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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一直都不太喜欢蒋介石，这种情况，到1936年才有所好转。外国军界要人觉得，蒋介石只是个懂得见机行事的政界人物，以他的能力，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军事领袖还差很远。可是他却有独到的眼光，经常会发现一些有能力的政界人才和军事人才，然后将其笼络到他的麾下，为他服务。很多时候，他会把权力放给下属的专人，对于突发事件，他们可以进行灵活处理，他的直觉很强，这是他的又一优点。日本大举侵犯中国时，给了中国很大的压力，他在这种情况下，以飞快的速度，对国际事务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蒋介石终于成长了，他从只知重视局部变得能够统帅大局，从只会领兵，成了一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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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的那些日子中，政变快得一场接着一场，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我那时总有种奇怪的想法，觉得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前的法律都已经不复存在。很多人来到香港，在这里躲避灾难，许多颇有威望的人物也一个接一个地赶到。他们在香港转了一圈之后，又高高兴兴地跑回广州，只是做了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秘密谈判和让步。我向来不关心中国的事情，对那些情况也不太了解，可就连我这种外国人，也能感觉出这里即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海的情况却又完全不同，所有和我说过话的人，除了索克斯之外，他们都觉得广州的状况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反叛运动在广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么多年了都是如此，其实他们只是在不停地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说实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1926年春天时，对于国民革命运动，上海人民的看法大致都是如此的。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在这一年的9月，先后被国民党人攻下。当初，被人嘲笑的国民党人，又在1927年春天，占领了南京和上海。1928年6月的时候，他们已经统治了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所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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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北方三年后，那些疯狂的国民党人开始指责我，他们说我“从到达广州的第一天就开始制造谣言，恶意中伤国民革命运动”，这让我无比愤慨。那以后的两年里，南京政府一直在试图将我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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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阅了大量的采访笔记，这些笔记由于时间太长已经发黄；查阅了《广州英文日报》和我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我都剪下，保存了起来；查阅了稿子的复件，那些稿子有的投到了香港，也有的投给了美国新闻故事杂志社。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了，做错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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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个外国人的动机有多好，他都不可能总是正确。我始终相信，发生在广州的事情必然会导致一场巨大的变化，它一定会成为我新闻工作生涯中最大的新闻故事之一。虽然我因为不会讲广东话，不认识中国文字，而在采访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虽然对立的集团和他们的领导人的想法毫不相同；虽然我会因每位领导人都不愿意谈及事实真相，而很难分辨出事实的真假，但我都坚持自己以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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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以后，没多长时间我就来到了香港。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被我以八折的价钱退了，尽管还有很长时间它才会作废，甚至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已经把“中国故事”当作是我生下来的一只鸡蛋。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一直守着它，直到它变成“小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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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发动了北伐战争。假如当初没有苏联的帮助，这场战争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可中国最后还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难以计数的中国人的性命、大笔的财物、连续多年的战争，还有长时间对每个外国政府的不信任，恰恰中国当时正是迫切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来自外国政府的友情和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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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最终参与了这场战争，这是孙逸仙博士极力促成的，它也被作为孙博士的遗产留给了中国，跟蒋介石则毫无关系。1925年，孙逸仙在北京逝世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不同意帮助中国，他接着又请求莫斯科，希望他们可以给些帮助。他曾经以为日本可以和中国成为朋友，可以向中国施以援手，可后来他明白了日本的企图，计划也就只能搁浅了。孙中山在无奈之下，只得秘密给华盛顿提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建议，如果当时华盛顿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很可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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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达广东的那几个月的时间中，这件事成了当时的新闻，也是我得到的最具影响力的独家新闻。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和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首先把这条消息刊登了出来，美国人对此却视若无睹。这件事传回广州以后，人们觉得它肯定不存在，而且十分痛恨这条消息，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却又悄无声息了。情况是这样的：那些官员们发现，这件事的资料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国务院里都有保存。之前他们认为是“编造”的消息，原来早就有官方档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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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和未被公开的国际消息有联系，是一个广州官员讲给我听的，他当时正不走运，经常受到其他官员的挤压。这位官员那时正在香港，他憋了一肚子的话想找个地方发泄。他指责国民党的领导时说：“该死，这群中国赤党。”他难以抑制自己怒不可遏的情绪，脱口而出“与俄国人交易”的事，还说到了孙中山对这项交易已感到后悔。交易中提到，国民党会接纳一批中国共产党。那位官员说，孙中山为了让中国得以解放，摆脱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控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同意派军队帮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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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官员还告诫我说：“你不准引用我刚才的那些话。话又说回来，这也不是捏造出来的，你想了解真相可以去找杰克斯，那些资料都在美国领事馆保存着。”我一直没有提起过这个人的名字，他目前（1943年）尚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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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杰克斯，问他关于孙中山和美国的事，他当时是美国驻广州的总领事。他一听见我说此事惊讶极了，然后绕开话题，就是不提这件事。