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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国史旧闻》三，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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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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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转引自《中国民本思想史》，第10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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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594页，三联书店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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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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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转引自《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第98、162、358、325、100页，三联书店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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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贾谊集》，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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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中国民本思想史》，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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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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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卷上册，第38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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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同上书，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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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卷上册，第38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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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同上书，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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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戴季陶集》，第205、30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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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宋教仁集》上，第298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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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章太炎的白话文》，第119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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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吕思勉读史札记》，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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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辛壬春秋》（上），民国十三年刻本，第二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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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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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封建变为郡县，则帝王治理天下不得不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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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路里的这种社会变迁相比，作为早生的观念，《春秋》讥世卿，已表达了儒学以“尚贤”为义所固然和理之应有的政治理想。孔子说“选贤与能”，孟子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1]。要义都在于放开贤路和“立贤无方”。因此，由世卿变为选官，引此以为理路，便是由世及变为尚贤。汉代始行察举取士，而多以“贤良方正”为名目，正可以看到理想政治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和规范。顾炎武说其时的“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2]，则察举之能够成为一种制度而用来选贤选官，皆本乎以名荐人而又循名责实。以名荐人，说明了名常常走得比实更远；循名责实，又说明了名实之间会有不能贴合和不相对称。两者都反照了名实的异同，从而两者都反照了存在于察举制度里的无法密封的空隙。因此，当“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至“好为苛难，遂成风俗”之日[3]，常常是“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演为积久而成的时趋[4]。虽说“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都属名实不能相印，但前一面犹能砥砺风节，后一面则淆乱真假，并因淆乱真假而淆乱了旨在举贤的选法。之后是世风与选法交相变迁之下的名实相悖和循名不能责实。迨魏晋之后，“荐举征辟”与“九品官人法”相嬗递，以名荐人已骎骎乎日趋而日归于以族选人，随之是“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皆穷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势）族”[5]的两头截然界分之中。世家多上品，其初始的渊源应当来自于世家更重子弟的养和教，因此世家子弟大半更加可观。但当选官与家族的依连一路固化而深度板结，致“州郡大吏，但取门资”[6]成为一种长期性和普遍性之后，儒学以“立贤无方”为贤人政治题中应有之义的道理，便在南朝与北朝的选官过程里都由奄奄一息而荡然无存了。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始于“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自身在两头界分的固化板结里内外俱困而四面支绌。而后隋代继起，“罢九品中正，选举不本乡曲”[7]，并因此而使行之已经数百年的察举制度不得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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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与公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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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罢九品官人法，同时废置州郡长官辟除僚佐的旧制，“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咸归“吏部所掌”[8]。而久分之后此日天下重归一统，又决定了随土宇的廓大而不能不大幅度增多守土和治民的地方官。因此，比之南北分据时代的小朝廷，则一统之后的大朝廷显然愈多选官的急亟。一则记载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往秋还，鸟聚云合”[9]，另一则记载说：“（隋）炀帝始置进士之科”[10]，以“分等”取士。前一面写照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场面，后一面记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科目，而两者之要端皆在考试。若就先后论始末，则察举之日已曾兼用过考试以分高低的办法，但数百年之间其法一变再变，遂成前之考试不同于后之考试。后人概论其间的变迁之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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