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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61 以其时的政象而论，民国初年犹在大“独裁政治”和小“独裁政治”之下，但共和之名既立，则两千年来曾经以“格君心之非”来规范君权的人物、制度和“圣人之权”俱已日去日远。而后是民初的“独裁政治”便成了一种不受规范的独裁政治。所以民国成立十三年之后，章太炎曾主张“若夫监督政府，则当规复给事中，监督官吏，则当规复监察御史”。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里，给事中和御史同属为朝廷和人君纠错的言官，其来路和职守俱以“夹辅补助，重规迭矩”为源头。然则他深恶彼时强人之恣睢而发为议论，但以“规复”旧日言路和言官为重立制约的路径，其构想所表达的大半又都是对于历史的追怀。而远去的历史之能够被追怀，亦已见其中自有耐得住深思久想的人情物理。因此同一年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盛赞“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就是遇到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明白地称之为“一种很好的制度”。并以此为渊源，在西人以三权相分相维立宪政的成说之外，又引“弹劾权”为中国之必须和应有[84]。与章太炎相比，俱见当日的一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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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63 由“正君”更人一层，遂及《礼记》所说的：“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85]前者指的是禅让以转移君权，后者指的是革命以转移君权。而皆归之于“时也”，则明示两者各属势有必至而理所当然，因此两者都足以为后世之典范。比之以臣事君的“勿欺也，而犯之”，这种立尧舜禹汤为榜样，以说明君权之可以转移和应当转移的概括之论，显然是由君臣关系之内走到了君臣关系之外。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而“大人世及以为礼”[86]。前一面说的是古，后一面说的是今，两者相比，显然是今不如古。因此在儒学的理想中，“天下为公”便是君权不相“世及”的禅让。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响，后来首创共和的孙中山常喜捉笔题词，其翰墨中遂独多“天下为公”。就命意而论，盖大半取义于此，以比附民国元首的不可“世及”。与孙中山的借用相比，儒学中的这一面在战国和秦汉之间的思想历史里则曾是一种久被认真思索的东西和各自引申阐发的东西。汉儒尤其用心于此，并往往持此以论世论政。其间之富有代表性者，是“董仲舒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宜为天下求贤人，传以帝位”[87]。之后，又有眭弘劝汉昭帝禅位和盖宽饶劝汉宣帝禅位[88]。虽说这两个人最终皆因言获罪，但臣下直面君主而口舌滔滔地以禅让为道理，亦已见这种道理在当日之深入人心。所以王莽移前汉之祚和曹丕移后汉之祚，曾先后同辙地藉禅让以为外观。但他们既做得太假，又做得太悖，而后是名实不符演为名实相混淆，遂使汉代以后，禅让之说日趋淡褪而归于沉寂。然而以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为通则，显见得君权会转移本自于天命会转移。在儒学的观念里，天道之化为人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实现的。因此由“尧授舜，舜授禹”立为榜样的禅让不能行世，则处“大道既隐”之日，被称作“汤武革命”的“汤放桀，武王伐纣”便成了天命转移和君权转移的范式。在这个范式的背后和深处，是出自儒学源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89]。其要义既在于用民命诠释天命，也在于以民命为君主立天职，儒学中的民本和儒学中的“革命”因之而内在地联结到了一起。是以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追溯中国政治思想史，曾于此一段深作阐述，说是“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而‘改厥元子’也。此种理想，《尚书》‘汤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此后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90]。他用两千年后的词汇解说两千年前的观念，固不能铢两悉称丝丝入扣，但以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八世孙孔鲋在秦末自愿跟从造反，“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91]的史事相比照，则作为一种观念，“汤武革命”之影响“孔孟之徒”的程度已可实证而见。孔鲋因跟从造反致死，而身死于造反之中的孔鲋同时又为天下的读书人开启了一种取向与走向。因此，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与旧朝崩塌的过程相伴随，便常会有成群读孔孟之书的士人以“武王伐纣”为榜样，站到“伐”的一面来共造新朝。而后是刘邦周围有读书人，李世民周围有读书人，朱元璋周围有读书人，李自成周围也有读书人。《明史》说杞县举人李信投李自成，之后着力进言“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僇为减。又散所掠财物以振饥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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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65 《明季北略》说李自成登基之后下诏，由“上帝监观，实惟求莫，下民往归，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93]起讲，以陈述前朝的天命已去和自己的天命所归。就其起家驿卒的识字程度而言，诏书里的话头接源《尚书》而言之厘然，显然是大半皆出自附从的士人。这两则记叙都写照了儒学作育的读书人直接影响和助成了君权转移的事实，前一则说的是读书人提供了方略，后一则说的是读书人提供了理路。《周易》曾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总沦“汤武革命”[94]。董仲舒引申而言之曰：“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95]然则两千年里佐君权以治天下的士大夫，又在辅佐君权之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汤武革命”一路，他们的行事既显示了“臣事君以忠”，也显示了君臣关系在“天”和“人”面前的有限性。