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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观察和思考之后，给张作霖写了封信，信中拒绝了他的邀请，并为不能答应他的邀请表示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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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年8月份时，我必须得承认，要想在中国找一份自己愿意干又能挣钱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我发了很多电报和信件给美国的报社及通讯社，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驻远东的差事，结果都是徒劳。鉴于这种情况，我打算回一趟美国，去那边和某家报社或是通讯社的领导进行面谈，待他们同意后我再回中国驻地。可是每当我一想起必须离开中国，就有些不舍。说实话，我总有些担心，一旦到了美国就会被某家报社困住，脱不了身，所以对回国的情况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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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那天，天气异常炎热，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下午时分忽然有人告诉我有我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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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中传来对方的声音：“我是弗雷德瑞克·摩尔，现正在北京饭店。你忙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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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忙，整理行装也算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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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是你目前找到工作了吗？开始上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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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吗？当然没有了。我打算回美国，不长住但需要待段时间，我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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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不想加入《纽约时报》，继续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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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我想不想？摩尔，你能不能不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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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一边大声笑着一边说：“那你能过来一趟吗？我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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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我十分钟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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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北京饭店，摩尔看到我就说，他在电话中提到的工作其实“只是一份兼职工作”。我找到工作的愉快心情一点也没有因为这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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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你每星期只能拿到五十美元的报酬，至于能在这干多长时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主要得看你工作表现，还有这里事态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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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是于1927年年初，将弗雷德瑞克·摩尔派往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租界的兵力相对于国民革命军强大的势力来说，显得十分薄弱，各个缔约强国，面对这种形势只好赶紧调来大批部队支援驻防。《纽约时报》在这时候也愿意摩尔长期留在中国的。摩尔说，中国的事情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可是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要回美国上学，他太太必须和孩子们一起回去，这里就只有他一人了，他和太太都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所以决定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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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因他一再坚持只好同意，不过发来电报要求他在回国之前为报社选好两名驻华记者，一人负责华南及华中事务的采访，留驻上海；一人负责华北及东北事务的采访，留驻北京。他已经找到留驻上海的合适人选亨利·F·密斯威治，然后来到北京找寻合适的留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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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和我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他当天晚上就给报社发了电报，汇报驻京记者的事。摩尔和我在十五日上午都收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的电报，批准我成为报社的驻京记者。驻京记者一直都是我最理想的工作之一，真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我和《纽约时报》的合作很快乐，而且一直持续到1941年8月。我们之间的合作纯属偶然，机缘巧合而已。《纽约时报》对我的了解应该仅限于摩尔的电报，如果他们还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情况，那只能说明报社已经到《洛杉矶时报》或北美报业联盟调查过我的经历。我从来也没有去过纽约，也不认识一个《纽约时报》的人，甚至离开美国以后我都没有看过这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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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瑞克·伯查尔是当时《纽约时报》的代理总编，他的工作能力很强。他提出的要求非常简明：尽量去挖掘新闻的真实情况；只要是事实都可以刊登，美国的错误也不例外；我们不对新闻进行评论，“这是社论版的职责”；我们不花费钱财去重复美联社可能已经报道过的新闻；不报道有疑点的新闻，如果疑点本身就是新闻才可采用；还要记住，“即使没有新闻，也不要发错误的新闻，然后再去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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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要求没有那么多的束缚，这真是我没想到的，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适合我的工作了。在接下来和报社合作的几年中，我刊登出来的新闻，报社从没有否定过。报社总会在我受到攻击时，不管个人攻击还是官方正式攻击，他们总是会给我很大的支持。每次我发现一件事即将发生，应该外出采访的时候，报社总会给我自己决定的权力。只不过有一次情况特殊，我会在后面详细说明那次痛苦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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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当起了合众社驻北京的记者，所以他早已经称得上是中国事务的行家了。1915年时，他曾经独家报道了一条消息，消息的内容是，日本向中国提的二十一条要求，人尽皆知，这二十一条都是无理的要求，可由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讲没有这事，合众社训斥了摩尔，并且把消息也扔到了垃圾中。当然，这件事我只是听摩尔讲的，并没有对它进行过调查。他在给了我很多建议之后，就把我一个人丢下，自己乘船回了美国，剩下我在中国听天由命。让自己在报社站稳脚跟的过程既长远又困难重重。纽约总部在开始几个月的时间里既不批评我，也不表扬我，让我摸不到方向，整天忧虑不安。美国那边每隔十天都会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都是三到五星期之前的《纽约时报》。我每次除了招聘广告之外，基本上都会一个字不差地看完每一份报纸。当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报纸上的时候，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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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登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篇关于北京秋季赛马会的报道，篇幅很短，只是一篇花絮而已。报道是我邮过去的，没有发电报，因为它不是什么重要新闻。城墙外和颐和园之间的地带，西山脚下，就是北京赛马场。中国军阀正在开战的时候，相距十五英里左右的赛马会也开始了。在马会现场，人们可以听到战场上传来的如雷炮声，就连空气都被震得有些发抖了。可这边的中国官员、各国的外交官、军官和中国的有钱人仍然在毫不慌张地喝着鸡尾酒，吃着户外午餐，还看着赛马。这个景象让我感触很深，所以就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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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我去了“满洲”的大连、牡丹江、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又经过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到了位于松花江南的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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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满洲”回来我就收到了电报，是纽约总部发来的，要求我对山东的饥荒情况进行调查。据说山东有五百万中国人正处于饥饿状态，几乎到了将要饿死的程度。报社被要求公开资助一项运动，要在美国多筹集一些资金以赈济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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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浦铁路线按理说该一直延伸到长江北岸的浦口，也就是南京的对面，可是闹饥荒的时候，京浦铁路线南段的大部分是由国民党人掌控的；约有八十八英里的路段由张作霖控制；天津到山东南部的一段则由张宗昌控制。张宗昌身为山东部队首领，掌握着三千万人的生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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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乘火车到山东首府济南大约要经过三百英里多点的路程。出发前有人提醒我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食物，还要带着毯子和睡袍。食品我准备得很充足了。至于毯子和睡袍，我觉得有了豪华卧铺车厢的车票应该一切齐全了，所以就没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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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下午2点坐上火车的。到了车上，我才发觉所在的包间中，窗户都已经不完整了，通往走廊的那个门也坏了，关不紧。离我比较近的这一面的车厢门只能半关着，上面连接门和车厢的装置被拧坏了。当时正是严冬时节，车外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门和窗口处一直有凛冽的寒风刮进来，中亚地区冬日的严寒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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