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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授权书在周一时交到了我手中，一切好像并无异常。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认识到，对所有的协议和法律文件都不可疏忽，一定要经过反复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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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中午12点半的时候，柯乐文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地点跟我再见，并祝我万事顺利，又为自己的仓促离别表示歉意，并说他们订的下午一点半的火车去天津，太太和孩子正在外面出租车上等他，他必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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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乐文刚走五分钟，他的信就由一个中国雇员交到了我手中，信中直接写到，我们当时达成的协议赋予我的权力“只包括新闻”，并说明社论全部由身为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写作。这个人其实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书记，那才是他的正式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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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那封信后，立即变得怒不可遏，马上跑出办公室，穿过院子，冲进了柯乐文的私人办公室。他正在拿着新做好的大衣，努力地往身上套。我气冲冲地对他说，等我整理好东西，立刻就走。他听了又开始苦苦哀求，还哭了起来。我竟然不知悔改，又一次妥协了，最终答应他留下来。不过这次，我们在决定留下之前重新拟定了份协议，并找来了证人，双方当着证人的面签了字。新协议中规定，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和内容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掌控权；还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在发表任何一篇社论之前，关于社论的方针和表达一定要得到我的认可，不然的话，任何评论都无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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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格的检查规定，致使柯乐文不在的八个月左右时间里只发表了三篇社论。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重要事情，而且每一件都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遭到了爱德华兹的反对，他不同意发表，同样，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准他在报纸上刊登，他的那些看法我也无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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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天，北京出现了怪异的局面，政治权力好像暂时不存在了。外国各个公使馆及大使馆和从前没什么差异，只是北京政权已经根本算不上是全中国的政府了。外交部虽然是各国外交官刚刚上任时存案以备查考的地方，但这些官员都认为“北京政权”的适用范围只在城墙外三十英里以内。外交部只不过是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的地方，当时再没有其他作用，就连这些文件也只是法律和外交的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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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周围经常出现战争事件，传说中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最终被战争逼到了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在那场战争中，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伙打败了冯玉祥。我9月到达北京的时候，吴佩孚原在汉口的地盘刚刚被北伐军占领，他败在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手下。张作霖是满洲公认的第一军阀。当时北京的实际情况其实就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两人联合掌握着政权，这个政府才是各国政府认可的中国政府。但吴佩孚在汉口的失利让张作霖钻了空子，让他有机会独自一人夺取天下。他果然在吴失败后没过多长时间就采取了行动。吴佩孚被迫往西退到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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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内的外交以及社交活跃分子依旧停留在北京饭店，他们仍然整天忙碌于吃饭喝酒及寻欢作乐，表面看起来世界是如此太平。过完年不久，这里刚刚发生过激烈的战争，那些有身份却只知道纵情狂欢的外国人也亲历了那次战争，听到了当时如雷的炮声。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国内战的态度，还是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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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外交部长是顾维钧博士，他在执政高级官员中虚有其表。有一次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外交部去一趟，当时正是早晨，柯乐文已经离开一个月。外交部大楼高耸华丽，四周有围墙环绕，广场上宽阔清静。到达后，我就看见顾博士正在那气呼呼地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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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声喊道：“你刊登这么篇文章想干什么？”他猛然抓起桌上放着的《英文导报》，那是早上刚刚出版的，指了指上面的一篇文章，使劲甩了几下，塞到我面前。那篇报道写的是，中国欠了外国贷款，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可仍然没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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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他火气还大地反问道：“你这样又是什么意思，我发表一篇新闻，难道也要你指指点点吗？”“柯乐文说过不会对这件事进行报道的。他用一堆毫无价值的股票换了我一万五千美元当作他的工资，并且回了美国，可现在竟然说话不算数。”顾博士又高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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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费力就知道了柯乐文那笔所谓工资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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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协议中柯乐文授权给我的事告诉了顾博士，告诉他我对《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决策拥有最高控制权，对我不喜欢的社论也有不予发表的权力。听完这些，他的怒气才小了点，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了已回美国的柯乐文。我们说了会儿话以后，空气变得缓和下来，顾博士不再像我刚来时那么严肃了，态度谦和了许多。在谈话过程中，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情况。