但他们带入君权转移过程之中的方略和理路则又说明，贯穿于两者之间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一种由儒学灌入人心而使天下能够安定的东西。旧朝之崩塌，是旧朝已经丧失了这种东西；新朝之继起，是新朝能再造这种东西。因此儒学说革命和儒生入革命，本义都是在君权已经不能维持人间应有的秩序之后，不得不为人间重立一个能够维持应有秩序的君权。以此观照，则比之旧朝和新朝一个一个在起落代谢中来来去去的君主和君权，作为群体的士大夫前后延续而长存于旧朝和新朝之间，始终更富深度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稳定。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由此形成的两者之交互印证和交互影响，都决定了秦汉之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里不会有万世一系的观念。与二十世纪初年柳亚子所说的“东邻三岛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之故，立宪之易为天下最，此其明效大验者”[96]相对比，尤能见其本源的不同和因果的不同。而这种以交互印证和交互影响一遍一遍地在历史中演示“顺乎天和应乎人”的过程，又会于掀动天下的同时将儒学的道理层层远播到士人群体以外的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并在那里沉积下来。而后，出自儒学元典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97]和“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类成说，又会在民间和底层派生出种种庶民的天道观念、天命观念和革命观念。有此积淀派生而时逢世路颠簸愁苦，则积淀派生皆会喷薄而出，发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发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发为“王者大均之义”；发为“天补平均”；发为“当有圣人出为民主”，等等[98]。其间的理路，显然都在以天道安排人间，以天命弘扬革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99]的“替天行道”和屡仆屡起于草泽山林之间的“替天行道”。两千年熟见熟闻之后，遂使后人读史感受最深的便是“中国人不论为官兵草寇，皆好标榜‘替天行道’四字”[100]。官兵草寇虽名目各异，以其同属社会底层并在乱世里常常互相转换而论，相去实不过一间而已。因此，官兵草寇之“皆好标榜”，正写照了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共有之而共信之的普遍意识。作为一个命题，“替天行道”是对天命无常和“改厥元子”[101]的推导演绎，由此获得的是儒学的一种简化和俗化。但梁启超所说的“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的那一层意思，则千年之间大半都是以“替天行道”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替天行道”的方式存在和流传于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以历史旧义为本义的革命传统。由于这种传统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二十世纪初年《民报》倡革命，其间的持论，便要常常从这种传统开始而藉之为助，用“历史所示，昭昭然矣”，以阐发“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102]。引此“昭昭然矣”作反衬，则旧时的革命为天下之通则，正在到来的革命也为天下之通则：“夫今日之中国，其弊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而重构，轮换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103]虽说20世纪的时论同时也在频频移来“民权”、“人权”、“自由”、“专制”一类古所未有的西洋学理和东洋学理广作诠释[104]，使革命一词在历史旧义之外别开生面，又更多了一重以彼邦之学理为源头的新义，然而为众生说法而能够动人之情而入人之心，则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旧义仍然是阐扬革命和支撑革命的东西。因此其时革命论者与“非革命论”断断相争，而引为颠扑不破的犹是人所熟知的事和人所熟知的理。汪兆铭驳梁启超，一则说“中国自尧舜以来，已知国以民为本，三代之书莫不勗王者以敬天，而又以为天意在于安民，王者当体天之意以安其民者，不然，则降之大罚”；再则说“吾国之历史，易姓改号，复辙相寻”；于是而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盖“古以中国为天下，所谓亡天下，即亡中国之谓，而所谓亡国，即易朝之谓耳”[105]。戴季陶呼唤革命，一则说“揭竿之陈涉不起，横秦之暴政不灭。神州健儿昔何勇越今何愚”；再则说“苍天死，黄天立，白帝死，赤帝立。此皆穷之故也，此皆穷而变者也。吾民乎，曷祝也”[106]。前者重在借用儒学中民为邦本的义理以陈说20世纪的革命；后者重在借用“替天行道”的传统以陈说20世纪的革命，申论的都是古今之间的相承和相接。同属一个理路的，又有宋教仁指当日“草泽社会中，求刘、项、朱、洪不能也，即求胜、广、闯、献亦不可得”[107]的感慨系之。他从事革命多年而耐不得革命之久候不至，心中的焦灼发为愤懑，而落脚处则仍然是在用历史比照当下和用历史召唤当下。比宋教仁更言之侃侃的，还有章太炎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他把“现在”和“以前”分开来，已说明了世间的人事有代谢，然而相比于“强盗结义”，其意中的“秀才造反”虽然后起，却并不能算是一种进化，是以继之又引“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作褒贬，抉示的都是“造反”的“秀才”容易显露其“志气的下劣和自信力的薄弱”[108]。以时序而论，“强盗结义”源出老传统，而由知识人作主体的“秀才造反”本属新面目，但章太炎之以此比彼和扬此抑彼，显然是在勉勖新面目向老传统作见贤思齐。因此，他虽从“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分开来起讲，而归旨则在于把“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连起来，使“强盗结义”的那一脉精神渊源，在“秀才造反”中不断不绝地延续下去。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这些人都属用文字作鼓吹以倾力造革命的代表。然而在他们笔下召之即来而言之娴熟的，常常还是以“汤武革命”为起点的道理和由“汤武革命”派生的情理。