组织”[66]。比之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转型的这种自觉认识显然迟了很久。然而由此返看19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以变应变，则其间积之既久的事实又会使人更容易通观得失，以省视这个过程里曾经有过的倾斜和盲目，而反思和深思亦由此以出。其时《大公报》曾以《中国文明在哪里》为题，申论中国的“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划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而“于全中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况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是以当此百度变迁之日，这些在中国主导时务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而“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即在于此[67]。都市之成为重心，是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前此开新一方之节节“规摹仿效”东洋和西洋中形成的。但新起的都市与旧有的多数人口截为两段，又已直接成为“中国改革”，从而直接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从这种内在的抵牾里指抉出不为“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无疑是在把久被湮没的民本之义和民生之义重新引入这个过程之内。相比于之前胡适用未能“一心一意接受现代文明”来批判中国“领袖们”的那些话，则虽然同属批判，而《大公报》的这些文字显然更具体而且更有深度。至四十年代，梁漱溟追说“过去六七十年，我们已不断采取西洋之长”，而多“惨重”之“失败”，以至“每次总收不到预期的正面效果”。然后归“其故”为“一面是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统”的西学不够，“一面则是更不明白自己”的中学尤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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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与如何把握自己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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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复一年地脱出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后，他所说的“不明白自己”是在告诉世人：脱出历史经验的过程，同时也在淡褪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而褪落了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的追蹑“现代文明”，其一变再变的“莫得其宜”又同样会直接地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在相近的时间里，潘光旦以“维新以还”的史事为实例，指“不负责任的革新理论往往以为社会改造是全盘的，旧的非通体推翻不去，新的非完全创造不来”为大错；又以“社会”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为实例，指国人“多年来所注意到的只是一般社会，甚至于即以西洋的社会当作一般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社会”[68]为大错。合两者而论之，则其要义全在指述中国与西洋之各有殊相而并非同质。由于并非同质，则共相不能自立和自存于殊相之外，因此抽尽历史文化的普世信仰其实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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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刊文字和学人论述丛起于此日，说明了百年之间中国人沿富强、进化而力致现代文明的多窒多难。他们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因此，他们又深知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种种难题。于是，他们之后的中国人便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要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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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92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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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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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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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第179、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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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4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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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46页，三联书店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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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严复集》第五册，第1317、1324、1329页，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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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126页，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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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2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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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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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专集》五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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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文化论丛》（九），第136页，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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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严复集》第五册，第1392、1241、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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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四十，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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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五，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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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第2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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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严复集》第五册，第1320页。“内籀”、“外籀”皆严复所立名词，大致分别对应于“归纳”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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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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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严复集》第五册，第1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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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孙中山选集》上册，手迹之五，人民出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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