在后来的时间里，他讲的这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后来再也没有要求我对新闻做不该有的改动，也没有要求过我不准发表某个新闻，尽管有时我发表的东西也有可能会触及他所在政权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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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经常会有胜利的消息传来，而北京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国民党当时正在实施亲共政策，和共产党走得很近，对外国势力的排挤显得尤其严重，经常会采取一些凶残暴虐的手法对付外国人，特别是教会和传教士。这种做法，最终激怒了美国、英国和其他条约国。每个国家立即开始着手安排防御措施。在上海，仅英国和法国租界内调来的部队就已经超过了两万，这只是第一批，还有正在路上的后援陆续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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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英里左右的上游地带还停着两艘舰艇，那是日本的海军部队。他们只要听到枪声就会抓紧时间到达交战现场，急切地想和中国的军队打一仗，可战斗已经结束。日本的两位舰长由于没有赶上这次战斗而非常后悔，竟然还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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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是当之无愧的重大新闻，为了突出，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着力描写，在《英文导报》头版八栏都使用了大标题，导语用的是粗体字，还是双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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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天就被请到了柯乐文的私人办公室，进去便见《英文导报》的三位董事坐在里面：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和半教会性质的华北语文学校校长皮特斯博士。看来好戏要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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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担任三个人的代表，他开口说道：“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英文导报》被你弄成了一份不可原谅的报纸，你还故意夸大事实，我们对你的这些做法感到不满，表示抗议。你不但把南京事件放在头版，还用了使人震惊的大标题，你必须负这个责任。即使你要报道这件事，也只能把它放在内页，使用单栏标题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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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怀疑自己的听力，无法确定这些话的真实性，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他们重新说了一遍此行的目的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像给小孩子讲道理似的，我开始慢慢地和他们讲解。我说这条新闻绝对是最重要的。用美国军舰打中国人，这是自义和团之乱后二十六年来第一次，这么重要的事当然应该占头版。这条新闻在美国和欧洲也肯定会被安排在最显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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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南京事件一定会伤害到中国人民和美欧人民之间的感情，这样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事业的发展，如传教、办学校、办医院等。因此他们觉得，像这一类的新闻一定不能报道，即便报道也要尽量不能让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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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改变不了我的想法，形势搞得非常紧张，几乎一触即发。最后，我只得拿出当时和柯乐文签好的书面协议，里面明确写着由我掌握着办报方针和新闻版面的绝对权力。我对三位董事说，他们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二十四小时以后我就离开。他们若是还要用董事的身份正式抗议，我就马上辞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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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直到第二年春天以前，我再没有见过那三位董事。后来那次见面是因为我有件急事找了他们三个人。我怕事情会影响到报纸的存亡以及柯乐文本人的名誉问题，所以一定要和他们当面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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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和北京《英文导报》以及该报代理总编的关系密不可分。1927年春天，苏联大使馆受到一次侵袭，这是事件的起因。张作霖大帅当时已经从满洲迁到北京，他掌控着京津地区的一切。出身苦力、名声坏透的张宗昌是张作霖的盟友，他占领着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山东省。上海和南京则由蒋介石掌控着，长江下游的人力和钱财来源都由他掌握，他当时正在与汉口的中国共产党瓜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强国和中国政府都开始怀疑北京使馆区内的苏联大使馆。他们认为，苏联使馆内藏匿着大批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一定在四处谋划，不只反抗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坚持反对各个缔约国所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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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使馆区当时的要求，不允许带有武器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各类军警人员进入大门。有中国政府要员进入时，可以带着保镖，但武器一定要暂时扣留。各个缔约国的大使和公使们虽然怀疑苏联使馆，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办法组织武力进行侵袭。他们只好暗示同意张作霖的部下进入使馆区，对苏联使馆实施了突然袭击。而其实苏联使馆还拥有着法律赋予的不容侵犯之外交豁免权。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躲在里面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这次突然袭击搞得猝不及防。苏联人曾试想毁掉那些文件，可仍然被政府搜出不少。使馆房屋外有设计好的机关，他们想利用机关把文件放进壁炉中，然后倒上煤油销毁，但不幸被中方军警发现，用水浇向烟囱，把火熄灭了，文件最终没能全部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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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动逮捕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捕者不断地叫骂，可还是被中方人员拖出使馆区，带到了中国管辖范围。两名漂亮的年轻女性也在被捕之列。中方把所有的被捕者都关押了起来，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对他们进行百般折磨，想从这些人口中得到他们同党的名单。这些被捕者最后全被吊在绞刑架上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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