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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白人中有很多漂亮姑娘离开北满洲的哈尔滨，来到天津加入了舞女、餐厅侍女、情妇和妓女的行列当中，大约有数百人，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满足这里的需求。当时天津差不多有一百万人，他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驻后最为繁盛活跃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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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说海军陆战队员只顾着疯狂地玩乐而懈怠了军情，他们的纪律十分严格，从没有放松警戒，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其实他们大多时候都在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夏天时，天津炎热无比，人们呼吸都有些困难；冬天时，这里不仅风大而且寒冷异常，每年几乎有三个月的时间，冰面都很厚，可以滑冰。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美国军队在租界的周围修建了繁杂的战壕和工事群，在租界外形成了有力的保护网。这个艰巨而繁杂的工事任务如果交给中国的劳动力，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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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尔之所以很受属下官兵的拥护，是因为他以身作则，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官兵还要高。他不相信鬼神之说，思想活跃，反应快，思路清晰，说话时又猛又急，言辞粗俗，但是从来不喝酒。他的下属都觉得巴特尔对他们的工作了解得非常清楚。有个仓库在1927年圣诞时着了火，陆战队员们轮番上阵进行灭火，巴特尔也和他们一起艰苦作战了二十四个小时。那天，天气出奇得冷，他却热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距离着火地点不远处有个弹药库，当时非常危险，在路过的时候，巴特尔却走在队伍最前面，和他的队员们一起称赞上帝，咒骂这场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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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天，我第一次找到机会能够认识那些美国士兵，而且同时以个体和整体两种不同的形式认识。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而且在中国的那么多年，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就是在感恩节、圣诞节或是新年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接受别人的邀请。在这些节日里，我会把海军陆战队员们请过来，满满地坐上一桌，我们一起吃顿饭。我的请客原则是：从美军情报部找一些不认识的人过来吃饭。负责找人的军官要按照我的要求：这些人一定是没有被别人请的，太客气的人不请，不论我请他们喝的是鸡尾酒还是掺了苏打的威士忌或白兰地，他们都不能在意，过于高兴时会乱砸东西的人也不能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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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些聚会中认识了很多人，我和他们大部分人的友情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日本人在菲律宾巴丹省的战争而不幸丧生，使我们的友情不得不结束。美军第四团部队很有名气，他们原来一直驻扎在上海，后来在撤往马尼拉途中经过巴丹的时候，遭遇了日军的埋伏，他们奋力抵抗，直到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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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在天津危机过去之后就离开了。天津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景象，变得黯淡无光。我专门从北京赶到了天津和这些部队说声再见。陆战旅离开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天津中国商会的五个代表要见我。见面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帮助他们收回欠账，他们还带来了两只大箱子，看起来挺有分量。他们告诉我说，很多陆战队员都没有把欠下卡巴乐和酒店的钱还清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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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带来的那两只箱子打开让我看，里面放的都是欠条，全部加起来不少于一万一千美元，不过那都是按中国货币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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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便从箱子里拿出一沓欠条，上面写着：“十张舞票，一元。”“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六角。”“四杯啤酒，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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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速翻看下面的署名，用了很多笔迹也写着很多名字，有“赫伯特·胡佛”，他当时是美国商业部部长，后来当上了总统；有“柯立芝”，当时的美国总统；有“斯梅德瑞·巴特尔”，当时的旅长；“乔治·华盛顿”；有“卡瑞·纳辛”，美国极端宗教人士中反对酗酒主义者；还有“众议员沃尔斯特德”，美国众议员中的禁酒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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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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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报道济南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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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到达了北方，时间是1928年4月，并且按照计划顺着津浦铁路平稳北上。津浦铁路南面的终点是和南京隔江相对的浦口，它位于长江北岸。“满洲”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山东军阀张宗昌以及孙传芳元帅共同担任北洋军的战地指挥官。北洋军接二连三的败仗使他们在战场上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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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战争发生没多久，竟然有超越内战范围，演变成国际冲突的趋势。这种新局面的产生主要是由日本引起的。中国外交部4月20日突然接到了日本政府发来的通知，说日方已经下达命令，要求日本驻天津租界军营的三个步兵连从天津出发通过铁路到达济南，另外还有五千名士兵会从日本出发沿海路到达青岛，尽快控制住连接青岛和济南的胶济铁路，这段铁路足有两百八十英里长。中国政府对命令中提出的军队调派立即表示强烈抗议，指明日本这种做法已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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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部队这次调动的依据还要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有几名德国传教士死在了山东的战略腹地中。当时德国正在忙着和俄、英、法为了瓜分中国而争斗，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称为谋取“势力范围”。德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地盘，正在紧急寻找远东地区的军事要地，包括陆地和海上的。传教士事件发生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契机，用武力要挟中国将胶州湾和青岛港移交给德方，并要求取得修建胶济铁路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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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向德军发起进攻。德国海军受到了严重创伤，就连军事戒备严密的青岛也被日军强攻了下来，日军马上进入了山东。《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日本都有继承权，于是日本的几千名普通老百姓也搬到了山东，他们或在这里居住或从事商业活动。中国当时已经对轴心国宣战，当然会认为这些规定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所以坚决不答应在条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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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放弃了很多从德国继承来的特权，而且决定以四千万元的价格把胶济铁路卖给中国。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笔款项由中国当局通过发行特别债券的形式支付，年息百分之六。这些债券的全部利息，直到1928年时仍然欠着没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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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国际联盟上书，对日本派遣军队进入中国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而日本鉴于前面所述事实，再次强调他们向山东派兵是有理可依的。同时，日本还指出，国民革命军在北上途中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一直过于偏激，还采取过火行动，尤其是1927年3月发生的南京事件，最后引发美英两个国家对南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轰炸。除了这些，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也是国民革命军运用暴力手段夺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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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抓住时机，趁一致对外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争战最激烈的时候，迅速将势力扩展到山东地区，这种行为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于是，4月29日的时候，我买了火车票离开北京去了济南。到了天津我才知道，最远只能到达黄河北岸的德州，再远就过不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只盼望着能够有条轮船可以雇用，或者是舢板也可以，只要能到河对岸就行。可是没有办法，这里戒备森严，我等了好几天都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又回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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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又停留了两天，期望能有办法从海路过去。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可以到达青岛，通过陆路绕到沈阳，然后到大连，从大连向南经过四百英里水路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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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还是等到了上路的机会，乘坐一艘客货两用船走的水路。这是一艘叫作“天鸟丸”的小型的日本轮船。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臭鸟丸”，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它的意思了。这条臭气熏天的“小浴盆”摇来摇去地晃了二十四个小时才到了大连，从海河出发，沿途经过了烟台湾。之后又在大连待了一天，改换另外一条船到青岛，也是日本船只，这一段又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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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在大连时对山东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里的日本军队和相邻的陆军总部都告诉我，他们也对山东的事情毫不知情，我觉得他们这话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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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5月9日周三时到达青岛的，这里的情况十分凶险。青岛港已经被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市内的大街小巷都有他们的士兵在来回巡逻。市区人口当时差不多有十五万。海湾处在群山围绕中，周边布置了几十名日兵把守，海上有八条满载士兵的运兵船，还有十一条满是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货轮也停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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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状况在报社记者眼中实在是有些让人不解。这里只有人们相互间传播的消息，当然这些消息都是不确切的，除此之外没有一篇正式的新闻报道。从5月2日起，美国及英国驻青岛领事馆就和驻济南领事馆失去了联系。北洋派很多在青岛的中国官员不是毫不知情，就是完全改变了平时的态度，开始说话谨慎，严守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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