我又告诉他关于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整个经过，但是对于消息来源人的名字却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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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之后他说：“你可以把听到的消息内容讲给我听，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我就告诉你，但是文件我不能拿给你看。”以下内容是经过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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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自始至终都希望，他的政府能够得到美国和英国的首肯，成为中国公认的政府，并且希望能从这两个国家得到一些财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帮助，让他能够通过战争征服全中国。可遗憾的是，他和这两个国家谈及此事时，他们总会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所以他又把目标转向了俄国，希望能得到应允，结果俄方很快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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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博士终于觉醒了，时间是1923年年底。国民党中间的共产党员，使尽浑身解数想让国民党朝着极左的方向发展。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培养了几百名中国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尝试着各种方法，想让中国的这场运动与影响到全球的共产主义事业相融合。从这点出发，孙中山觉得中国将来的幸福和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也许要由莫斯科反对帝国主义的总体构思来决定了。在这关键的时候，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博士访问了中国，时间是1923年年末。孙中山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请求会见这位公使。之后，两人举行了秘密会谈。会晤时，孙中山向舒尔曼博士提出要求，希望他把美国总统请来和这些条约国进行商谈，条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几个较小的国家，看他们是不是同意一起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干涉，时间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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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项干涉，孙中山还表示，他会通过正式倡议的形式向各个国家提出邀约，并且愿意为引导中国人民与这次干涉通力合作倾尽毕生精力，做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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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先做好了各个细小环节的弥补工作，并且对提议做了详细周全的设计。孙中山向那些条约国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同时派出军队，接管各省省会事务，并且用军事方法对铁路、河流、港口和电报进行管理；希望美欧各国委派一批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和其他培训顾问来中国进行帮扶工作，时间是五年；希望他们派出的行政专家，不但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最高行政机构，让它可以正常运作，而且要在中国各地设立地方政府，并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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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军阀和土匪五年内可以被外国军队管制，孙中山想，这样的话，中国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最起码会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社会治安也可以有所好转。他还提出，中国一定要在提议提出的第五年年初进行全国和省内选举，待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后，各国帮助设立的各级政府应把权力一步步地退还给中国人选出的各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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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虽然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也和欧洲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有过交流。可是欧洲各个国家的领导同样不热衷于这项提议，对这件事都没有做过认真思考。他们曾经在西伯利亚地区做过提议中的联合武装干预，当时的工作开展得步履维艰，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次干预使欧洲几个大国备受打击，以致他们每当听说相似的事情时就会有些害怕。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同意了，面对这么艰难又繁重的提议，美国国会的参议员们和英国议会的议员也肯定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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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23年时，面对各国这么大力度地对中国的扶持，它也仅仅提出了一些作用不大的非书面形式的反对意见。如果当时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得以实施，也许远东地区的态势以及各国的历史都将改变，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曲折。而“九一八事变”也不一定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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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1925年1月的时候，也就是他逝世前两个月，又一次请求各国政府考虑那个提议，可还是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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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在1926年中，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能制造出轰动世界的新闻。这些新闻的级别超出了一般范围，甚至在国际事务报道中都很难遇到。沙面岛当时作为外国人的地盘，随时面临着恐吓，美、英、法领事馆发出的通知让人已经司空见惯。每次通知一发出，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急忙把洗漱用具和干净衣物装在一个小包中，时刻做着登上军舰逃生的准备，外国军舰一直在沙面岛的码头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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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岛如果在那年夏天受到攻击，岛上的驻守士兵绝不会顽强抗争。他们即使抵抗也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让非军事人员可以登上军舰到香港去。当事态紧急时，他们也会一边顺着河流往下走，一边抵抗。至于攻入沙面岛的中国人，美、英、法、意是否会让远东的海军过来把他们赶出去，这个问题是政治和海军事务的秘密，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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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又想起那件事，显而易见，广州的指挥者们的确不愿和任意一个外国势力产生矛盾，他们都在忙着掌权。但他们身不由己，硬是被身后的两股力量推向了这种矛盾。这两股力量，一股是苏联组织者，他们想把整个远东作为战区，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股力量则是香港的罢工者，他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无比，可又没有知识，不明事理，到现在仍然在极力地反对英国。这些香港的罢工人员大多一文不名，急于求食。1926年6月，粥厂仍然每天供养着四万罢工工人。由广州市政府和国民党共同组织的粥厂，每日提供两顿饭。这里每天都要花去七千到一万美元，当时，这里一年的开销已经将近四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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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者的实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到后来，他们居然有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罢工人员的案件，不管案情的起因是什么，广州的其他法庭没有权力进行审判。所有从香港携带违禁货物的中国人，都要经过罢工者私下开设的法庭审判。处罚有小数量的罚款，也有数量巨大的罚款，最严重还会被长年囚禁。被审判者没有可以上诉的地方，一经宣判就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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