而后是儒学中内含的革命意识，以及张扬这种革命意识的“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便作为一种深沉的历史影响而自始即进了20世纪初年的革命过程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吕思勉后来释读《孟子》，尤于其答万章问一节所阐述的“天之于下民亦厚矣”思之深长而击节叹赏，并一路牵到20世纪初年的时事和历史之中，以“当时虽莫能行，而国为民有之义，深入人心，卒成二千年后去客帝如振箨之局”为辛亥年的君权倒塌说因果。然后概括而论之曰：“儒者之绩亦伟矣。”[109]他站在革命一边，但他对儒学表达的这种敬意则显然出自治史所得。作为对比，另一个历史学家尚秉和作《辛壬春秋》记录同一个过程，则以“禅位”来指称清帝逊位[110]。他借用的是儒学阐发君权转移的另一重样式。于是久已绝响于千年历史之中的禅让之说，便在1911年与1912年之交的中国留下了一种最后的回声。虽说这一面在后来很少被人顾及，而革命和禅让共见于这一场鼎革的历史叙述之中，则反照了这一场鼎革的各种解读，以及各种解读都在以儒学为自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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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67 [1] 《韩昌黎集校注》，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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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69 [2]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第60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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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71 [3] 《四书集注》，第82、138、140、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论语外编》，第78页，济南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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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73 [4] 《四书集注》，第80页。

1706709574

1706709575 [5] 《四书集注》，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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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77 [6]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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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79 [7] 同上书，第44页。

1706709580

1706709581 [8] 同上书，第45页。

1706709582

1706709583 [9]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50页。

1706709584

1706709585 [10] 同上书，第50页。

1706709586

1706709587 [11]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51页。

1706709588

1706709589 [12]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42页，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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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91 [13] 《中国文化史》，第1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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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593 [14]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8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06709594

1706709595 [15] 《十三经注疏》上册，194、208、223、232、236、213、181、199、190、213页。

1706709596

1706709597 [16] 同上书，第598页。

1706709598

1706709599 [1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07、222、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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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9601 [18] 同上书，第200页。

1706709602

1706709603 [19]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84页。

1706709604

1706709605 [20]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462页。

1706709606

1706709607 [21]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82页。

1706709608

1706709609 [22]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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